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繼下半年的《南都周末》“虛假新聞”事件之后，中國新聞界又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大事件
——包括《參考消息》《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解放日報》等多家中央級報紙紛紛改版和擴版，在之前幾十年一貫制的版面上，改版為更適應市場發展的樣式。
《參考消息》是1931年11月在瑞金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創辦的一份重要的資訊報紙，在1993年之前一直是四開四版，從1993年1月1日起擴大成四開八版。
《光明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之一，創刊于1949年6月，1993年提出“變科教文報為綜合性報紙”的改版措施。
《經濟日報》于1983年1月在BJ創刊，是中國第一份關于經濟生活和資訊的專門報紙，創刊十年后的1993年，在原有基礎上增添了版面。
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文學乃至文化發展離不開各種報紙刊物尤其是文學期刊的傳播能力。
從84年各類期刊“斷奶”，再到今年各大報紙改版，無非都是吃慣了“皇糧”的報刊雜志們或主動、或被動的走向市場經濟的深處。
有了這些中央級報紙的先導，各省、市等各級報紙也都紛紛加入了改版或擴版的進程當中。
這些報紙除了保留原有風格和版面外，最大的變化是創辦副刊和周末版，如《中華文化報》創辦《文化周末》，《BJ日報》創辦《京華周末》，《中國體育報》創辦《新周刊》，《中國婦女報》創辦《伴你》，《BJ青年報》創辦《青年周末》等。
這些副刊和周末版，除了刊登必要的新聞、政論、思想、文化內容外，大大增加的是鋪天蓋地的廣告和軟性的文化娛樂內容。
這種改版和擴版的舉措，用業內的行話說就是“以報養報”。
除了報紙，文學期刊的更名和改版也逐漸形成潮流。
魯東省文學研究所于1985年創刊的《文學評論家》，改名為《文學世界》，由純粹的文學評論刊物變成了以綜合性、知識性和趣味性為主的刊物。
《河北文學》改名為《當代人》……
等等這一類的改革事件顯得層出不窮。
也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似乎一夜之間，報紙、雜志不改個名字、改個版面，好像就跟不上潮流了。
你的聲明里要是不強調一下“綜合性報紙”或者“綜合性雜志”這幾個字，那就是沒有市場經濟頭腦，沒有發展格局了。
面對外界紛紛擾擾的變化，國文社旗下的幾份刊物如同千年老龜，巋然不動。
倒不是大家不想動，全國幾十家報紙、雜志齊齊改版、擴版，說這幾份刊物的負責人心里不發毛是不可能的。
可他們心里只是起了個念頭，還沒等張羅這件事呢，就在會上被林為民這個總編輯潑了好幾盆涼水。
“那都是快活不下去的人家才改版呢，好人誰沒事改版？”
“現在是銷量斷崖式下滑了？還是讀者群情踴躍提要求了？”
“市場沒反應，讀者沒反應，你們激動個什么？”
“看著人家拉屎，自己屁股也癢癢？”
“拍個腦袋想個破主意就叫改革了？”
在會議室里被林為民拎著腦袋一頓罵，國文社刊物的主編都清醒了不少，大家臊眉搭眼的互相望了望。
挨罵不可怕，一堆人挨罵就更不可怕了，約等于沒罵。
不過大家私下難免腹誹當了兩年總編，林為民這小子是越來越不尊老了。
會后，程早春來到林為民辦公室。
“聽說伱在會上大發神威了？”
“誰又告我的刁狀？”
程早春搖頭，“沒人告你的刁狀，我就是聽說了你們開會的情況，過來問問。”
才怪！
一幫五六十歲的人了，被自己這個小年輕開會訓了半個多小時，這幫人沒情緒才怪。
不過真不怪他生氣，“這幫人，聽風就是雨。以為改革是過家家嗎？”
林為民的話讓程早春深感欣慰，他對于改革這件事一向是謹慎小心的，前兩年他還擔心林為民年紀太輕，太過銳意進取，跟他的理念有沖突。
可現在看來，自己沒看錯人。
為民這人啊，少年老成。
“治大國如烹小鮮，我們國文社雖小，可也不能一味急躁。”程早春說道。
林為民瞥了程早春一眼，這是拿話點我呢！
“改革沒問題，但是不能胡改，更不能跟風改，必須要有的放矢才行。”林為民回應道。
程早春太了解林為民了，一聽這話忍不住問道：“你又打算起什么幺蛾子？”
“什么叫幺蛾子？這叫審時度勢，迎合市場。”
“直接說。”
見老程同志如此直白，林為民也不含糊，說道：“我打算推出個‘系列叢書’。”
“又搞叢書？”程早春蹙眉問道。
“叢書和叢書不一樣。像《世界文學名著文庫》那種是文庫性質的叢書，這回我要搞的有點類似于精品圖書的概念。”
林為民說著，給程早春詳細解釋了一下自己的想法。
1993年的報刊雜志大改版是全國性質的，這當中有一部分刊物是銳意進取，希望通過改革來使刊物煥發出新的活力的，但更多的刊物不過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
如果說刊物的改版還是改良的話，那么在這一年當中，一些出版界的動作則可以稱之為適應市場經濟的大手筆改革。
1993年11月，春風文藝出版社以“布老虎”為注冊商標名，推出了“布老虎叢書”，這是春風文藝出版社精心打造的品牌圖書，也是中國新時期文學以來，商業操作影響最大的一套叢書。
自77年之后，中國的作家有過一段非常滋潤的日子，那個時候稿酬制度剛剛恢復，大部分作家都是兼職，除了本職工作以外，可以利用業余時間搞寫作。
除了有工作，還有稿費，在物價還未上漲的年代，如果能夠發表一篇一萬字的短篇，就可以輕輕松松入賬百十來塊錢，相當于兩三個月的工資，這一年都可以過的很滋潤。
可這么多年過去了，稿酬的漲幅遠遠沒有追上物價的漲幅，同樣是一篇一萬字的短篇，很多雜志社給出的稿酬標準也就千字20塊左右，還不及很多人一個月的工資。
像國文社這樣愿意支付給作家高稿酬、高版稅的出版社，在國內出版界其實并不多，大多數出版社的效益都不算太好，根本沒有底氣給那么高的稿酬和版稅。
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作家愿意和國文社合作的原因之一。
稿酬漲幅緩慢甚至是滯漲，帶來了一個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些本就生存艱難的刊物，收稿更加困難，更別提收到什么好稿子了。
如此惡性循環然后病急亂投醫，趕上報刊改革潮流，便死馬當活馬醫的改一下。
說回稿酬的問題，根據調查：1992年滬上專業作家有17人都是靠文協工資和稿費為生。一級作家工資收入400多塊，二級、三級作家的工資則分別是300和200多塊。
而這一年，滬上的的人均月支出是270塊錢。
三級作家的工資堪堪與人均月支出持平，如果沒有稿費，連養家都辦不到。
沒有作品發表，等于收入銳減，入不敷出。
當物價飛漲，工廠、企業的工資數倍于從前時，當年可以依靠工資和稿費過的很滋潤的作家們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
很多專職作家，在工資沒有大幅漲幅的情況下，稿費漲幅又攆不上物價漲幅，收入等于變相減少，度日艱難。
應該說，自建國以來物質生存的艱難，第一次在如此直接的影響到作家群體。
而就在此時，“布老虎叢書”應運而生。
它用高稿酬、高印數吸引知名作家加盟，在創辦之初就異常火爆，以一種全新的出版模式，為中國文學的市場化道路走出了堅定的一步。
后世直至二十一世紀，仍有很多作家是通過“布老虎叢書”暴得大名比如郭小四、衛慧等人。
而如果要細究“布老虎叢書”成功的根本，離不開兩個重要因素。
第一，是高稿酬、高印數。
1990年9月7日，《著作權法》通過規定：可以按照合同支付報酬。
稿酬制度不再統一化，出版市場逐漸放開，華藝出版社也因此成為國內支付作家版稅的第一家出版社，國文社緊隨其后，成為當時的弄潮兒。
但版稅制度也并非是“萬靈藥”，開啟版稅支付制度，意味著作家們的收入與圖書銷量有著直接關系，不像以前那樣旱澇保收了。
對于一些名氣大、作品暢銷的作家，這當然是好事。
但對于更多數的作家、或者是兼職作家來說，這反而是不利的。
春風文藝出版社放棄了正時髦的“版稅”，轉而以高稿酬來吸引作家供稿，迅速得到了作家群體的熱烈回應。
而出版社方面也可以利用高印數帶來的不菲收入來支付作家們高昂的稿酬。
第二，是建立品牌形象，加強宣傳力度。
在“布老虎叢書”之前，不是沒有出版社出過系列叢書，包括國文社在內，很多出版社都走過這步棋，但銷量和影響力很難兼顧。
當年林為民在《當代》搞“當代精選叢書”，銷量不俗，但畢竟是一份雜志的衍生叢書，缺少影響力。
去年長江文藝出版社搞了一套“跨世紀叢書”，影響力很大，但銷量卻一言難盡。
“布老虎叢書”的高明之處在于，完全運用了市場化手段和新時期的媒體力量，多方位、大規模的宣傳，將叢書的知名度推向一個高峰，再順利將這種知名度轉化為銷量。
如此一來，便形成了銷量與影響力齊飛的絕美畫面，并形成了長盛不衰的品牌。
以前林為民在《當代》，盡管想法很好，但能夠動用的資源有限，導致“當代精選叢書”并沒有如他所想的那樣成為一個品牌。
現在他成了國文社的總編輯，這兩年嚴肅文學又每況愈下，恰好給了他一個重新樹立一個“品牌文叢”的機會。
只要這次的叢書能夠搞起來，必然又將進一步助推國文社的大發展。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