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正道看到吳精的表情就想起了后世那個經典表情包“賤不賤啊”，不由笑了起來：“歷史的終結發表后，在世界范圍引發了轟動，很多人覺得福山說得特別對。我們國內很多人也相信這個，很多大學教授開口閉口民主自由，就是受這個影響。其實國外有不少人反對福山的觀點，包括福山的老師薩繆爾-亨廷頓。他寫了一本叫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書，對福山的觀點進行反駁。他在書中將世界劃分為七種文明，認為冷戰結束，意味著之前依照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來劃分敵友的時代已經過去，冷戰后各國會依照文明的歸屬來確立陣營，進行對抗，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在書中亨廷頓預言海棠國必將崛起，而海棠國的崛起會對以花旗國為首的西方文明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
事實上，西方比較有遠見的政治家都看到了這一點，海棠國必然崛起。從某種程度而言，我們應該感謝本拉燈。”
李乘風問道：“那我們什么時候才能擺脫崇洋媚外呢？”
許正道許正道緩緩地道：“1994年，北平大學海棠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先生寫了一本名為海棠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的書。在這本書中，林毅夫先生預測了海棠國經濟未來的增長速度和可能達到的規模。他提出，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海棠國的經濟規模會在2015年會趕上花旗國。按GDP計算，海棠國則會在2030年超過花旗國。我認為這個論斷是準確的，按照海棠國經濟現在的增長速度，在2030年我們GDP肯會超過花旗國。
在海棠國經濟崛起的同時，政治和軍事必然會崛起。剛才我已經講了，文化具有滯后性，文化崛起往往要在經濟、政治和軍事崛起達成后才可能真正實現。所以，我們的文化自卑、以及崇洋媚外的現象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消除。
花旗國在GDP成為世界第一后，用了5，60年才能擺脫文化自卑，真正成為文化強國，我們跟花旗國不一樣，花旗國原本沒有自己獨立的文化，他們的文化是源自于英國、源自于歐洲。所以，花旗國取得文化獨立，建立起自己文化需要的時間比較長，我們有自己的文化，而且我們的文化曾經無比輝煌，我們擺脫文化自卑肯定不需要花旗國那么長的時間。
相信隨著海棠經濟、政治和軍事崛起，一定會出現民族文化復興的浪潮，而這個浪潮大概在十年后就會逐漸興起。那我們什么時候能真正實現民族文化復興呢？沒有學者對此作出預言，這個問題也很難有答案。我覺得2049年，在新海棠國建立一百周年的時候，我們應該實現民族文化復興了，到那個時候崇洋媚外的現象應該已經逐漸消失。”
吳精他們覺得許正道的話有點太夸張了，現在中國GDP才排第六，人均GDP只有可憐的1500美元，還比不上很多國家一個月的工資，2030年怎么可能超過花旗國。不過他們還是有點心潮澎湃，感覺內心有某種情緒在涌動。因為他們都相信我們這個國家一定能夠崛起，民族文化也一定能夠復興。
李乘風有些感嘆地道：“要是真的在2049年就能夠實現民族復興就好了。那時候我們才70多歲，還干得動！到時候我也老夫聊發少年狂一把，去睡遍歐洲！”
男人們聽到這話都哈哈笑了起來。
張如玉呸了一口：“你這貨總有一天會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李乘風厚顏無恥地道：“你說對了，這就是我的終極夢想。”
吳精問道：“那我們能做點什么呢，我們總得做點什么吧？”
許正道深深吸了口氣：“在討論做什么之前，我們必須要明白，西方文化輸出體系是怎么運作的，要理解文化主權和審美主權這些概念。拿我們電影行業來說，電影分為兩塊，一塊是商業電影，一塊是藝術電影。商業電影話語權在好萊塢手中。好萊塢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完成了產業升級，將高科技運用到電影拍攝中，營造出驚人的視覺效果，從此好萊塢電影開始橫掃世界。
你們去看好萊塢電影的話，會發現里面的華人往往都是小眼睛、塌鼻梁、高顴骨，本來很多華人演員不是這樣的，但好萊塢都會把他們化成這樣。他們在選演員的時候，也會盡量去選那種小眼睛、塌鼻梁、高顴骨的演員去演，要是你眼睛大一點，他們就不會選你，會說你這不是典型的亞洲人長相，說你不像亞洲人。
如果說好萊塢商業片是以特別直接的形式對海棠人甚至東方人形象進行刻板化描繪，那藝術電影圈則是通過潛規則，對其他國家的進行潛移默化的影響。
戛納電影節是三大電影節之首，被很多人稱為藝術電影的殿堂。在1978年之前，戛納電影節參賽電影，由各個國家選送的。從1978年開始，戛納電影節開始自己選片，不再由政府推送。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電影節選擇的都是符合他們意識形態的電影。在八十年代有相當大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在戛納獲獎，比如波蘭的鐵人、南斯拉夫的爸爸出差去。這批電影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反體制。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戛納電影節現在形成了一套帶有強烈意識形態的選片制度。對亞洲和東歐電影，基本上只選兩種，一種是探索性特別強的電影，另外一種是揭露前體制或者現行體制的電影。我們海棠國電影要想入圍、獲獎，基本上是兩個套路，一個是反體制，另外一個是展現海棠國貧窮落后的面貌。
如果按照他們的套路來，那你的電影就有可能走入所謂的國際視野，會有國際操盤手為你投資，送入各大電影節，西方媒體連同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傳聲筒，會接力棒似的為你歡呼叫好，讓你一夜成為電影大師。如果你不按他們的套路來，哪怕你電影再好，藝術水準再高，也很難得到電影節認可。
我們國家雖然跟西方發達國家有差距，但不是沒有高樓大廈，不是沒有繁華都市，發生在城市的故事很多，為什么沒有一部在國際上獲獎的電影是講當代故事？為什么我們在國際電影節獲獎的都是反應老少邊窮的電影呢？因為你拍高樓大廈別人根本不認。
戛納通過一套潛移默化的規則告訴海棠電影人，你們海棠只有拍礦難、只拍有賣血，只有拍貧困落后才能得獎，只有拍這些你們的電影才在反應人性，才是真正的藝術。電影界推崇戛納的，基本上就兩種人，一種是特別傻，被別人的規則洗腦了；另外一種是特別聰明，知道這套規則存在，但為了獲獎出名，專門去拍這種電影。”
徐幀有點不敢相信：“戛納不至于這樣吧？”
李乘風直接道：“你就是屬于比較傻的那種。”
其他人聽到這話都哈哈大笑起來，徐幀則不好意思地撓了撓自己的光頭。
許正道淡淡一笑：“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1999年，陳藝謀帶著一個都不能少去戛納參賽。電影節主席雅各布發現有升國旗唱國歌的鏡頭，就認為電影是在美化海棠國，是在替政府宣傳。一個都不能少你們都看過，這部電影有提政府宣傳嗎？沒有吧！雅各布很喜歡陳藝謀的另外一部電影我的父親母親，就建議張藝謀撤回一個都不能少，讓我的父親母親到戛納參賽。陳藝謀向雅各布解釋，自己的電影沒有替政府宣傳，也不希望被政治解讀，但雅各布不聽，認定一個都不能少是替政府宣傳。陳藝謀一怒之下，退出戛納電影節，并發表一封公開信進行譴責。這難道不是最好的證明嗎？”
徐幀說不出話來，他知道陳藝謀與戛納決裂這事。當時陳藝謀的公開信就發表在報紙上，他讀過之后也相當氣憤。
許正道微微嘆了口氣：“崇洋媚外就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碾壓，造成的文化主權，以及審美主權丟失。如果你們去觀察大學教授的話，會發現一個想象。文科教授中仇恨我們這個國家，崇拜西方的特別多，理科和工科教授也非常多，但相對而言要少一些。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話語權上。
理科和工科的東西是實打實的，只要我搞出來了，你不承認都不行。比如火車，要是我們搞出時速1000公里的火車。我就是最快的，你扯其他的沒用。這東西是實打實的，是有數據的。文藝作品是沒有標準的，是不能用數據衡量的。當話語權在別人手中的時候，別人說你是好，你就是好的；要是別人不承認，不管你的作品有多好，在業界也很難得到認可。
你們去看全球文藝界最受關注的獎項，電影的奧斯卡獎和三大電影節、音樂的格萊美獎、文學的諾貝爾文學獎等等，這些文藝類的獎項，全部在西方人手中，規則是他們定的，標準由他們說了算。只要你想得到文藝圈認可，就只能按照他們的標準來。
什么是文化霸權？這就是文化霸權！
什么是審美霸權？這就是審美霸權！”
現在眾人都怔怔地看著許正道說不出話來，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一刻，他們切實體會到什么叫文化霸權，什么叫審美主權丟失了。
“就像亨廷頓說的那樣，現在主宰世界的是文明沖突，是文化領域的戰爭，而文化領域就是戰爭最前線。文化領域中的每一個人都身在戰場，都在最前線作戰。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是這場戰爭中的一員，每個人都在作戰，每個人都是戰士。唯一的區別是，你的槍口是對準敵人。”許正道有些冰冷的目光在現場眾人的臉上掃過，最后露出一抹有些陰森的笑容，“還是對著自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