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曹文錦家族獨資擁有船只四十四艘，共一百五十七萬噸數。另外，家族持有40％的萬邦航運股權、6.4％的馬來西亞國家輪船公司股權，以及70％的泰國國家輪船公司的股權。
曹文錦是目前的世界級船王之一。
曹氏不像許氏，許氏是打定主意棄舟登陸的，而曹氏是根據全球航運的市道，隨時調整船隊噸數的。
1981年，航運衰退之初，曹文錦毫不吝惜地減船。
到八十年代末，航運甫現一線生機，曹氏又斥資九億八千萬港元，向日本大島船廠一氣訂造5艘貨船。
曹氏認為，現都不看好航運業，長久下去，必會造成供不應求的局面，航運的市景就會好起來，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盛衰的周期，有人說航運不可能永遠興盛，那么也就該看到，航運也不可能永遠這樣衰退。
正如黎明前的黑暗，要順利支撐到陽光普照航運業，并非一件易事。1992年，曹文錦在接受盧水忠先生的訪談中感慨道：林百欣是亞洲電視的大老板，他有一句口頭禪：“做人最要緊是靠自己！”
“由于現在運費價錢不高，但船只的開支卻很大。記得
1981年由美國運送：噸谷物到日本的運費是三十八美元，但現在，竟然是二十美元！在
1957年一艘一萬噸的船價值六十七萬英鎊（當時
1英鎊兌
16港元），亦即是說一艘船價干多萬港無，若以當年的市值計算，足夠買一幢中環亞歷山大大廈有余！可是，那艘船最后拆為廢鐵時的船價只是四萬英鎊。還有，1980年一艘二十五萬噸的油輪要七千萬美元，但到
1985年時卻只值兩百萬、三百萬美元！
“這門生意已愈來愈復雜，愈來愈困難。事實上，航運業彼此的競爭相當激烈，加上西方經濟不景，亦直接影響了航運業的發展，很多規模大的船務公司都相繼倒閉。”
曹文錦執著航運，同時又深借“分散投資，分散風險”的道理，他從
50年代后期起，就采取以航運為主、多元發展的策略。
萬邦集團的業務遍及東南亞，業務種類有近二十種之多！曹氏的萬邦航運占萬邦集團資產的：1/4，家族資產估值七十億港元。
曹氏對他各項投資的評價時說：“最大的痛苦是沒有在香港投資地產！”
而李志文身邊的這世界船王的經歷就更厲害了。
解放前，江浙有“無寧不成商”的說法。經商是寧波人的傳統職業，如果一個寧波人，10多歲還呆在老家不出外闖蕩，會被人認為沒出息。
寧波自古就是東南沿海的重要商埠。鴉片戰爭后，寧波成為華夏最早開放的四大通商口岸之一。
華商洋商匯集，氤氳的商業氣息熏陶著寧波一市七縣（鄞縣、鎮海、象山、奉化、定海、嵊泗、慈溪）的人們。
如今海外的寧波籍商人約有30萬人之多，形成財力雄厚的寧波幫，不少人成為商界翹楚。
在香港的滬商中，又以寧波幫風頭最勁。如紡織業巨子。南聯實業主席安子界；原中華總商會會長、幸福集團主席王寬程；棉紗大王，南豐集團創始人陳廷華；影視巨富、邵氏兄弟公司的邵一夫；香港船王、海外東方創始人董浩運；還有一位就是本章主人公包玉鋼。
1918年農歷10月13日，包玉鋼生于寧波的包氏祖屋。在此之前，父親包兆龍已有一子包玉書一女包愛菊。
包玉鋼出生后，母親還生下一子三女，他們是三子玉星、二女美菊、三女素菊、四女麗菊。
父親包兆龍在漢口開一間平和鞋莊，性格豁達，談吐風趣幽默。他忙于生意，一年中在家的日子很少。
鐘包村在NB市近郊，是一個小村莊。包玉鋼是在當地名校葉家義莊上的小學。
包玉鋼在班上成績不算拔尖，不過，寧波人對后代的學業并不苛求，只要求后代會識字算數，將來能應付經商即可。
寧波中學極少，寧波少年往往讀滿小學就到滬上等地“學師”。
包玉鋼成績不拔尖，天資卻聰慧，他討厭刻板的背古詩文的教學法，喜歡讀滬上出版的稚兒課外讀物，尤好幻想。
寧波離海有數十里。一次，包玉鋼隨父親去鎮海，乘船順甬江而下，終于見到寬廣浩瀚的大海。
水天一色，千帆競游，尤其是碩大無朋的海輪，如一座大山在大海中移動。
第一次看海的感受，深深印在包玉鋼幼小的心靈。
1931年，十三歲的包玉鋼小學甫畢業，只身去漢口。這對寧波人來說，幼小的年齡獨闖天下已見怪不怪。
包玉鋼先到十里洋場滬上，來不及上外灘逛街看景，就買下船票乘小輪航抵漢口。
包玉鋼最初在父親的鞋店幫忙。一天，包玉鋼提出他想繼續讀書。包兆龍感到奇怪，經商是寧波人與生俱來的祖業。
經商經驗是學師學來的，不是讀書讀會的。包兆龍是個開通人，答應兒子的奢求。
寧波人不讓后代多讀書，不是缺錢，而是“百無一用是書生”的世俗偏見。
但這種情況到三四十年代已有較大改觀，滬上不少寧波富豪，不惜送子女出國留洋。他們說，以后經商，光會寫貨價打算盤可吃不開了。
包兆龍送兒子上漢口的一所中學，包玉鋼勤工儉學，放學后或周日便到父親的店幫忙，讀書、學師兩不誤。
幾年后，包兆龍在滬上開天寶錢莊，包玉鋼隨父親來滬上，一邊讀書，一邊在錢莊幫忙。中學畢業后，包玉鋼進中央信托局保險部做職員。
他打算攢了一筆錢，進大學讀書。然而，抗日戰爭使得包玉鋼的大學夢幻滅，滬上的大學紛紛南遷。
包玉鋼先回了一趟寧波老家，新婚妻子黃秀英堅持與丈夫同行。從
1939年到1949年，夫妻倆相濡以沫，一起度過十年顛沛流離、動蕩不安的歲月。
這是包玉鋼第一次到香江。秋高氣爽，夫妻倆乘坐香港最有特色的交通工具山頂纜車登上太平山頂。
碧藍色的維多利亞港，舢舨與海輪穿梭進出，卷起一道道白色的波浪。眼下的情景，又與在寧波所見到的大不一樣。
船與海的概念，又一次深深印在包玉鋼的腦海里。
包玉鋼到昆明不久，便派往衡陽，任中央信托局衡陽辦事處保險部主任。后轉到工礦銀行，任衡陽分行副經理、重慶分行經理。
1945年，抗戰勝利。包玉鋼被派往滬上接收日本帝國銀行資產。經改組后，在原址設立滬上市銀行。
才28歲的包玉鋼被任命為業務部經理，次年，包氏又被提升為滬上市銀行副總經理，仍兼業務部經理。包氏年輕有為，深得當時的滬上市長、副市長賞識。
包玉鋼一家住在安亭路20號一幢洋房里，家中有舞廳、鋼琴，包氏有銀行配給的專車。
幾十年后，包玉鋼女兒去故居探望懷舊，發現里面竟住了5戶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適。但此中的滋味，只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貨膨脹，擠兌風潮一波高似一波，國家銀行成為市民戟指唾罵的對象。
包氏殫精竭慮，想透過銀行的作用維護社會的安定。但此時果黨大勢已去，民心下穩。
戰后第二任滬上市長說：“有包玉鋼在，銀行就能正常運作。”
1949年新春，包玉鋼向行長提出辭呈。市長沒強行挽留，只要求包玉鋼等到2月份。
3月初，包玉鋼攜妻子女兒乘機離開滬上。
包玉鋼是果黨官辦銀行的要員，得到前后兩任市長的器重與提拔。
包玉鋼感激這些上司。但對果黨抱有看法。當時軍政人員大都隨果黨去灣灣，包玉鋼卻去了中立區香港。
果黨敗退內地，中斷了包玉鋼在金融界的仕途。這成為日后包氏在香港商界施展身手的契機。
包玉鋼來港，正值“難民”潮的高峰。香港收復后，人口增長很快，但房屋并沒建多少。
現在一下子涌來這么多人，房荒愈加嚴重，不少“難民”或住在臨時帳蓬，或露宿騎樓下。
包玉鋼一家算幸運。父親包兆龍在去年就在西摩道租下一個單位，約百多平方米，月租四百五十港元。
月租不算貴，因為港府對房租有限制。但實際上政府的法例不起作用，人多房少，頂手費成了公開的秘密。
包兆龍另花了2萬港元的頂手費。一年后，這2萬港元還算便宜的。
包兆龍還有個先見之明，來港前就把家中能變賣的東西全賣掉，換成金銀美元，估計值數十萬港元。
包玉鋼已逾而立之年，當仁不讓挑起養活一家三代人的重擔。他對銀行業輕車熟路，首選的職業當然是銀行職員。
那時的香港銀行，除了洋行，就是粵行，得精通英語、粵語。包玉鋼英語不太熟練，粵語則一竅不通。
包玉鋼作過試探后，便泯滅這番念頭。想到數周之前，自己還是滬上大名鼎鼎的銀行家，到香港，謀個銀行差事都不易，心中不免戚然。
不過，這也使包玉鋼更清楚認識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會有免費面包，一切得靠自己努力。
包氏父子決定搞能進能退、見效快的進出口貿易。此時，包家的滬上、寧波朋友常聚一塊，商議生計與出路問題。其中兩位在滬上銀行的舊同事與包玉鋼意見相同。
于是大家合起來成立一家四人聯合公司。
尋找寫字樓千辛萬苦。正好一家公司在皇后大道中華人行租了一套寫字樓，后又付不起房租，便擠出一小間給包氏四人公司。
包玉鋼曾回憶道：“四人擠一起，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一個人要開抽屜，另一個就得站外面去騰出空位。”
四人公司寄人籬下，連掛牌子的地方都沒有。
如不是包玉鋼日后成為商界巨擘，當時及以后的普通香港市民，永遠也不會知道曾有這么一間四人公司存在。
他們默默無聞地做中國的土產買賣，生意還算順利，但都是薄利生意，未顯示出大的突破。
韓戰爆發，這對香港經營內地生意的英商來說，不啻是晴天霹靂；對與內地有千絲萬縷聯系的華商來說，又是天賜的發財良機。
并不是所有加入偷運“違禁物資”到內地的人都一夜暴富。像霍鷹東這樣，由布衣一躍為巨富的算異數。
一部分人賺得盤滿缽滿；一部分人小本微利；還有一部分人船傾貨淹，甚至斷送性命。
因素是多方面的：運氣、膽量、航線、貨色。一般說，航程愈遠愈賺錢，于是就有人九死一生，把船開到遼東半島與北韓；同時，違禁的物資中，與戰爭愈密切，暴利愈大。
銀行家素來保守穩健。四人公司的四位老板，都出自銀行業，作風難免保守。
他們從歐洲購進化工原料、鑄鐵錠、輪胎等一般性的戰略物資，通過第三國或中立區葡京再賣給別的商人。
其他商人裝船運往內地，與有關部門發生直接關系。顯然，盈利大的是后一類商人，但風險也大。
包玉鋼等人不求暴利，但求平安。由于量大，贏利也比較可觀。
韓戰結束，這種“豬籠入水”的生意嘎然中止。
四人公司便改做民生生意，從灣灣購來食糖；再交一間公司賣給內地。
韓戰期間，由于業務的擴大，包氏家族的成員不斷加入公司。
人員擴充了，生意卻縮至食糖一項，包氏父子都非常焦急，于是就萌生出去內地開辟生意渠道的念頭。
包玉鋼在滬上市政府的銀行做過“大官”，包兆龍決定自己去，以民間商人的身份重訪滬上的商界朋友。到了滬上，那些老友噤若寒蟬，唯恐避之不急。
包兆龍說好了一有好消息，馬上與家人通電訊。連等幾星期，包兆龍杳無音訊，一家人都十分焦急，又不敢貿然去滬上。
“這么說來，內地不需要我們跟他們做生意了？”包兆龍三子包玉星問道。
“是的，父親！”包玉星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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