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義》在編成之后，其實就相當于是東漢神圣帝國的憲法。
它多次強調天是至高無上的，具有鎮服、治理人的種種威嚴和權力，是萬物的塑造者、主宰者，而身為“天子”的皇帝就理所當然具備代表天執政、行政的一切正當權限。
質疑天子，就是在質疑上天，質疑上天，就是這個時代最嚴重的政治不正確。
依靠讖緯之說起家的東漢統治集團不僅需要讖緯之說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同時，他們本身也對讖緯之說深信不疑。
劉秀大力扶持讖緯之說，甚至使之與今文經學、古文經學鼎足而立，而到了漢章帝時代，直接把今文經學和讖緯之學合二為一了。
如果說董仲舒開啟了儒學神學化的開端，那么白虎觀會議就代表著儒學神學化的最終形成，受命于天的天子代表上天統治蒼生，擁有一切事物的最高解釋權。
在此之下，以神化版本的三綱五常——三綱六紀為核心，構建了比西漢時代更加森嚴的以劉漢皇權為中心的封建宗法等級制度。
這一套體系進一步強化宗法的神圣性質，從中央到地方官府，從皇家到民間農家，編制了一張森嚴的關系網，網住了整個東漢社會，把一切都安置在“天”之下，受到“天”的監督和管束。
于是，從漢章帝開始，東漢政權就是一個具備了神學性質的政權了，皇權不能被質疑，劉漢皇族的統治不能被質疑。
漢章帝想得很美妙，他融合今文經學、古文經學與讖緯迷信于一體，企圖統一經學，建立神學性質的經學，并將其奉為永恒的真理。
在他的要求下，人們需要世代相沿《白虎通義》中由他親自確定下來的事情，只能學習，不許懷疑和批判，進一步確定他的東漢政權的萬世一系。
不過事實證明，這只是漢章帝的一廂情愿。
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了，經學一旦發展為教條性質的神學，它的生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
而與之相匹配的是，漢章帝之后，東漢神圣帝國的“圣天子”一代更比一代短命，一代更比一代孱弱。
天子本人孱弱的生命力根本無法證實“天子”真的是“天”的兒子，根本無法掌控漢章帝構建的嚴密體系之中那至高無上的權力。
于是在宦官和外戚們的操縱下，漢章帝萬世一系的圖謀徹底成了笑話，東漢帝國反而開啟了神圣皇權和圣天子本人隔離開來的反其道而行之的道路。
你圣天子甚至都活不到成年，甚至都不能成為一個長壽的人，你還有什么辦法去掌控圣天子的神圣權力呢？
也不知道劉炟本人要是知道此事，又會做何感想。
真是機關算盡太聰明。
而隨著這一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圣天子”的長期缺位，這一嚴密的統治體系也就不攻自破徒有其表了，伴隨著今文經學的徹底衰落，嚴密的神圣儒學化社會最終沒有成型，就走向了衰微。
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種幸運，這避免了古中國走向神秘化和萬世一系。
而此時此刻，正是這一社會體系最為衰弱的時候，也是行將崩盤的時候，所以，劉備不可能允許這樣一個神學性質的社會死灰復燃，他必須要抓住這個契機，將其徹底埋葬。
不過這條道路無法一蹴而就。
正如當年劉秀、劉莊、劉炟三代人才構建成功這個體系一樣，雖然這個體系已經衰落到了邊緣，但是這最后一腳想要踢下去，反而很難，也不能光明正大地喊口號把這個體系埋葬。
尤其天子這個神圣的存在還是這個社會所認可的，圣天子本人雖然是個笑話，但是隨之而來的三綱六紀等等社會規則的影響還是非常之深遠的。
劉備必須要借助古文學派的力量，披上一層外衣來戰斗，好讓自己顯得不那么“異端”。
盧植和蔡邕說得很對，一鼓作氣把荀子推上前臺是不合適的。
在此之前，需要進行比較溫和的漸進式改良，先把孔子的“敬鬼神而遠之”拿出來做個樣子，從細微處入手，一點一點推進自己的目標。
所以劉備對建安新秩序的最初的規劃，就是這幾個字——敬鬼神而遠之。
“今文學派靠著讖緯之說主導朝政，凡事不看事實，不看災害，不看傷亡數據，于是把天下大事搞得一塌糊涂，無法收拾，吾輩古文學者必須要與之劃清界限。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吾輩絕對不能蕭規曹隨，所以最好的方法莫過于效法孔子，敬鬼神而遠之，在朝堂上，不言讖緯，只言事實，不唯上，只唯實，凡事如果沒有親眼目睹，沒有事實支撐，則不可妄斷。”
劉備并不試圖一開始就推動全面的思想革新，他打算一點點入手，高舉孔子的大旗，以祖師爺的態度來應對今文學派倒臺之后的雒陽朝政，一點一點把讖緯從雒陽朝廷內清除出去。
而這一行動的關鍵之所在，就是不能過早的否認天子神圣的性質，神圣化的天子是東漢帝國建立的基礎，失去了這個神圣性質，東漢帝國的傳承就成為了無根浮萍。
建立于此之上的所有人的利益也會受到威脅，他會被所有人懷疑、反對。
所以，他必須要扛起孔子的大旗，借助孔子的力量辦點事情，在這至關重要的思想變革事件之中，只有孔子的大旗才能打得穩。
對于孔子這桿大旗，古文學派是無法反對的。
雖然他們從《周官禮》的性質上出發，是對孔子不怎么感冒的，他們當初所做的是抬出周公壓制孔子，但是《周官禮》到底是不是周公所作，大家心里都有一桿秤。
此一時，彼一時，古文學派最擅長的就是“因地制宜”，就是變通，所以，作為學派的主導者，劉備想怎么做，只要沒啥大義上的毛病，那就做吧。
反正學派的發展也主要靠劉備推動，否了他的意見，萬一他撂挑子不干了，那可怎么辦？
于是這件事情基本上就確定了，大家共同認可了劉備的意見，要更正今文學派的謬誤，改良朝廷行政方式，在為大漢構建一個全新的禮制社會的同時，專注于全新的辦事方法。
這是一個大工程，需要很多很多人的通力協作，大家也需要完成一部類似于《白虎通義》一樣的類憲法式的著作，將今文學派的痕跡抹掉，重新打上古文學派的印記。
劉備也非常需要這樣的一部“憲法”，將神圣東漢帝國的印記抹掉，讓一個世俗化的漢帝國重生。
一群人商量了很多，針對《白虎通義》上的一些內容，進行了嚴肅的討論，對一些至關重要的政治議題進行了商討，還劃分了各學派各自的任務。
在此基礎之上，大家決定對《白虎通義》中的一些細枝末節的規定予以接受。
比如和年滿五十歲的妾室同房的事情，還有各家子弟從十歲開始過集體生活并且傳授一些生理知識之類的事情。
關于一些家庭生活內部需要禮法來限制的細枝末節，古文學派都愿意接受，一些朋友之間來往的方式，還有上官下官之間相處的方式，他們也決定接受，并不反對。
因為這些內容確實已經牽扯很大，形成很多地方的慣例了，古文學派家族對這些慣例也并不反感，驟然變更，影響反而很壞，所以劉備也沒有堅持。
然后，在朝廷祭祀的方面，劉備則要求《周官禮》和《費氏易》的傳承家族將朝廷祭祀方式進行更改。
原先根據今文學派《禮》、《易》的家法解釋而制定的對天、神靈、先祖祭祀的一些規則，需要重新用古文學派的解釋來進行。
祭祀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不能從祭祀層面剔除掉今文學派的影響，那么古文學派對今文學派的勝利就不能確認。
且祭祀層面，劉備要求古文學派盡可能地從理論基礎上削弱讖緯、神秘的影響，更多的從一些現實的角度闡述祭祀的本質，且時時注意敬鬼神而遠之的基本概念。
在具體的操作層面，劉備則決定盡可能降低《易》的內容量。
有別于《白虎通義》更加專注于《易》的方面，劉備很厭惡這些占卜預測之類玄之又玄的事情，所以要求更多根據《周官禮》的內容來制定純粹的禮制，貫徹落實敬鬼神而遠之的中心點。
神神叨叨的東西少弄一些，更多的專注于事物本身。
而到了《左氏春秋》所主導的具體辦事規則層面，劉備的主張更加鮮明，更加要求貫徹敬鬼神而遠之的原則，要求把讖緯觀念從這一環節中剔除出去。
“我行軍征戰十數年，從未借助過讖緯之力，或許讖緯有一些意義，但是軍國大事，不能依靠外力，而要依靠自身的力量。”
劉備以自己的威勢推動了這一基本原則。
在教化方面，在太學的教育方面，劉備要求更加突出《詩》和《書》本身的重要意義，在太學內不傳授和讖緯有任何關系的內容。
不倡導，不研究，不接觸，不反對。
這是他定下的古文學派執政四不原則。
在這四不原則的要求之下，大家可以適當的做一些小變通，那也是無傷大雅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