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哇的開發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些問題需要解決。”朱翊鈞提醒著大明的臣工們，不要盲目樂觀，他十分肯定的說道：“這里面最大的問題，就是瘧疾。”
大明為何在占領了云南之后，始終以三宣六慰的方式統治著廣袤的中南半島？因為再往南，蚊子會吃人。
感染了瘧原蟲的雌蚊會在叮咬人的時候，將瘧原蟲傳染給人類，瘧原蟲會鉆到人的肝臟之中，繁衍生息，只有發展壯大之后，才會侵入血液，往往到了病發的時候，已經病入膏肓，甚至是藥石難醫，因為人已經開始打擺子了，就是高燒不退。
高燒不退，是免疫細胞在跟瘧原蟲進行殊死搏斗，只能依靠個人的素質進行硬抗了。
最關鍵的是瘧原蟲是寄生蟲病，而不是病毒，免疫系統不能形成抗體，也就是只要不脫離環境，就會數次感染，一年之內能夠感染數十次，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在這個年代，幾乎無解。
天花染一次，一輩子不會再染，但這瘧疾不是，只要蚊子叮咬，就會發生。
苦蒿，的確是對癥的良藥，但用的苦蒿，現在是來自云南的稀少草藥，而且解刳院的大醫官們，也在研究如何抗瘧，單純的苦蒿草熬湯，根本沒辦法對重癥患者有效，甚至連輕癥都難，苦蒿也是需要醫官炮制的，而且解刳院大醫官用了白酒，才算是略微有些用處。
而酒又是極為奢侈的，從糧食發酵而來。
苦蒿草的有效成分，對溫度要求也非常敏銳，高一點就會破壞有效成分，低一點就會無法炮制成功，這可是個這個年代高精尖的技術活兒，苦蒿的確能抗瘧，但這是少數醫官才能切實掌握的醫術。
在任何年代，醫療都是一種昂貴的、稀缺的社會資源。
“確實，不能盲目樂觀。”張居正最先冷靜了下來，熱帶雨林真的那么好征服的話，西南早就沒有了禍患，在熱帶雨林生存，的確是個巨大的考驗，如何開發爪哇，需要在實踐中慢慢探索。
爪哇擁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非常適合種地，水稻、玉米、木薯、花生、棉花、甘蔗、椰子、咖啡、茶葉、油棕櫚等等，無論是主糧還是經濟作物，只要開發出來，就是良田。
現在，大明在爪哇擁有了良田萬頃，只要大明不放棄開海戰略，開發爪哇，對于大明而言，并不是一個太過于困難的問題。
困難，在前進的過程中，能夠一點點的去解決。
“朕以為，當下大明的開海戰略沒有什么太大的問題，至于賤儒們鼓噪的那些搶劫的風力輿論，朕還是堅持，搶不如種，搶能搶多少？有今天沒明天，只有活不下去的人才會當落草為寇。”朱翊鈞談到了一個問題，大明開拓的主要思路，還是種，也就是開拓經營，開辟種植園，墾荒良田，順便在富礦地區開礦。
比較簡陋的一種開發方式，但也好過于搶。
最近兩京大思辨的輿論場上，蔓延了一種風力，就是大明開海應該鼓勵搶劫，反正有英格蘭混蛋已經頒布私掠許可證了。
也就是費利佩二世利用海寇攻破倫敦的消息，還沒傳到大明，否則這些賤儒們，就說不出來這種話了。
海寇是寇，有奶就是娘，今天幫英格蘭，明天就能因為利益幫助西班牙，利益捆綁是最牢固的關系，同樣也是最松散的關系。
這種風力的蔓延，根源是因為西班牙、葡萄牙、尼德蘭、英格蘭開海掠奪，不勞而獲，賺的太多了，大明這種保守的開海戰略，是大明海外利益的重大損失。
開海，睜眼看世界，原來還能如此沒有任何道德負擔的原始積累，著實是讓人大開眼界。
大明官僚羨慕泰西的政治生態，實在是太自由了，而大明的勢要豪右、海商們羨慕這些泰西人，不勞而獲，是朝廷的強約束，導致他們在海外搶不到。
“委屈死他們得了！自己不爭氣，事事怪朝廷！”王崇古憤憤不平的說道：“自己什么德行，自己不清楚？大明水師到不了的地方，大明的商船都不肯去，在外面受點欺負，就找朝廷哭訴做主，朝廷是他爹還是他媽？現在又怪朝廷不給他們足夠的自由，去海外掠奪。”
“給他們機會，他們搶得過人家泰西的商賈嗎？不中用的東西。”
晉商是有這個底氣罵開海商人的。
晉商能把韃靼女子變成大同婆娘行銷全國；晉商能放高利貸，把草原人放破防，三娘子跑到皇帝面前告狀，希望晉商能收斂一些；晉商入關為商，出關為匪，就這幾點，大明沿海海商，沒一個能做到。
晉商世家出身的王崇古是看不起這東南沿海的商賈的，在他看來，海商是對外搶不過，只好對內壓迫，這里面主要還是利益爭奪，開海厚利，晉商插不進去手，只能通過跟隨陛下開海投資，分一杯羹。
“次輔消消氣，消消氣，這些個賤儒們說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至少有一點是非常正確的，做海貿生意，絕對不能太過于良善。”張居正到是不覺得這種風力輿論有什么太大的問題，大明做海貿生意，總想著大家都體面，但其實在海貿博弈之中，善良等于好欺負。
這種風力輿論之下，至少大明商賈出去了，對這些海外的蠻夷有一種基本的警惕之心，這是最好的結果。
改變戰略是不可能改變的，主要大明種的收益遠比搶來的要高，而且更加穩定，讓大明放棄延續了幾千年的經營思維，去搶劫，大明也很難做到。
泰西有泰西的國情，大明有大明的國情。
“其實臣最近關注到這輿論場上，出現的一股風力輿論，倒是值得留意，這都是臣的錯，臣就不該著這矛盾說出來。”張居正十分懊惱的說道，他有些后悔了，當年被小皇帝大錘小錘掄了半天，搞出了矛盾說。
王崇古一聽這個話題，立刻馬上就選擇了閉嘴，甚至只顧著低頭喝茶，大明隨陛下南巡的朝臣們，喝茶的喝茶，打盹的打盹，甚至連戚繼光都似乎在思考著什么，眼神在躲避。
顯然在所有人看來，這是個不能觸碰的話題。
南衙有一本雜報，詳細的剖析了矛盾說，最終得出了一個正確的結論，矛盾說是反賊言論，張居正不忠不孝，是國之佞臣。
關鍵是其邏輯之完整，論證的嚴絲合縫，沒有任何一絲一毫的缺陷，結論完全正確。
張居正就是不忠不孝的反賊，他甚至自己都認可，并且悔恨這矛盾說的橫空出世。
朱翊鈞十分平靜的說道：“那文章，朕看了，說的很有道理，但他倒果為因的本事，朕登基十三年，就沒見過這么厲害的人物。”
此言一出，臣工們看向皇帝的表情都有點繃不住了，皇帝真的是把賤儒那一套睜著眼睛說瞎話的本事學了去！
這篇影響極為廣泛的對矛盾說的批評社論，朝臣都看了，戚繼光也看了，連張居正都認可文章對自己的批評了，當著皇帝的面，承認自己是個反賊了。
陛下居然說別人在倒果為因？到底是誰在倒果為因？！
這篇社論，主要就是一個觀點：矛盾說完全瓦解了天命說，矛盾說能夠解決社會矛盾，砍勢要豪右很靈，砍你皇帝更靈！你皇帝不要忘了，你就是世間最大的勢要豪右！
按照朱元璋的說辭，忽必烈是草原真人，大明是天命所歸，帶來了秩序和穩定，進而獲得了政權是極為合法的，這是老朱家當皇帝的合法根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在這樣的綱常倫理下，一直如此下去。
但矛盾說說出現了，講萬事萬物一體兩面，天命所歸的另一面，既然你帶來了秩序穩定，你坐天下合情合理，你老朱家無法再給大明帶來秩序和穩定，是不是就得亡天下？給那些能夠帶來秩序和穩定的人？
矛盾說對于政權合法性就一條：能安天下者應為君。
顯然，世襲罔替的皇帝制度，是無法一直安天下的，就看看朱翊鈞和朱翊镠，親生兄弟倆，完全兩類的人，世襲罔替的皇帝，注定要失天下，因為皇帝家不可能全都是明君圣主，不可能一直安天下。
這皇位有德者居之，而不是姓朱者居之。
所以，在寫這篇社論的儒生眼里，矛盾說就是顛倒君臣綱常的理論，皇帝還支持這樣的理論，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你們呀，還是沒有學到矛盾說的精髓。”朱翊鈞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頗為肯定的說道：“矛盾說從來都只是一個思考問題的方式方法，說簡單些，就是孔夫子說的，萬事三思而后行，要看到好處，也要看到壞處，然后綜合去看，權衡得失利弊，再決定要不要做。”
“矛盾說不是反賊言論，只是一個工具，而是反賊看矛盾說，才會看到是在謀反。”
“按照他的說法，那孟子還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君子的恩澤，幾代人就消耗殆盡了，那就該換君了，孟圣人也是反賊了？”
萬士和低聲說道：“陛下，太祖高皇帝把《孟子》摘去了八十五條，并且在洪武三年下詔，自今八十五條之內，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僅剩一百七十四條，陛下所說的這句，也是摘去的。”
洪武三年，朱元璋對孟子進行了刪減，將其中類似于‘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等等反賊言論，全都刪減了。
朱翊鈞則擺手說道：“萬閣老，的確是刪減了，但朕看的《孟子》，這些都還在，先生講筵的時候也講過的，不科舉而已，又不是刪的一干二凈，看不到了，你沒讀過？在座的所有人，哪個沒讀過？”
朱元璋下旨刪掉了那八十五條，真的能刪掉嗎？萬歷年間刊行的《孟子》都是全本，頂多教的時候，告訴學子，科舉不考而已，朱翊鈞連一個刪減本都找不到，他讀的也是全本。
“我們回到這篇文章的內容上來，他說的，能安天下者應為君。這話，也沒問題，大明遲早有一天要亡的，這是毫無疑問的，夏商周、秦漢晉、唐宋元，哪個逃得了？既然不能安天下，守天下，亡也就亡了，就跟人不可能長生一樣，哪有什么萬世不移。”朱翊鈞十分正面、明確的回答了這個問題。
群臣們呆若木雞的看著皇帝陛下。
張居正這才意識到一個嚴峻的問題，皇帝的骨子里，根本就是個反賊！
階級論第一卷階級，第二卷分配成書之后，皇帝一直在催促著第三卷和第四卷的問世，張居正不寫是因為他已經清楚了四個自然而然的推論，止步于分配，但陛下一直在催。
作為朱翊鈞的老師，張居正太了解皇帝了，皇帝十分聰明，他能看到四個推論，陛下怎么可能看不到？他不寫，皇帝假托他的名字也會寫完！
只要我足夠左，看誰都是右，只要我足夠的反賊，看誰都是忠臣了。
所以在陛下看來，從矛盾說這個因推導出張居正是個反賊這個果，是錯的，是張居正、皇帝本身，就是反賊，所以才有矛盾說這個果。
矛盾說是皇帝、張居正的共同著作，這一點在刊行之初，就是明確的。
“陛下，臣以為，這個問題就此打住好了，一個儒生喋喋不休而已，不必過分深究。”戚繼光作為大將軍，反對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解析。
差不多得了！什么反賊不反賊的，陛下是明君圣主，安天下者應為君，陛下不就是在安天下？
至于后人的事兒？后人再說，后人自己不爭氣，失了天下，怪祖宗太爭氣？沒這種道理的。
退一萬步講，矛盾說也在提高統治階級的下限，對國朝、中原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三思而后行也該推動。
“這個儒生叫什么？”王崇古有些好奇的問著萬士和，署名是筆名，叫玄扈山人，但能在雜報上公開發表文章的，都是在禮部報備過的，這人究竟是誰，禮部一清二楚。
王崇古之所以當著所有人的面問此人真實身份，其實是保護，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了誰在批評張居正，一旦此人倒了霉，那就是張居正在以大欺小，在恃強凌弱。
給人添堵尤其是給張居正添堵這種事，王崇古非常樂意。
“上海縣法華匯人，名叫徐光啟，是耿定向弟子萬歷二年狀元焦竑的弟子，泰州學派門下。”萬士和左思右想，還是開口解釋了下這人的來龍去脈，他趕忙說道：“徐光啟今年才二十三歲，年輕人嘛，都氣盛。”
“泰州學派全都是意見簍子。”王崇古有點幸災樂禍，張居正吃癟的時候可不多，一個年輕人，能把張居正辯論到自己承認自己也是反賊的地步，可見其才智。
若是張居正要為難徐光啟，那晉黨一定要保，不為別的，惡心一下張居正也是極好的！戰無不勝，贏了一輩子的張居正吃癟，這可是少有的場面。
大明皇帝南巡還是帶來了一些切實的改變，比如天津流入山東的煙館被大明皇帝的緹騎給查抄了，山東也留了個心眼，而且還對山東地面的官吏進行了進一步的清理；而到了徐州，四任徐州知府挖了四個大坑，皇帝也進行了一定范圍的處理，很快，徐州地面上有了蜂窩煤售賣。
徐州的煤運到蘇州、杭州、松江府，就是不會留在徐州，其實原因很簡單，在之前，徐州也有窯井采煤，而這些采煤的人，都是來自蘇杭的商賈，他們雇傭徐州本地人挖煤，把煤運回去，這就是一種路徑的依賴，大明朝廷煤鋼專營之后，徐州地面官員仍然是蕭規曹隨，在慣性之下，仍然運往蘇杭。
這是官僚根深蒂固的本能：只要能勉強運作，就拒絕改變。
讓朱翊鈞頗為意外的是，南衙對新政的抵觸情緒之劇烈，遠超大明君臣的想象，這種抵抗情緒體現在每一件事上。
比如徐州煤之事，大明自從煤鋼專營之后，地方將所有的煤窯收為官有，但南衙的普遍做法是，遵從朝廷的號令，用各種方式收為官有，最常見的做法，就是用一定的貨幣去贖買，畢竟開窯井也是需要錢的，但徐州用貨幣贖買之后，這些官有煤窯，仍然交給本來的商賈去運營。
地方衙門花了銀子，購買了煤窯的所有權，但其經營之事，仍然在這些商賈手中，商賈搖身一變，成為了地方衙門的雜職官，等于說，花了錢，卻一點事都沒有辦，那贖買煤窯的銀子，其實就在這個政令推行的過程中，落進了個人的口袋里，煤窯的一切經營方式，都沒有變。
然而，整個過程最可怕的就是完全的合法，既遵從了朝廷的政令，又沒有滋擾地方，更沒有鬧出矛盾沖突來，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獨百姓不好，工匠不好。
該有的官舍、三級學堂、工匠學堂、惠民藥局，一個都沒有。
這就是南衙執行的萬歷新政，當緹騎搞清楚了煤窯發生的事情時，連反賊出身的王崇古都驚訝了。
這還只是陽奉陰違而已，表面上遵循了政令，實際什么都沒有改變。
但大家都在這個維新的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收益，尤其是這些商賈，非常樂意配合，因為從執行新政之后，這些商賈就不再是商賈了，而是官商了，這是一層以前可望而不可即的身份，現在趁著新政的東風，拿到手里了，來自衙門的背書，自此暢通無阻。
這就是朱翊鈞抵達南衙徐州府的第一感覺。
“這很矛盾。”朱翊鈞對著隨行的王皇后，略顯無奈的說道：“娘子，你說咱這維新，看似是成功了，但看起來也像是失敗了，咱從北衙到山東，一路上放出去的緹騎，探問到的消息，無不告訴咱，萬歷維新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那連綿不絕的工匠官舍，興高采烈上學的孩子。”
“到了徐州，就給了咱這么大一個耳光。”
“這一耳光，是真的疼。”
有些略顯煩躁的心里話、孩子話，朱翊鈞只能對皇后說這些，他二十三歲，不是個孩子，他不能在任何人面前露出軟弱來，但在妻子面前，不必帶著堅強的面具活著。
他也是個活生生的人，有高興有不高興，也有失望，王夭灼這里就是個避風港。
王夭灼思考了下，笑著說道：“我倒是覺得正常，南衙就是缺了凌云翼這種不管不顧的殺神，但凡是有這樣的人物內外都清理一遍，他們萬萬不敢如此，南衙十三府，作為京畿，還是太大了些，拆分勢在必行，有六部沒皇帝，可不就是小朝廷？你皇帝算老幾？”
道理講不通的時候，物理消滅通常就是唯一辦法。
你北衙的朝廷是朝廷，我南衙的六部就不是朝廷？一個國朝，兩個朝廷，可不就有這種稀奇古怪的事情發生？
王夭灼繼續說道：“而且，南衙普遍不恭順，那沂州知州雷士楨多混賬啊，縱容煙館，可是雷士楨知道陛下要來，還是把全城里里外外打掃了一遍，還把房頂的瓦都清洗了一遍，徐州地方呢？徐州知府錢至毅以遵循王命不便擾民為由，連衛生都未曾打掃一下。”
“咱看到了。”朱翊鈞點頭說道：“所以，還是得下重手處置一番，否則別人怎么知道咱是皇帝呢？日后所經行之處，都會怠慢了咱，咱的號令，就是一紙空文。”
“就讓海總憲出手吧。”
大明神劍，從來沒有入鞘，這種貪腐案，海瑞查辦起來已經非常專業了。
大明皇帝很生氣，后果真的會很嚴重，朱翊鈞也沒有大開殺戒，而是選擇了揪著一件事猛打，就是徐州煤窯之事。
萬歷四年到任，至萬歷八年離任的徐州知府，現在的南衙僉都御史陳吾尹，就是朱翊鈞的目標。
貪腐，姑息包庇，以權謀私，立刻滿足了海瑞的斬殺線，海瑞人還沒到南衙，就已經在著手清理南都察院的蛀蟲了。
一切的禍根，其實都是當初的遷都，朱元璋在洪武年間派出太子朱標，前往洛陽、長安，就是親眼看看是不是適合遷都，但遷都之事，隨著朱標回到應天府后，生病離世，就此擱置，成了朱元璋的未竟之事。
朱棣遷都在永樂十九年，圍繞著遷都展開的斗爭，一直持續到正統十三年，明堡宗去瓦剌留學后，才算有了最終結果，真的遷回南衙，黃河以北都會丟，這是必然結果，最終沒有人再談遷回南衙。
南衙十四府官員的升遷，根本不在北衙的手里，也就不在皇帝手中，導致這南衙的考成法，都是不情不愿的在推行，新政磕磕絆絆，做些表面文章。
“我是個婦道人家，哪里懂這些，我就覺得，他們呢，造反是不敢的，但借著造反的名頭，謀財的膽子還是有的，而且無法無天。”王夭灼不懂政治，也不懂妥協，她就覺得殺得少了。
《大誥》里有一個洪武十八年的案子，叫妄給妻室案。
說山西洪洞縣姚小五有個妻子叫史靈芝，結婚多年，有孩子三個，但結婚多年后，史靈芝突然被告了。
早些年，史靈芝和唐家的長子有婚約，后來兵荒馬亂，還沒成婚，長子就死了，史靈芝這才嫁給了姚小五。
可是這唐家次子唐寅山認為，史靈芝該是他的，因為按照元朝舊俗‘收繼婚制’，唐閏山作為弟弟，有權接收兄長的一切財產，當然也包括名義上的嫂子史靈芝。
這件事離譜就離譜在，從洪洞縣知縣，到刑部尚書都認為沒有任何問題，都覺得唐寅山的訴求非常合理，就把史靈芝判給了唐寅山。
姚小五氣不過，帶著妻子就跑到京城敲了登聞鼓，朱元璋知道后大怒，下旨說：系人倫綱常之道，乃有司之首務，故違不理，所以有司盡行處斬。
從上到下砍了個遍，明刑弼教。
這件事最離譜的就是，唐寅山的訴求，即便是在元朝也是不合法的，因為忽必烈入中原就下旨，漢人不得收繼，此乃胡人禮。
到了至順元年，元朝律法更是明確規定：今后漢人、南人收繼庶母并阿嫂的，合禁治，男女各八十七杖、主婚者笞五十七下，媒合人四十七下，聘財一半沒官，一半付告人充賞。雖會赦尤離之。
就是說，有人敢收繼婚，所有的財產一半分給舉報者，鼓勵舉報。
到了大明就更不合法了，洪武六年，大明律就明確規定：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各絞，直接殺都得死。
大明有司從上到下能做出這種判罰，并且無一人糾正其錯誤，其實就是洪武初年的一個最大問題，對大明政權的不認可，對元朝松散統治的認可，朱元璋管的太寬，管得太多，人元朝皇帝，啥都不管。
這就是一種對抗情緒在作祟，當然，上下有司的對抗失敗了，因為就是按照元朝法律，那也不合法。
收繼婚這種草原來的惡俗，就因為殺人殺的多，在洪武十八年后，徹底廢除掉了。
當一個問題無法解決的時候，可以看向祖宗成法的《大誥》，里面有很多解決問題的粗暴但直接辦法。
皇帝經行之處，腥風血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