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2年，壬戌年，大齊漢興十二年，大秦乾元元年，大明延光七年。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里，古老的華夏大地上演了一場血腥的奪位之爭。大秦承德帝駕崩后第三天，毅王孫征淇悍然發動宮廷政變，意圖廢黜剛剛繼位的新君孫宏相，謀篡帝位。
然而，這場政變從頭到尾都顯得有些兒戲，甚至可以說是虎頭蛇尾。毅王孫征淇聯絡的數支外鎮軍隊皆被京營官兵阻于城外，不得入城以助聲勢。經營數年的五城兵馬司，尚未起事，大半將領突然遭到錦衣衛和皇城禁衛軍的襲殺，使得整個五城兵馬司陷入混亂當中。
埋伏于鐘山的敢死軍，在突襲之下，竟然未能奪取南京武備軍械庫，被駐守該地的京營官兵將其自爆焚毀，只能以冷兵器面對圍殺過來的京營兵馬。
而被寄予厚望的宮中暗樁屈身投靠毅王的司禮監首席太監李富金，帶領三百余武裝太監圍攻太后和新君所在的文華殿，但被十余名侍衛領著眾多伴讀少年和殿內的粗使雜役持以火槍擊退，并在擊殺了李富金后，盡數迫降了叛亂的武裝太監。
當毅王世子帶著近千名糾集而來的王府侍衛、附逆大臣所屬家丁、雜役等組成的“大軍”攻至皇城時，根本無法得到宮內叛黨的任何響應。在硬著頭皮強攻皇城時，遭到皇城禁衛軍和錦衣衛的強力阻擊。對方甚至還在城頭上推出了數門輕型火炮，轟擊以密集陣型攻城的叛軍。
當日下午二時，分駐江寧和棲霞的新軍前翼、新軍后翼兩部計五千余官兵，在永昌王、新軍總制白繪的率領下，進入南京城，與城中的京營官兵一起朝叛軍發動雷霆一擊。
圍攻觀音門的附逆新軍左翼千總熊仁甫趁亂之際，引兵擊殺總兵鄧傳平，使得全軍陷入混亂之中。熊仁甫聯合數名不愿附逆的軍官開始收容散亂的部隊，并解除了對觀音門的進攻，同時向城中的守軍宣布反正。
至于圍攻儀鳳門的三千余太平鎮叛軍，在數攻城門不克后，士氣低迷，至午后三時，聞知新軍前、后兩翼五千余官兵已經入城平叛的消息后，頓時如鳥獸散，朝太平方向逃去。總兵劉振彬帶著數十名心腹，奔往江邊，乘坐事先準備好的兩艘大船順長江而下，欲逃往朝鮮或北明。但在鎮江附近，被長江水師所攔截，盡數就擒。
而在南京城內，隨著新軍前后兩翼官兵的入城，肆虐的數股叛軍便已開始消散瓦解，紛紛拋下兵刃，朝城中隱蔽的街巷、里弄躲藏，或者隱入百姓之家，更換衣飾，試圖逃過官軍的剿殺。
毅王世子帶著數百名侍衛倉皇逃回毅王府，與毅王匯合，然后糾集僅剩的侍衛們借助厚實的護墻，準備負隅頑抗。
新軍總制白繪帶兵將毅王府團團圍住，然后請旨宮內，示諭如何處置。
未幾，皇太后下發懿旨，命令立即攻入毅王府，務必要擒下謀逆篡位之首毅王。
當兩門火炮被推到了毅王府大門，僅轟擊數輪，便將府門破開，新軍官兵們隨即蜂擁殺入王府，爭相搶立首功。
然而，毅王孫征淇卻在內室拔刀自裁，唯有世子畏死，被官兵擒下，王府侍衛泰半被戮，余者皆束手就擒。
隨后兩個多月，整個朝堂及周邊數十個府縣，經歷了一場浩大而殘酷的清洗。
毅王孫征淇雖然畏罪自裁，但仍被梟首示眾，毅王世子及毅王妻妾、諸子女親屬均被判斬立決。主動附逆的軍鎮、新軍三百余軍官將領被判滿門抄斬，附逆普通官兵、侍衛、太監、雜役計一萬三千余，皆杖五十后，徒流西北、烏斯藏，以及遼東等地，遇赦不免。
內閣首輔、華蓋殿大學士杜遠興，內閣群輔、文華殿大學士徐德炎，被迫致仕榮休。
刑部尚書宋正揚、刑部左侍郎岳桂成、都察院右都御史靳彥志、左副都御史郝圣良、吏部左侍郎尹繼安、戶部右侍郎艾高遠、太仆寺卿談伯祥、常州府知府卓維銘、太平府知府時俊瑞、揚州府知府施先才、鎮江府知府唐興裔、徐州府知府周敬德等四十多名五品以上高官被革職拿問。
而宮內的司禮監、內宮監、御馬監等八個監，鐘鼓、混堂兩個司，兵仗、銀作、司苑等三個局，近六百余太監、雜役被鎖拿錦衣衛詔獄，在一番嚴加拷問后，積極主動附逆者皆斬，余者皆徒流西北。
內閣次輔、文華殿大學士杜思謙擢升首輔、華蓋殿大學士，內閣群輔、東閣大學士朱圣杰擢升次輔、文華殿大學士，增補戶部尚書佘仁敏、太子少傅楚振軒入閣。
慶陽王、五軍都督府右都督馮維武被敕封為冀王，永昌王、新軍總制白繪被敕封為豫王，皇城禁衛軍統領殷貴昌、京營前營總兵金昌平、京營左營總兵蔣家恒、新軍前翼總兵閔成吉、新軍后翼總兵侯世恒等十余平叛有功將領被敕封為侯、伯等爵位。
平叛結束后，新君孫宏相正式登基稱帝，改元乾元。因皇帝年歲尚幼，暫不能理政，由皇太后代為攝政，至皇帝年滿十八歲后，即退隱后宮，交付大政。
1月16日，松江府，上海縣。
前明時期，在江南地區，隨著商品經濟不斷向縱深發展，日益深入農村，促使農家經營的商品化不斷提升，集中體現在傳統的蠶桑絲織經濟與新興的棉紡織經濟，帶動了農戶家庭手工業的專業化與市場化，經濟收益明顯增加，導致整個江南的農業結構發生變化蠶桑壓倒稻作，棉作亦壓倒稻作，從而改變了先前該地區以糧食作物為主體的農業模式，代之以與市場密切相關的經濟作物的栽培，以及對蠶繭、棉花的深加工帶動的手工業的飛速繁榮，于是出現了“早期工業化”。
當然，江南地區的這種“早期工業化”與齊國正在推進的工業化是截然不同的。在這里是指手工業在經濟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超過農業所占的地位。無數的城市居民和鄉村農人，依靠蠶桑經濟和棉紡織經濟，賺取賴以為生的銀錢，然后再在市場上購買外地運來的稻米，或者小麥、玉米等糧食。
及至目前，江南地區又經歷了近三十年的和平時期，曾經被清虜荼蘼破壞的工商業迅速得以恢復，并且在龐大的市場需求導向下，經濟發展水平更甚往昔。
早在唐中期，韓愈曾作出了“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論斷。待到了前明弘治年間，“江南賦稅，供輸甲天下”，已成為東南賦稅重地。
目前，位于江南的蘇松常嘉湖杭六府的賦稅，約占大秦賦稅總額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蘇、松二府的賦稅分別名列全國第一位和第二位。
江南不僅是賦稅重地，而且也是農工商各業發達的經濟重心。這里的城市和農家經營已經高度商品化和市場化，吸引了全國各地，乃至朝鮮、北明（一般冒充齊國商人）、日本、安南，以及齊國的大量商人匯聚于此。
一艘懸掛齊國旗幟、排水量高達兩千五百噸的“巨艦”緩緩地停靠在上海縣碼頭，無數的批發商人、中介牙人見狀，立時紛紛圍了過去。
“稻米、五金、琉璃，還有大量珍貴木材。”一名齊國江南商社的掌柜笑吟吟地說道：“具體商品清單，一會可以到我齊國商館閱覽。諸位，就不要將我阻在這里了。我還需到市舶司繳納商品進口稅，若你等有意向，且可盡去商館洽談。”
“稻米有多少？價格又幾何？”一個胖胖的糧商大聲地詢問道。
“稻米大概有一千噸的樣子。價格嘛，每噸在1011兩銀子。”
“每噸10兩銀子，這個……”那個胖胖的糧商掰著指頭開始換算，這齊國人搞出噸、公斤的概念，每次跟他們做買賣，都要換算半天，忒麻煩！
“哎，這稻米怎么漲價了！差不多每石稻米要折算8分多銀子！這價格可比兩個月前足足漲了1分銀子！”
“難道你不知道數月前湖廣地區遭了水災嗎？”
“可是，你們拉來的稻米是來自安南呀！那地方應該沒遭災吧？”
“你等著吧，待湖廣那邊的稻米過來，每石價格鐵定會超過8分銀子！”那名齊國江南商社的掌柜冷笑著說道：“就是賣9分銀子，那也說不定的事。要知道，從湖廣下來的船，可一次拉不了這大的量！”
“嘿，你們齊國人倒是趁火打擊，做得一手好生意！”那個糧商不無挖苦地說道。
“彼此，彼此。”那名齊國掌柜拱拱手，毫不客氣的回敬道：“趁火打劫，哄抬價格，那可是你們大秦商人最為拿手的好戲。哼，你們說說，這二十年間，你們大秦賣給我們的龍井茶，價格是如何漲了三五倍之多？”
“漲了幾倍的價格，你們還不是照樣再加價幾倍賣給那些西夷商人，也沒損失多少利潤。”一名牙人小聲地滴咕道。
“嘿，你們……，你們還真他娘的哄抬價格有理了！”那名齊國掌柜被擠兌地有些惱了，“哼，要是哪天將我們逼急，迫得我們沒有利潤了，定然不買你們的龍井茶，我看你們賣給誰去！”
“我大秦所產龍井茶素以色翠、形美、香郁、味醇冠絕天下，其獨特的“澹而遠”“香而清”的絕世神采和非凡品質，在眾多茗茶中獨具一格，冠列名茶之首。你們齊國人不買，自然會有其他人來采買。”一名茶商對齊國人的威脅是嗤之以鼻。
“哼哼……”那名齊國掌柜冷哼幾聲，“你這話不要讓福建、江西，乃至云南的茶商聽到了。我倒要瞧瞧，我齊國江南商社若是不買你們的龍井茶，誰來會買！”
說著，甩下圍聚的眾多商人和牙人，徑直離開，朝市舶司的方向行去。
齊國江南商社資深大掌柜畢茂全將手中的賬冊輕輕地放在桌桉上，不由搖頭苦笑。
“去年，你們松江府分社又他娘的虧了五萬塊錢，將好不容易填平的窟窿又給捅出一個大洞來！說說吧，怎么回事呀？”
“大掌柜，這個……這個委實不賴我們分社呀！”江南商社松江分社掌柜莫叔平頗為委屈地說道：“整個松江府雖說人口七十余萬，工商業發達，經濟也是最為活躍，但本地區對我商社輸入的商品需求量非常小。棉紡織品不消說，不論是中高檔棉布，還是低檔棉布，當地的秦國人根本沒一點需求。除了本土所產的五金工具、金屬制品、棉紡織機械產品，以及從中南半島弄來的珍貴木材，尚能賣些銀錢外，其他的東西都賣不出去呀！”
“再者而言，我們在松江府收購的生絲、綢緞、茶葉、豬鬃、漆器，藥材，以及各類瓷器，價格卻是年年上漲。如此這般，自然就大大消減了我分社的經營利潤。不過，大掌柜且看賬冊中也是有些可喜的數據，那就是我漢洲本土所產的琉璃、香皂、鐘表、珍貴毛皮、蜜酒、珍珠、玳冒等奢侈商品銷量有較大增幅。若是按照此番趨勢，利潤由虧轉盈，那是指日可待。”
畢茂全聞言，將賬冊拿起重新翻看起來，半響，臉上露出一絲笑意。話說，這松江府緊鄰最為富庶的蘇州府——號稱江南時尚之都，那里彌漫的奢華風尚自然也會逐漸擴展至周邊的松杭嘉湖諸府所屬各縣市鎮。
或許，來自我齊國本土生產制造的奢侈商品，會稍稍打開一點江南的市場口子，將日益擴大的利潤虧損局面徹底扭轉。
其實，資產規模高達六百萬漢洲銀元的江南商社經營情況并非都像江南幾家分社這般慘澹，年年虧損。他們在將大陸采購的茶葉、生絲、綢緞、瓷器等商品，一般會加價數倍，轉手倒賣給國內的印度商社、孟加拉商社、波斯商社、奧斯曼商社，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抵消大陸的經營虧損后，每年利潤都有兩百多萬漢洲銀元。
享平三十多年的江南地區，使得該地農工商各業極為發達，市場經濟亦極度繁榮，使得整個社會積累了大量的財富，更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盛名。隨之，江南奢侈風尚漸起，并且皆源自經濟中心蘇州。通過頻繁地往返各地的商人為媒介，很快向各地散播，各地均將蘇州當做“時髦中心”，群起彷效之，以蘇州時尚為流行時尚。
世人曾說：“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海內僻遠皆效尤之。”
也曾有大秦官員走訪江南后，也不無擔憂地說道：“蘇松杭嘉諸地，自永興元年（1676年）以來，日新月異，自儉入奢。邇來彌甚，厭故常而喜新說，好品藻而善譏評，淳龐之氣鮮有存者。”
江南奢侈之風，其實并非浪費的同義詞，在齊國人看來，奢侈性消費在消耗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刺激了生產與市場，當可稱之為“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
最起碼，日漸富庶的江南地區，對齊國所產工業制成品的需求，已經產生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多的可喜局面，讓長期處于入超境遇的齊國商人，終于看到了一絲久違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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