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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六司因國家凋敝而裁撤，今天下一統，臣以為應該復起舊制。”趙崇凝建議道。
趙崇凝的建議得到了一致認可。
李曄也就順水推舟，同意恢復六部，不過三省的職能已經由政事堂、樞密院代替，沒必要恢復了。
如今大唐百廢待興，的確需要六部各盡其能。
六部從隋朝設立之后，一直沿用至后世，還是有其合理性的。
不過都、鎮概念的提出，引來眾多爭議。
很多長安籍官員覺得汴梁作為逆梁都城，最多也就是個府，不應該成為都，而大唐正統的東都在洛陽。
其實此事李曄考慮過，洛陽屢經戰火，人口被唐軍劫掠，后梁軍反攻，屠殺一次。
再后來晉軍打過來，又屠殺過一次。
唐軍攻打洛陽，投石、火油，幾乎又把洛陽洗了一遍。
早已不是當年的東都，城池宮闕盡毀，人口凋零，想復其舊觀，投入太大，等同于再造一個洛陽，李曄拿不出這個錢來。
而汴梁被朱梁經營多年，里應外合被攻破，城池宅邸都沒有遭受破壞，中原地區的人口也被保留下來。
以汴梁為都，還可輻射山東、魏博、淮南、淮西等地，地緣比洛陽高了不少。
同樣，太原、幽州、升州、廣州，都是經過地緣、政治、經歷、軍事等一系列的考慮，據此一城，便可輻射周邊廣大區域。
現在也只是把治政地位提上來，真正的建設，還要等以后。
最后在張承業的建議下，李曄把洛陽升為府，朝廷直轄。
討論最多的還是遼東、天山南北、吐蕃、漠北、河中四地，文臣們認為，自龐勛之亂以來，中土大亂將近五十年，人口大幅度下降，應該刀兵入庫，馬放南山。
趙崇凝最為激進，“遼東野蠻剽悍，吐蕃山高民稀，漠北風沙苦寒，天山異域遠隔，河中鞭長莫及，此五地得之不足以養民，耗費國力，勞民傷財，窮兵黷武，隋煬帝殷鑒不遠。”
他的意見就是士大夫們的意見。
認同者頗多。
當年的大唐也是兩代人幾十年的努力才平定這些地方，僅一個遼東，就耗費隋唐三代帝王之力。
趙崇凝直接把李曄比作隋煬帝，令李曄一陣惱火，但打又打不得，罵又罵不得。
問題在于，現在是叢林時代，你強大了不打別人，別人強大了會不打你？
阿保機動不動侵入河北。
當年的吐蕃南詔也是如此，虛弱時，就低頭舔舐傷口，強大了，或者大唐虛弱了，毫不猶豫入侵。
當然，趙崇凝的考慮并非全都出于公心。
而是現在將軍們在民間、朝堂的地位全面超過文人，他們如此提議，也是為了限制軍人的權力進一步擴大。
畢竟唐末武人們的騷操作，讓每一個人都毛骨悚然。
李曄堅定道：“朕意圖重振大唐，遼東、漠北、西域，皆是大唐故土，西域來往商路每年幾百萬兩金銀，朕豈可坐視他人得之？契丹、漠北皆是中原之大患，今我強彼弱，我不伐他，難道要等他們強大攻我？至于耗費國力，諸公大可放心，朕非是窮兵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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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之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大秦滅六國，遠交近攻！
大隋破突厥，分化離間！
像隋煬帝那樣霸王硬上弓，只能說是蠻干了。
也難怪別人高句麗不肯就范。
大唐橫掃八荒，靠的伐謀伐交伐勢。
哪一次出兵不是一堆小兄弟們屁股后面跟著？
夫戰者，非利不動，非得不用，合于利而進，不合于利而止！
戰爭并非是越打越窮，蒙古不就越打越有錢嗎？
后世常說謀北方大國為戰爭民族，李曄覺得戰爭民族算個屁，充其量不過暴兵暴裝備而已，中華民族才是真正的戰略民族，五千年來，少有不打仗的時日。
李曄懶得跟他們廢話。
如今大唐的將士跟當年的武人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
新生代的將領，都經過忠義堂的熏陶，宣教使對其做過評估，還有皇城司暗中監控。
武人根本沒有作亂的土壤。
張從武能成事，靠的只是本部百余牙兵與外敵勾結。
這么多年，唐軍沒有一起動亂發生，已經說明制度的合理性。
而且在李曄可以提高將士們的社會地位之后，反而能對他們形成道德約束力。
愛惜羽毛不是文人的專利。
誰也不愿被人當成丘八下三濫不是？
還是那條原則，文人治政，武人治軍，有矛盾可以來天心閣求同存異。
但是國策不容商討。
必須執行下去，趙崇凝的清流士大夫團體不能代表整個大唐的利益。
也輪不到他們說了算。
“此乃國策，就算朕不能實現，兩代、三代、四代也必須實行！”李曄差點就要說這是憲、法了。
其實過了蔥嶺，全是水土肥沃的牧場、耕地，河中、七河流域，在此后千年里不知滋生了多少國家。
傳統文人到底還是差一些眼界。
好在武營出身的新文人們在李曄的培養下，眼光開闊了不少，不再局限于中土的一畝三分地。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也許現在的大唐無法有效統治這些區域，但也不能讓這些地方成長出大唐的敵人。
軍略之事，李曄不再討論，只是拿出來打個招呼。
接下來就是全國的政事，最主要的問題還是人口。
沒有人口就沒有發展潛力。
盛唐天寶年間人口達到峰值，八千多萬，此后一系列的戰亂，人口銳減，經過唐末武人們以及黃巢的騷操作，大量人口被殺被吃被餓死，到現在跌入低谷。
朝廷鼓勵生育，關中、河隴、荊襄人口有了長足發展，初略統計一千三百萬。
全國人口除福建外，估計有兩千七百多萬。
也就后世一個超級都市的人口。
發展潛力巨大。
鼓勵生育就是現在最重要的國策之一，也是地方官員政績的側重點。
李曄與眾閣臣在天心閣提出目標，政事堂、樞密院解決問題。
漢初無為而治固然很好，李曄覺得那是行政效率不高導致的，經過了一千三百年的發展，文官系統已經足夠發達，能夠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