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和之后的宣德時期，是瓷器生產的一個巔峰。
這一時期所用青料，以蘇泥勃青為主，多見“鐵銹斑痕”。
也有部分國產青料，但即便是國產料，發色也相當好。
器型有盤、碗、壺、罐、杯等。
尤其是出現了一些僧帽壺、綬帶扁壺、花澆等器型。
這反映了這一時期，與外域的文化交流與融合。
紋飾多見各種纏枝或折枝花果、龍鳳、海水、海怪、游魚等。
胎質較以前細膩致密，釉質肥潤，多見橘皮紋。
兩朝的器物相比，永樂的器型較輕薄、秀美。
青花發色較濃艷、鐵銹斑痕更重。
紋飾較疏朗，描繪更細膩。
底釉較白，器物多無款，僅見“永樂年制”四字篆書款。
宣德器器體較厚重，紋飾較緊密，底釉略泛青。
帶款器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說。
總的說來，宣德青花數量大、品種多、影響廣，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說。
但是，永樂之時，已經確實有這種款了，特別是四字的永樂年制款識。
永樂款，是明永樂官窯瓷器款識的統稱。
官窯瓷器上冠以帝王年號款，始于永樂年間，并成為定制。
但絕大部分不書年款，少部分帶有年款的，可分為青花料或釉里紅料書寫款、錐刻款和模印款三種。
款識字體以篆書最為多見，另有個別楷書和行草。
篆書款是永樂官窯瓷器上最常見的一種，目前所見皆為“永樂年制”四字雙行排列。
錐刻款和模印款，主要見于永樂單色釉瓷器上。
位置在內底心或內壁，款字作兩行排列于葵花心或單圈內。
模印款，主要見于甜白釉薄胎印花器上。
錐刻款，則主要見于永樂紅釉或甜白釉刻花器上。
永樂年款，無論書寫還是刻、印，都筆道流暢，筆畫轉折渾圓，結構嚴謹。
永樂年號款，常見的邊飾主要有單圈、龍鳳、花邊、輪形、云紋、橢圓雙圈。
還有單圈外加花邊、單圈外圍飾云紋等。
邊飾的形式多種多樣，描繪精細，這也是永樂年號款的重要特征之一。
永樂初年，明代皇廷在jdz設置御器廠。
燒造的御器，是景鎮最早的官窯款。
永宣瓷器十分出名，之前陳文哲就涉獵過，他也了宣德時期的不少珍貴瓷器。
所以，對于這方面來說，這一次陳文哲反而不想研究的太深。
他反而對接下來的三個朝代，更加上心，因為這就是歷史上十分出名的一個空擋，也就是著名的空白期。
明正統、景泰、天順三朝，由于政治動蕩、天災人禍等因素影響，導致了經濟的衰退。
而且從正統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樣瓷器”。
故這一時期瓷器數量較少，被稱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
總的說來，此期器型主要還是瓶、罐、碗、杯、盤等幾類。
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蘇青”。
青花發色有的濃艷，與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澹雅，與成化器較接近。
釉面多泛灰，胎體較厚重。
底足修削不細膩，有敦厚感；
多見淺寬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現象，有的見火石紅。
正統時的瓶、罐器口為直頸形，與宣德器一致；
天順時的則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闊形，與成化時相近。
瓶、罐的身體均是豐肩、圓腹、下收、足稍外撇；
梅瓶的器身，較宣德的修長。
紋飾以一筆點劃為主，有人物、花卉、龍鳳、孔雀等。
人物的背景，多畫大片云氣紋。
瓶、罐邊飾喜畫海水紋或蕉葉紋，其蕉葉中梗留白，葉面較寬大，像小樹一般。
款識，正統的是福字款；
景泰開始的款識，是從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還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
天順有紀年款、梵文款等。
明代官窯底款發展演變過程，還是十分有意思的。
當然這一時期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也是從這一時期，我們長見的瓷器官款，才正式出現。
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明代瓷器的生產制作，可分為三個時期。
早期（1368年——1435年）：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其中永、宣二朝為高峰。
中期（1435年——1521年）：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
其中成化時期的瓷器最著名，素有“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之說。
晚期（1521年——1644年）：嘉靖，隆慶，萬歷，泰昌，天啟，崇禎。
受到地理大發現、商品全球化和貨幣白銀化三大因素的影響，嘉靖，萬歷時期的瓷器產量和外銷規模，達到了明代頂峰。
明朝建立之前，景鎮的瓷器還沒有一個規范的款識。
永樂以后，官窯瓷器開始出現署上有本朝的年號款，以彰顯皇權的至高無上和獨特性。
而民窯產品，主要以干支款和圖記款為主。
最常見的是用青花書寫，此外，還有暗刻、凸印和礬紅等款。
其實，官窯瓷器書寫年款，最早可以追朔到宋代，但并不多見，更沒有形成體系。
例如，宋代建窯部分器物足底見有“進琖”、“供御”刻款，以此作為貢品之銘文。
彎彎故宮博物院館藏有數件器底刻有“奉華”、“蔡”等字樣的汝窯器。
其中“奉華尊”是宋高宗最喜歡的一件汝窯器。
這一點在陳文哲燒制汝窯瓷器的時候，就專門彷制過。
“奉化”二字，相傳是宋高宗寵妃劉夫人所住的奉化宮。
帶有這兩兩字款的瓶和尊，是劉夫人宮中陳設的瓷器。
接下來就是定窯，定窯中有一些北宋時期帶“官”、“新官”刻款的器物，也被認為是進奉宮廷的專用瓷。
元代一些白釉瓷上，模印有“樞府”二字（稱樞府白瓷）。
還有“太禧”、“東衛”、“福壽”等。
除此之外，極少見其它落款。
瓷器底部正式書寫帝王紀年款的做法，始于永樂朝，但與后世相比，仍然不普遍。
宣德時期，皇帝喜愛夸耀張揚，并且在“仁宣之治”形成的盛世氛圍籠罩之下，個人的欲望頗為膨脹。
也正因為如此，宣德時期的瓷器官款就真正形成，而且還形成的十分夸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