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六號的頭頭馬上將情況報告給汪精衛。周佛海一聽，便猜到了“他們已經在昨天晚上逃走了。”
幾個人一分析，高陶兩家人一共有十一人，這多的人的人數多，要是出關了，肯定有人知道。但是各關卡反應，根本就沒有這多的人出關。要知道那六七個小孩在一起，不可能沒有印象的。
最后，周佛海想到了“他們肯定是從海上走的。”
碼頭上的人說，昨晚上是有幾個大人帶著六七個小孩上了船。那船就是英國的女王號郵輪。
七十六號的頭頭馬上將情況向日本人匯報了。日本人聽周佛海說，這兩人參加了會談，身上有會談的紀錄，便著急起來。
憲兵司令召集人開會，分析情況。
分析的結果就是，高陶二人帶著全家逃，肯定不會留在沿岸的城市，他們有可能前往香港，再從香港乘飛機到重慶。
想要抓住他們，只有在沿岸的碼頭上下手。
一個大佐說：“從女王號的速度來看，它們現在，正在福州。我們要想攔住他們，就要在廈門上船，控制船后，搜查全船，相信他們逃不了。”
這個建議得到了所有人的贊同。憲兵司令馬上讓人通知廈門憲兵隊，女王號一到廈門，馬上就扣下那條船。
同時，憲兵司令命一個大佐帶隊，帶上七十六號中熟悉高陶的人，一起乘飛機去廈門。
就在七十六號發現高陶兩家的人逃走了的時候，周云打電話到處里，說今天休息，不去處里了。
本來就是過年了，沒有大事，就沒有人去上班。
周云沒有在家休息，而是乘飛行器到了福州。
飛行器從他家的院子起飛，沒人能看到。
只花了十分鐘，周云便到了福州。這時候，女王號還沒有到。
周云來到了一個偏僻的地方。
周云從儲物格中拿出了一條中型巡邏快艇。這是很久前，有人想殺周云，派快艇來攻擊南通號，后來被周云繳獲收進了儲物格中。
快艇依然同收進去一個樣子。周云給快艇加上油。便開著快艇到了福州的碼頭。
在碼頭上，等了半個小時，女王號到了。
周云看到了高陶兩家人下了船，來到了碼頭邊上的一個李老頭餐館吃飯。與他同行的十五個特戰隊員沒有吃飯，他們在周邊警戒。
周云便顯了身，走進了李老頭餐館。
這時的周云已經化了裝，高陶二人認不出他來。就是那些特戰隊員們也認不出來。
周云來到了高宗武的面前，手一伸開，顯示出了一個玉佩。高宗武馬上說出了暗語，兩人便接上了頭。
等兩家人吃完了飯后，方便了一下，周云這才帶著他們上了巡邏艇。這個巡邏艇可以裝五十人，所以一點不擠。
周云開著巡邏艇飛般地駛向臺灣方向。
巡邏艇在海上行駛了五個小時，終于到達了臺灣。
碼頭上的人看到是一艘日軍的巡邏艇，沒人敢來檢查，便放行了這一大批的人。
上了碼頭后，高宗武便買了二十六張前往香港的船票。這些錢，是高宗武出的。畢竟他這幾天，賺了不少的錢。對于一個人才兩塊大洋的船票來說，那是小意思了。
兩個小時后，周云看到高陶兩家乘坐的客輪離開了臺灣，駛向了香港。他便放下心來。
昨天，周云已經給局長發了電報，將整過的安排報了上去。得到了局長的贊揚。今明兩天，在香港的碼頭，高陶二人認識的軍統的人會在那里等高陶二人。然后，帶他們乘飛機回重慶。
周云回到了巡邏艇上，開著去了一個無人島。在那里，他收起了巡邏艇，拿出了飛行器，坐著回到了上海自已的家中。
伊藤精杰與伊藤美子回去了東京。就是二條山基也回去了東京，所以，周云很方便，沒有人來煩他。
巧的是，周云到家不久，便收到了憲兵司令部的命令，讓特務處的人上街搜查高宗武與陶希圣兩家人。
周云開著車子回到了特務處，召集了一百多人，上街去搜人。周云才不上街，他坐在特務處的辦公室內喝茶抽煙。
搜到了晚上，仍然沒有搜到人。根本就不可能搜到人的。因州人家這時候，可能到了重慶。
到了晚上九點，局長來了電報。電報中，局長對這次的行動提出了表揚。同時說了一件事。陶希圣一家回到了重慶。但是高宗武沒有回重慶，他帶著一家人，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
這高宗武在周云那學了兩手炒股票的技術。便不愿再進入政壇去勾心斗角。他去了美國后，憑從周云那學來的技術，在美國的股市中大顯身手，最后身家上千萬美元。這是后話。
就在高宗武飛往了美國，陶希圣飛到了重慶后的第二天，這個世界發生了一件大事。
1940年2月2日，香港《大公報》發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該報的信，以及他們帶出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慶、昆明、上海及國內外許多報紙也刊載了這一賣國條約全文。香港《大公報》1月22日的頭條新聞為:“高宗武陶希圣攜港發表汪兆銘賣國條件全文，集日閥多年夢想之大成!極中外歷史賣國之罪惡!從現在賣到將來從物資賣到思想”。
重慶《大公報》該日的頭條新聞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發
汪偽賣國密約。將密攝照片呈送國府，另函交本報港版發表”。
“汪日密約“在媒體公開披露，對日本和汪偽集團引起的震撼不亞于一場政治地震，使全國同胞更加認清了日本侵略者企圖亡我中華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賣國賊嘴臉，從而堅定了抗戰到底的決心，也促使抗日陣營中一些原先對日本尚抱有幻想的糊涂人士丟掉幻想，頭腦清醒起來。
當有人批評高、陶此舉在道義上背叛重用他們的汪精衛時，高、陶義正辭嚴地公開表示:他們參加了汪日談判，在道義上應有保守秘密之責任，然而當洞悉“日本方面割裂及滅亡中國之企圖“，汪精衛組織“不可得而私為秘密“。
高陶表示：“希圣宗武等為萬萬同胞及萬代子孫之獨立自由與生存計，認為上述之道義上責任不復存在矣。“
許多名人發表了自已的看法，他們認為：“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后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尤其是在事關國家民族命運的大是大非的緊要關頭，必須堅持愛國者立場。愛國不分先后，每個人無論持什么政治信仰，但維護祖國統一是共同的神圣職責。即使政見不同，也決不能當分裂和出賣國家民族的罪人。高宗武、陶希圣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脫離曾追隨多年的汪精衛集團，公開揭露汪日賣國密約，表現出愛國主義的高風亮節。此壯舉載入史冊，功在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