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剛回京，就干了兩件事，第一件事去通和宮面圣，這是應有之義；第二件事就是去大茶樓狠狠地揍了一頓趙南星。
趙南星根本沒法見人，這定期的聚談，也不能辦了，大概以后，就再也沒人去聽了。
京師內外，一片嘩然，李成梁一個粗鄙武夫，怎么可以打趙南星這樣的名儒呢，簡直是有辱斯文！
一片嘩然之后，街頭巷尾，議論了一下，也就如此了，沒有再多的后續了。
沒有任何一個雜報的筆正，撰寫文章批評李成梁無法無天；也沒有任何一個御史趁著過年前還有兩天，上奏罵李成梁打人，寧遠侯前腳從通和宮出來，后腳就進了大茶樓揍人，這打人究竟是誰的意思，不言而喻。
顯而易見，趙南星這頓揍，白挨了，之前李成梁回京就揍過賤儒，多打幾次，大家也就習慣了。
趙南星不得人心，連士大夫階級都看不起他，王師援朝戡亂，堂堂正正，可這趙南星，以黷武罔民，棄社稷于危旌斥王師滅倭，如此遷闕之論，還自詡直臣風骨，連士大夫都無法認同了。
畢竟現在的大明，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還是天朝上國，跪習慣了，膝蓋生根的賤儒，還沒那么多。
京師在歡天喜地的準備過年，而大明皇帝先后去了南海子看望了墩臺遠侯、海防巡檢的家眷；去北大營見了十王城宗親；在武英樓又發了一筆過年銀，不過京營銳卒也就每人一枚銀元，大概能買一百斤豬肉；去西山煤局、永生毛呢廠視察了過年防火事宜，接見了工匠們，詢問了王家屏推動的工會。
王家屏認為工會要建立在全機械工坊，以及匠人普遍讀書明理的基礎上。
但這里面又有一個悖論，那就是匠人的孩子讀了書，大部分都不愿意讓孩子再在工坊了，能留下的少之又少，工坊的活兒很累也很重，不夠體面。
工會還是任重而道遠，道阻且艱，但工會已經有了實際性的進展，至少超額利潤分配都要張榜公告，錢具體花到了哪里，都會公示，算是又走出了一小步。
臘月二十五，大明皇帝在皇極門，見了外官、耆老、百姓，近千名隨機挑選的各階層的百姓，被召集在了皇極門面圣，在皇極門左右廊，寫下了自己最關切的事兒。
廊廟陳民念，丹墀問政典。
自萬歷二年，張居正要稍復祖宗成法，讓皇帝見外官后，這個制度一直執行的很好，朱翊鈞作為皇帝，從來沒有一天會缺席。
這一千多份奏疏，朱翊鈞都會挨個過目，在來年初六上班的時候，發到內閣處置。
當然，這個制度，也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一些形式化，多數的奏疏都是歌功頌德的馬屁，或者是有人教他們，或者是不太敢表達自己的意見，大部分的奏疏沒什么意義，但只要有一本反映到了民間疾苦，就是制度勝利。
大明發展日新月異，一些個之前完全沒有預料的問題，困擾著百姓，比如因為自由流徙導致的治安問題，一些個慣犯，四處流竄作案，因為海捕公文的地域性，導致惡貫滿盈的惡犯，這邊犯罪，那邊偷偷藏匿。
丹墀問政，也算是漢代公車上書制度的延續，至少有個口子，能讓皇帝聽到萬民的聲音，哪怕是只有一道縫兒。
下情上達，總是那么的困難，朱翊鈞非常愿意了解百姓的衣食住行，朝陽門外的民舍，不代表普遍性，朝陽門外的民舍，已經是一些鄉野百姓，朝思暮想的生活了，即便仍然十分的艱難。
“陛下，先生來了。”張宏從門外走了進來，俯首說道。
朱翊鈞放下了手中的朱筆，說道：“快請。”
“臣拜見陛下，陛下圣躬安。”張居正俯首見禮。
“免禮，坐坐坐，國朝已經休沐，先生怎么突然來了？”朱翊鈞讓張宏泡了一杯好茶，有些奇怪的問道。
張居正看著分門別類整理好的奏疏，略微有些感慨，陛下過年也沒閑著。
朝廷已經休沐，除了值班的官署都已經休息了，但陛下還在處理著大堆大堆的奏疏，張居正端著手，略顯鄭重說道：“陛下還沒休息，臣不敢懈怠。”
“《尚書》有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陛下垂拱勤政，夜批玄霜，寒歲亦不輟萬機，乃國朝萬幸，然國勢非旦夕而成，還請陛下稍釋案牘之勞形。”
張居正以嚴苛聞于朝，但看著大過年也不肯休息的陛下，還是勸了兩句，要注意勞逸結合。
朱翊鈞笑著說道：“朕年輕，火力旺，再說閑著也是閑著，看幾本奏疏而已，不礙事。”
張居正見勸不動，反思了自己是不是在講筵的時候，有些用力過猛，可事已至此，已經沒什么用了。
張居正放下了思慮，開口說道：“臣為侯于趙奏疏而來，他的安邊六策，這第一策就是定規制以明職掌，這京堂農墾總局，直隸兵部而聽戶部調遣。置掌印總督大臣一員，臣推舉張學顏掌印總督。”
“一來張學顏自遼東入朝為戶部尚書，對遼東事務極為熟悉；二來，則是入朝九年，勾稽無錯；三來，王司徒年老力弱精力不濟，和臣私下溝通，打算致仕頤養了。”
這是兩件事，張學顏為掌印總督大臣，除此之外，就是張學顏入閣之事。
“先生的意思是，內閣大臣，掌印總督遼東軍墾？”朱翊鈞稍微思忖了下，明白了張居正的打算。
按照侯于趙的規劃，本來是戶部侍郎作為掌印總督大臣足矣，但張居正之前就覺得官秩太低，恐怕不妥，這越想越覺得不可，就帶雪來到了通和宮面圣面呈。
王國光年紀大了，帝國的賬房大先生，終于撐不太住，要離開他為之奮斗一生的事業。
不過好在，離開的時候，仍然是滿懷大明中興的希望。
“陛下，遼東墾荒四十五萬頃，按安邊六策，明年山西、北直隸、山東會有大量百姓流徙遼東，不期十年，遼東墾荒恐怕要過百萬頃，遼東土地肥沃，一年產糧，起碼能有大明總產糧的八分之一，甚至是更多，是不折不扣的糧倉。”
“茲事體大，不得不重視。”張居正說明了自己的理由，這掌印大臣，得是個大官，官小了不行。
北方普遍缺糧，如果能把遼東徹底開發出來，那不得了，北方缺糧便可以緩解許多，尤其是京師缺糧，不必從山西、陜西、甘肅、綏遠等干旱地區取糧，甚至還能反哺。
緩解西北地區的普遍糧荒，大明萬歷維新，才算是夯足了根基，才能走的更遠。
“先生思慮周全，的確，遼東茲事體大，確實需要閣臣掌印。”朱翊鈞認可了張居正的理由，東北豈止一百萬頃良田，又豈止大明八分之一的總產量，真的開發好了，東北千里沃野，能產五分之一的糧食，可以極大緩解北方糧荒問題。
張居正對侯于趙這本奏疏非常重視，他覺得這本奏疏可以和萬歷十五年的兩個最重要的新政并列，萬歷十五年確定日后要推行的新政很多，吏舉法、黃金故事、丁亥學制、世界明館、落日計劃等等。
這里面最重要的兩件事是吏舉法和丁亥學制，而遼東農墾局，和前面兩件同樣重要。
還田令和一條鞭法是長遠目標，張居正覺得自己離世那天，能看到還田令和一條鞭法的深入推行，那也可以死而瞑目了。
一條鞭法仍然沉睡，因為張居正發現，以大明龐大的體量，赤銅、白銀、黃金這些金屬貨幣的數量，實在是太少了，根本撐不起一條鞭法的運轉，只有黃金故事講好，一條鞭法才能有推行的基礎。
張居正把這件事看的很重要，寧愿冒著大雪，過年休沐也要和陛下深入談一談，明白陛下的真切想法，好推行政令，他需要明確的知道，陛下到底是為了安撫寧遠侯回京，才對遼東如此重視，還是真的非常看重遼東王化。
通過和陛下討論《安邊六策疏》，張居正明確的知道了陛下真的看重遼東王化。
“先生，這海外的種植園再多，也在海外，這遼東就在家門口，真的墾出來，能給大明留下五十年甚至是百年的遺澤了，入朝滅倭，朝鮮山多地少，倭國更是除了礦產，什么都沒有，入朝作戰，還是為了遼東太平。”朱翊鈞說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入朝滅倭真的大賺特賺的地方，不在朝鮮，不在倭國，而是在遼東千里沃土，大明現在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已經有些余力開墾遼東了。
家門口的地，再少也不嫌少，海外的地，再多，其實也不完全屬于大明，這也是朱翊鈞如此重視漢鄉鎮發展的原因，只有漢鄉鎮壯大起來，這些海外領地的漢人，才能扎下根來。
“陛下，今年歲入有點超出了預期。”張居正說起了這次入宮的第二件事，年底盤賬結束了，今年朝廷歲入超出預計的多。
張居正坐直了身子，將奏疏交給了陛下說道：“田賦折銀1700萬銀，比去年多了五十萬銀，比萬歷六年還少了50萬銀。”
“商稅及官廠、煤鐵煙專營、鈔關抽分和關稅等等，萬歷十五年的商稅，已經高達2300萬銀，商稅比例超過了60，這其中增長最多的是煙草專營，從三十萬銀利潤，增加到了一百五十萬銀。”
預期其實只有三千八百萬銀的歲入，但是盤賬之后發現，只差兩萬銀，就達到4100萬銀了。
海貿在擴大，完全收歸國朝的關稅，隨著海貿的興盛累年增高，今年也就漲了不到四十萬銀，但煙草專營一項，就漲了一百二十萬銀。
這一百二十萬銀，就是超預期的大頭。
萬歷六年田賦折銀1800萬兩，這是萬歷年間田賦的最高峰，之后就一直維持在1600萬到1700萬銀之間，這些年，朝廷不僅沒有加農稅，反而在不斷的減免農稅，尤其是遇到了災年，更是如此。
按萬歷六年的標準嚴格督辦，現在的田賦大約能有兩千萬銀左右。
國朝有錢了，自然不會催逼過嚴，那就不會有催逼導致的內部矛盾激化，說到底，還是大明現在可以壓榨殖民地，減輕內部傾軋。
商稅增長的速度，遠超預期，尤其是煙草增收。
“這煙草，都當藥用。”張居正略顯有些無奈，這是道德和財政的兩難困境，明知道這是個害人的東西，但還是在出售，而且是官營。
因為取煙葉的部位、時間不同，制造出了價格不等的數十種煙草，各種煙具，煙袋、煙斗等等器具，也是獲利頗豐。
這銀子賺的有些喪良心，但是朝廷不專營，有的是人做這個買賣。
煙草這東西，六成都是稅，如此重稅，依舊阻止不了煙草的暢銷。
“都是國朝的恩人。”朱翊鈞很清楚，張居正為何無奈，他的道德讓他覺得這樣不好，但現實的財政，讓他不得不這么做。
減賦恤民德威并施，廣開利源本末俱理，理想很豐滿，現實比較骨感，朝廷要用錢的地方太多，就一個丁亥學制，不知道要多少銀子填進去，大明國朝還在修馳道，這只能這樣了。
張居正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更不崇尚道德崇高，他來通和宮，也不是游說陛下禁煙草的，簡單感慨一下，感謝一下煙民對國朝財稅的貢獻。
除了煙草超預期獲利之外，就是爪哇的金雞納霜的超預期獲利。
這東西價格，即便是產量已經翻了一倍有余，仍然和黃金等價，而且多地價格仍有所上漲，這年頭，瘧疾在南方極為普遍，打擺子的時候，就是救命的神藥。
說起來這金雞納樹，在它的原產地秘魯長的不是那么好，到了爪哇反而長勢旺盛，也是咄咄怪事。
金雞納樹的種子，還是葡王安東尼奧用種子換種子，走了總督夫人的關系，在萬歷五年換來的（745章）。
在秘魯的金雞納樹種植園，其實產量很低，到了爪哇反而如魚得水。
“所以說，需求遠大于供應，看得見，這奎寧的價格都會居高不下。”朱翊鈞也沒什么好辦法，這年頭，他能做的就是讓總督府多種樹了。
賣笑的，根本賣不過賣藥的，賣藥確實賺錢。
張居正主和陛下討論大明稅賦結構的改變，在張居正看來，商稅比例進一步提高到七成以上，才能說國朝財稅真正健康了起來，如果占到了九成以上，就可以討論農賦進一步減免之事了。
“倭國今年的米，比去年漲了四倍，已經八十文一斤了。”張居正說完正事，說起了倭國。
倭國米價騰飛，再次鬧得連大明京師都聽說了。
“大明米價幾何？”朱翊鈞問起了大明的糧價，不同時間、不同地區的米價都有所區別，但大明的糧價總體趨于平穩。
馮保拿出了備忘錄，翻到了糧價的地方，遞給了陛下說道：“最貴的是松江府，一斤米價要五文每斤，南衙低一點是三文，北衙是五文錢兩斤。”
作為陛下的內相，陛下有疑惑的時候，就要為陛下解答。
“朝陽門外糧市口現在五文錢買得著兩斤米嗎？”朱翊鈞看著馮保的問道。
馮保平靜的說道：“早上宮人采買的時候，臣專門問了，現在朝陽門糧市口還降價了，這過年都囤好了年貨，賣不動，只能降一點。”
馮保不敢在糧食這件事上，欺騙皇帝，糧食產量，糧食價格，因為陛下真的懂，而且陛下很關心糧價。
朱翊鈞眉頭緊蹙的說道：“這倭國的米，三十倍到四十倍于大明，就沒有海商不顧禁令，鋌而走險，貨糧入倭嗎？”
“當然有。”張居正非常肯定的說道：“錢帛動人心，這些海商若是真的那么遵紀守法，就不是海商了，但是糧食到倭國后，也賣不上價兒。”
“陛下，倭國臨海，太平洋暖流之下，倭國的氣候、降水還算不錯，糧食產量不是問題，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有人想讓糧價那么貴。”
“大明商賈總不能在倭國開糧鋪，也是把糧食賣給倭國的買辦。”
“這些個買辦，從大明商賈手里便宜買入，然后高價賣出，所獲厚利，都買了大明的奢侈之物，綾羅綢緞，茶瓷硯印。”
糧食價格高了，種地的農夫不見得會獲益，糧食價格低了，種地的農夫會損失巨大。
谷貴餓農，谷賤傷農，這是千年以來老祖宗的智慧，糧食貴了，先餓死的反而是農夫。
大明商賈發現運糧過去，無法獲得厚利，再加上國法禁令高懸，自然不愿意做這種買賣了。
“這次的漲價，主要是讓倭國的平民承擔戰敗的代價。”張居正十分肯定的說道：“以前，大明也干過。”
“庚戌之變，俺答入寇，京師糧價一日三漲，最高時一斤糧兩百文，就這還有價無市，保定糧價漲到了一百三十文。”
“臺州府兵兇戰危時，整個浙江米價曾經漲到了四文每斤，臺州府漲到了四十文。”
張居正不僅批評倭國，也批評了大明，大明在北虜入寇、東南倭患的時候，糧價出現了極大的波動，百姓苦不堪言。
米價就是戰爭的晴雨表，身在后方的平民，受限于有限的消息渠道，對前線戰爭是無法了解全貌的，戰報戰線無法了解，但物價，是身邊的事兒。
戰爭態勢如何，可以從米價上去反映，戰敗的代價，總是由平民去承擔，古今中外，莫概如是。
“等一下，先生你等一下，你說，臺州府告急，浙江糧價漲到了四文一斤，那沒鬧倭患的時候呢？”朱翊鈞眉頭一皺詢問其中詳情。
張居正解釋道：“三文兩斤，戚帥守臺州，倭寇退后，恢復到了三文兩斤。”
“也就是說，現在松江府的米價，比當年兵兇戰危的浙江米價，還要貴！”朱翊鈞抓住了重點，松江府的物價也太可怕了，一斤米要五文錢了。
戰爭威脅下的浙江，米價才還沒現在松江府米價高。
這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松江府被倭寇襲擊了！
“浙江的四文一斤，維持了幾個月，松江府這個價格，維持兩年多了，今年怕是還要漲。”張居正小心的提醒陛下，松江府的物價高的非常穩定！
“松江府的糧價得降下來，最起碼不能再這么漲了，再漲要餓死人了。”朱翊鈞做出了明確的指示，松江府作為大明最自由的地方，萬歷維新的橋頭堡，無形的大手，比有形的大手對市場的影響力更強。
但是，糧食不能炒作，不能漲價，漲上去，會把百姓餓死的，就像是京師和遼東的煤一樣，別的可以炒上天，煤不行，煤價騰飛的結果，就是百姓凍死。
倭國是倭國，倭國糧價就是漲到一兩銀買一斤，朱翊鈞也懶得管，最好統統餓死，省的減丁了。
但松江府，朱翊鈞要管，要朝廷主動干預，調度糧食配給，讓物價維持在一個平穩上漲的趨勢中，才能保證經濟有足夠活力的同時，百姓不會被餓死。
其他的，朱翊鈞不打算管那么多，行政力量的過分干涉，反而不利于市場的穩定和有序發展。
無形和有形的大手，就像是陰陽兩儀，完全交給無形的大手，那是朝廷推卸責任的做法，完全依賴于有形的大手，畸形、臃腫、僵化接踵而至，也無法長久。
朝廷要起到主導作用，主體經濟和引導市場。
張居正談到了賦稅，進而談到了糧價，主要是說和倭國就礦權談判的問題，高啟愚要在年后離開大明出使倭國，究竟多拿多少，需要畫一條線來作為參考，倭國局勢越不妙，大明能拿到的東西就越多。
“那個陛下，寧遠侯把趙南星給打了。”張居正說完了正事，說起了李成梁。
朱翊鈞笑著說道：“打就打了唄，朕讓寧遠侯打的，騙朕廷杖，他想都別想！怎么了？趙南星又干什么了？”
很多讀書人故意發表一些逆天的言論，也不是真的不知道真實情況，就是故意騙廷杖，或者說騙朝廷的威罰。
只要被朝廷限制，立刻就以一副受害者模樣，大叫著‘我說對了，戳到了朝廷的痛腳’為榮，反而會聚集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跟著起哄，弄得一地雞毛，雞犬不寧。
朱翊鈞不打廷杖，要打就是往死里打，李開芳除外，李開芳那是稀缺人才。
李成梁作為武夫，做這種事，就剛剛好。
“他去順天府衙門報案了。”張居正略顯無奈的說道：“這寧遠侯是武勛，要走八辟，順天府衙門不給辦，讓趙南星到北鎮撫司衙門報案，這事兒不歸他們管。”
要走八辟的宗親、文臣武將，都是北鎮撫司辦，所以趙南星跑去順天府衙門報案喊冤也沒用。
“這樣吧，讓寧遠侯賠他一文錢的湯藥錢好了。”朱翊鈞眼珠子一轉，出了個好主意。
羞辱，巨大的羞辱。
用一文錢羞辱趙南星，本來趙南星是討公道，不在乎錢，讀書人太在乎銅臭味兒，會被嘲諷道德滑坡。
在傳統儒學的價值體系里，對讀書人道德要求是重義輕利，一文錢這個數兒，就是羞辱了趙南星兩次。
張居正額頭青筋跳了一下，他沒記得自己講筵的時候，教過這種折煞人的方式，這不是他教的，肯定是馮保教的了。
肯定是了，宦官整人，總是很有一套！
“他要是不堪其辱，可以自縊，朕敬佩他是個漢子，再給他官葬！”朱翊鈞十分確信的說道：“舍得一身剮，能把皇帝拉下馬！他有膽子就自縊，學那浙江巡撫朱紈，自殺明志，朕就佩服他志向高遠，朕就給他低頭認錯。”
“他敢嗎？”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卑鄙的人總是依靠著自己的卑鄙，處處占到便宜，甚至能占到輿論的高點上，對他人指指點點，高尚的人，卻因為自己的高尚，只能把高尚寫在自己的墓碑上。
朱翊鈞對朱紈的事兒，非常非常在意，如此這般求榮得辱，天下誰還為他這個皇帝，出生入死？
“他不敢，要是有這個膽子，也不是賤儒了。”張居正非常確切地說道，他要是敢，就不至于淪落如此了。
大明也有批評家，林輔成甚至觸怒了皇帝被流放到了南洋考察種植園經濟；李贄作為批評家，批評的內容言之有物，大明皇帝甚至還會摘抄幾篇發到邸報上，讓天下臣工引以為戒；
但趙南星不是，他不敢把問題剖析的太清楚、太明白，因為會得罪他不敢得罪的人、得罪給他錢的人。
他甚至不敢太胡鬧，明知道是皇帝讓李成梁這個黑手套動手，但是趙南星不敢到皇極門伏闕，因為他知道去了必死無疑。
張居正的判斷沒錯，趙南星甚至沒敢到北鎮撫司報案，他知道只會換來更大的屈辱。
趙南星選擇了忍氣吞聲，等過完年回江南，繼續講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