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明二年,上元日,諸國使臣中,最先來的南平王世子高保融已經待了六個月,其余也呆了差不多三四個月,也是離開的時候了。
張鉊于是親自設宴為諸國使臣送行。
南唐李景達在東京玩的是不亦樂乎,其間還親自加入了東京一家馬球隊,并成為了最大的金主。
至于其他在東京開封府和神都洛陽置業的舉動,可謂是一擲千金。
周國朝堂上下都交口稱贊李景達的風度和在東京、神都兩地置業的舉動,認為這是南唐李氏在為未來到東京和神都居住做準備了。
但張鉊卻深深懷疑,李景達的舉動只不過是李璟在麻痹他。
倒不是張鉊認為李璟多么有雄心壯志,而是從歷史上看,李璟還是把屁股下的位置看的極為重要的。
在內心深處,李璟對自己的能力,也多有誤判。
他歷史上可是一直認為自己是個英明之主,只不過周國實在太強,丟失淮南乃是時運不濟。
嗯,頗有點不是我軍不努力,實在是共軍有高達的味道。
這樣的性格,張鉊寧愿相信他愿意跑去洪州關上門過小日子,也不相信他會在還擁有半個淮南的時候,就主動做出到東京、神都生活的樣子。
因此張鉊在舉杯為李景達送行的時候,一語雙關的說道。
“回去告訴爾兄,既然是大朝后裔,當知朕對大朝宗室的態度。
割據一方并不可取,若是真心歸于國家,朕可以將江南之事托付給他,若還是想要割據,洪州也不安全。”
李景達被嚇得冷汗直流,吶吶不敢言。
對于吳越的使者,張昭就要溫和的多。
吳越使臣裴堅是錢镠時代的老臣,裴家也是江左大族,加上吳越一直以來的恭順,張昭還是不愿逼迫太甚。
“兩浙人杰地靈,大朝之時就是江南文華之所在。
武肅王(錢镠)、忠懿王(錢元瓘)皆忠于國家,朕很是敬仰。
爾主元祐尚且年輕,爾等重臣要多加引導,使其不忘祖先忠義。
朕賜了秘章一枚,回去交予爾王,若有任何事情,都可以秘章以問朕。”
元祐是吳越王錢佐的字,張昭直接稱呼,基本是在拿錢佐當弟弟看,賜下秘章更是有深意。
張昭知道吳越臣強主弱,錢佐又年輕,如果有什么不能御下的事情,有此秘章,就可以借助下張昭的威勢穩固地位。
而錢佐一旦借了威勢,就將上下之別,夯的更加嚴實,日后南唐沒了,錢佐自然就只能舉國以歸。
這還是歷史上錢越歸于宋朝的事情,給了張昭充足的信心,只是他還不知道,錢佐已經沒幾個月的性命了。
裴堅聞言,直接跪下接受了賞賜,然后才站起來把酒喝完,對于中原大周的軍力之強和張鉊的個人能力,裴堅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在他看來,圣君在位的大周,文臣賢良,武將驍勇,已經有了一統天下的態勢。
他決定回去就勸錢佐,干脆打蛇隨棍上,趕緊坐實與紹明天子兄弟相稱的局面。
至于高保融,張昭就更加和藹了,他拉著高保融的手。
“聽聞南平王身體有疾,朕特意讓太醫署挑選了名醫三人,貴重藥材若干,德長可帶他們去江陵。
保膺愿意留在東京求學,朕心甚慰,定然會督促于他。”
高保融和弟弟高保膺也是直接下拜,其中高保膺已經入了羅四娘的眼,高、羅兩家已經訂好了婚約。
最后則是馬希廣,此君只看樣子就知道性格,圓圓的,憨憨的,雖然并不是特別胖,但那份柔和的相貌,仿佛為他平添了幾分體重。
“聽聞希廣兄要去許州祭祖,朕已經通知許州忠武軍節度使氾全做好了安排,馬氏祖先的墳塋,也修繕一新。
朕與希廣兄一見如故,三月間乃是慈佑皇太后生辰,希廣兄務必到場,你我再歡飲百杯。”
馬希廣感激的拜伏在地上,語氣嗚咽,張鉊對他,那是真沒的說。
隔幾日就在賜宴,時常還有珍寶、用具、美食賜下,馬希廣也頗愛馬球,張鉊甚至抽出空來親自教他。
在馬希廣的人生中,就是兄長馬希范對他也沒有這么好的。
而且他這次來,還發生了一件大事,經過錦衣親衛的仔細比對,終于找到了馬家祖先馬殷的故居,以及馬氏尚存的數十族人。
馬殷是許州人,起家之前是靠做木匠過活的,張鉊不但找到了許州的馬家宗族,還找到了當年教授馬殷木匠手藝的匠人之孫。
因此馬希廣在朝見結束后,還要去許州接見馬家宗族,雖然行程上要耽擱一兩個月,但馬希廣覺得無所謂。
翌日,上元節的賜宴結束后,張昭立刻讓中書省擬旨。
封馬希范為楚王、檢校太尉、中書令、武安、武平兩軍節度使、潭州大都督府長史,權攝潭州諸項事務。
封錢佐為吳越王、檢校太保、鎮東、鎮海兩鎮節度使,攝浙東、浙西事務。
封高從誨為荊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使、江陵府尹。
自此,張周終于和南唐、馬楚、吳越、南平四國建立了宗藩關系,拿到了對于此四國的強宣稱。
天下諸國中,只剩下了孟蜀和南漢還在自稱天子。
五日后,馮道與趙瑩從河南各州縣返程回來了,兩人帶來了大量關于基層的第一手資料,兩日后,暗線中的錦衣親衛也回來了。
張鉊立刻命中書侍郎劉濤,中樞知制誥李昉兩人召集諸中書舍人,分析整理這兩份報告,在形成表格化以后,張鉊終于了解了治下領土的具體情況。
其實在河南之地,塢堡遍地的情況,還是只存在于靠近洛陽和開封的孟、懷、鄭、汝、許、陳、宋、曹、單、兗、滑、澶、濮等十二州。
因為這十二州直面了契丹人打草谷的威脅,有迫切的安全需求。
其余州縣雖然也有塢堡,但單純就是民間結社自保,并不形成牢固的人身依附和人身壓迫。
且在朝廷政局穩定,沒有外部的威脅后,塢堡自己就處于趨于瓦解的態勢。
而且民間的熟地,也沒有張鉊以為的那么少,除開這幾個塢堡大量集中出現的州縣以外,其余州縣的耕種情況,還是可以的。
而由此,張鉊認識到,舊的鄉官制與新出現的役職制,并非是獨立演化,而是隨著中央組織結構的變化而變化的。
與鄉官制所對應的,是從秦到兩漢魏晉的郡縣制。
這種郡縣制,用明代顧炎武的話來說,叫做其專在下。
也就是郡縣制中,郡縣的自主權力過強,朝廷干涉郡縣抓手,只有郡縣長官這一個選項。
而與郡縣制相佐成的,就是鄉官制。
這造成了中央王朝必須要依靠,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哄著郡縣鄉三級官吏,方可完成對于郡縣鄉的管理,地方上的權力,顯然過強。
而唐代的節度使藩鎮,雖然在表現形勢上與郡縣并不一樣,但內涵與郡縣制,乃至兩漢魏晉南北朝的豪強世家,屬于一個大方面。
都是地方勢力過強,甚至形成了完全可以獨成一國的模式。
而與這其專在下相對應的,又是其專在上。
那就是郡縣制時期,中央雖然不能深入插手地方的架構,對地方勢力的驅動更是個不小的問題。
但全國的好處,又太過于集中在中央層面。
這造成了國家財富,多半集中于京師以及京師所在的關中、河洛地區。
用后世的話說,就是中央虹吸了地方的一切,包括稅收、人才等。
這種政治結構,在漢唐都造成過巨大的影響和破壞。
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實際上就是李唐王朝過于在乎關中,而吸血地方太過分。
不然光是安祿山一個胡兒,沒有河北整個階層的不滿與反抗,是造不成這么大的傷害的。
那對于張昭來說,鄉官制,就算有再多的好處,也沒有意義了。
他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要收地方之權,杜絕藩鎮割據的局面再出現,那就不能用地方高度集權下產生的鄉官制。
那么對應役職制的上層政治建筑是什么?
當然是兩宋萌芽,元朝集大成,到了明清定型的行省制度了。
這種制度,用行中書省的名義,以授權的形式將部分權力交與地方使用,但一切治權皆屬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
在無論行政、財政、軍事、司法諸事權,朝廷總可以掌握一部分的情況下,又將相當一部分權力分寄于行省,借行省的形勢集權于中央。
這才是未來的趨勢,張昭的地方層面的大改革,也將提上日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