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逐利，無不存奸，不事生產卻安居樂業，反之百姓日夜操勞，卻只能粗茶淡飯，詔命各地另設稅務司，朝廷重新議定商稅，對商賈收以重稅。
另外須商議各行務工時常條律，反有若敢奴役我民，務工四個時辰者，處以重罰，各地官員嚴防死守，但有商賈害民者，以及嚴懲不貸。”
既然沒有辦法找到錢，那么朱厚熜便不介意在商賈頭上動刀，這些人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全是以各種手段得來的不義之財。
而且只要是商人，基本上都不會有什么道德觀念，因為資本不允許他們有這種沒用的東西，他們所要做的就是，被資本驅使者，前去將利益最大化。
如果他不這么做，那么資本就會選擇別人，讓他成為將別人利益最大化的墊腳石。
對于商人，朱厚熜實在沒有什么太大感覺，而朱元璋卻對商人太寬容了，在元至正二十三年，四月己酉規定：「凡商稅三十稅一，過取者以違令論」，如此薄稅，不但沒有讓這些人感恩戴德，反而憑借著投機倒把，憑借著壓榨勞動力，然后富甲一方，錦衣玉食。
雖然后來因為各種原因，有所略增，但畢竟體系在那擺著，想要有什么發展，也并不大可能。
當然，朱厚熜肯定不會腦子一熱，拍屁股就上馬加收商稅，他需要的是一個合理的安排。
比如收了商稅之后，商人為求利益擴大化，必然會把矛盾轉嫁到百姓身上。
這朱厚熜是絕對不允許。
所以朱厚熜會有規定，讓百官商議百姓工時，以及其他細節問題，不然這種政令下達下去，固然朝廷當場吃的滿腦肥腸，但是民變也會自然而然出現。
五一勞動節怎來的，朱厚熜可算是太清楚了。
當然僅憑這些還是不夠的，還需要將政策貫徹落實，更需要注意，在朝廷插手的市場之下，需要避免的諸多問題。
譬如官員會不會為了政績，然后壓榨商人，導致市場崩潰，會不會有商人賄賂官員，達到偷稅、漏稅、拖稅等目的。
朱厚熜從來不以善意來揣測被資本驅使的商人，但是他也不允許，有人砸了他的飯碗，將市場經濟搞的一團亂麻。
商人要打擊、要限制，但不能將他毀滅，不但一個諾達的國家，靠誰南送北運？
作為皇帝，他不能憑借著喜好來處理問題，他需要從大局面著手。
朱厚熜想法是好的，但不代表問題沒有，于是戶部尚書咳嗽一聲：“圣明無過于陛下，只是這樣，恐怕……商人并不會甘愿！”
戶部尚書說的哪里是商人，無非還是指地主大戶、各地衛所、藩王、勛戚這些。自古以來，做大做強商人能有幾個是真泥腿子？
不是高門子弟，便是大戶白手套，正兒八經平民，在還沒起來，就被人按倒了，或者被入股了。
就如同漕運，吃大頭的無疑是南京勛戚、沿路衛所、鎮守中貴、漕運總督這些人，小頭才能輪得到漕幫。
而朝廷要收商稅，那就與開邊一般無二，是在這些人身上割肉，這也是為何明末之時，戶部尚書提議復榷稅，而崔呈秀等人反對的原因之一，無外乎別的，只因為和他們有所利益掛鉤。
然而此次朱厚熜態度極為堅決：“大戶是否甘愿，只要你每百官議定好政令，但有不愿者，陽奉陰違者處以重罰。
敢蠱惑百姓滋事者，官府一律擒拿，仔細盤問，若是唆使百姓者，將唆使者抄家、發配。”
封建皇帝從來不不會和下面人講理，朱厚熜做了這么久，自然也知道，此事根本不能以常理度之，不然根本不用談什么新政。
“這……”
“沒什么這、那……凡有犯禁者，無論何人一律等同，但避免官吏聯合大戶欺壓良善，都察院須嚴防死守，但有殘害我人民者，一律報上嚴懲。”
由于朱厚熜現在皇權集中化，而且一些老資歷官員，也被他逐漸排除，因此他不不需要給任何人面子。
群臣嘿然，同時也是無可奈何，誰讓皇權勢大呢？
明朝自開國以降，雖然常常有人提及祖宗成法，可誰又把祖宗成法當回事？
就拿皇明祖訓來說，朱元璋自己欽定規矩，然而首先違反的便是他，說到的不納大臣投獻，可是他的兒子、孫基本上都是大臣、勛貴子女。
甚至于嚴格來說皇明祖訓，在明朝就發揮過一次作用，那就是楊廷和尊皇明祖訓“兄終弟及”一文，迎奉朱厚熜，其余的基本上再也沒有用過。
至于大誥，從開國的戶戶一本，變成了現在，墊桌子腳都嫌破的東西更不用說了。
連皇帝都不遵守，又何談其他人遵守？
“臣等領命！”群臣無可奈何，只得搖搖頭承下這個政令，然后國事臺進行切商討論，給一個可行的方案，遞給朱厚熜御覽裁決。
“如此甚好！”見到眾人不再多話，朱厚熜心情好了不少，然后又道：“大明律乃高皇帝開國之時所修，為了是天下百姓，知法尊紀，為的是有司有例可依。
然而時代更易，未免有些不足，即刻詔命天下擅長刑罰、例律能吏，入京佐住內閣大學士，重修大明律。”
大明律如今過去上百年，早就跟不上時代，而且朱元璋類似于理想主義者，條條框框雖然設置的一應俱全。
但終歸還是需要受到時代的限制，更受制于明初官員，有識之士稀缺的弊端，導致無數人可以鉆法律漏洞。
這對于朱厚熜而言，是絕對不可原諒。
法律是什么？
法律就是最后一條紅線，如果法律可鉆空子，那天下還能辦什么事？
然而群臣不敢茍同，天下之事莫不是徐徐圖之，皇帝雄心壯志的確好事，但什么事都想做，顯然不符合時代進步。
而且大家用了百年的大明律，也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好，此時貿然更改律法，顯然多有不妥，于是出言道：“臣等以為，修法不難守法難，創業不難守業難，陛下圣心燭照，意欲革新變舊，臣等不敢掣肘，可是太祖所定大明律并無不可，如何此時貿然修法？天下又該何從？”
“有何不從之處？唐朝開國從武德七年修武德律，到永徽二年修永徽律不過幾十年，便修三次，我朝雖一直沿用大明律，但弘治十二年曾修訂加問刑條律，如何謂之不得更改？”
朱厚熜就奇了個怪，修個法律都這么難？唐朝不過幾十年，就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不正是代表律法需要隨時更新換代？世上哪有什么不易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