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堡’旅館二樓的別屋內。
房間中央擺放著一張圓潤的橡木桌，兩旁是兩張雕花的木椅，桌上放置著一盞點的微微亮的煤油燈。茶幾上擱著的精致陶瓷茶具，此刻正散發出誘人的紅茶香氣。
幾雙馬靴踩在裝飾繁復的土耳其地毯，伴隨著紳士們低沉交談聲與笑聲升起的，還有男士香水散發出的淡淡薰衣草香氣。
“亞瑟，這位就是查理·埃利奧特爵士了，一位皇家海軍上校，他過去幾年里一直在南美的圭亞那殖民地負責打擊猖獗的海上奴隸貿易。他從圭亞那傳回的當地奴隸生活狀況報告，為我們的廢奴運動提供了一項強而有力的事實依據，今年議會終于下定決心徹底終結帝國及海外殖民地的奴隸制度，查理絕對功不可沒。”
埃利奧特聽到達拉莫勛爵的恭維，謙虛的摘下帽子開口道：“我為那些不幸的奴隸得到解放感到高興，但把不列顛奴隸制度的徹底終結歸功于我，還是過譽我。我覺得，奴隸解放的功勞，有一半要歸功于威爾伯福斯先生和在他領導下的‘克拉朋聯盟’幾十年如一日的廢奴主義宣傳。
他那句宣傳語實在是太過深入人心：‘一個每星期食用五磅蔗糖的家庭，如果堅持二周不吃蔗糖糖也不喝朗姆酒，就可以挽救了一個與我們同樣靈魂的生命。如果有8個這樣的家庭堅持20年，就可以挽救100個奴隸的生命，如果有38000個家庭同時行動，就可以徹底摧毀奴隸貿易！’
如果不是有著這樣能夠打動靈魂的話語，不列顛的蔗糖銷量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如此迅速的下降三分之一，不可能讓掌控著西印度群島大量蔗糖種植園的西印度公司感到驚懼，下院更是斷然不可能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內便收到40萬人聯合署名的519份廢奴請愿書。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感情，有許多俄國農民都相信沙皇認識他們，如果他們去敲冬宮的大門，就會得到最熱情的接待，他們的苦楚不僅會被沙皇聆聽而且會被他理解，即便是最微小的細節都會。正是由于這種家長制的觀念，農民對自己的君主感到親切，而這種十足的親切感在不列顛或法蘭西是極少存在的。
亞瑟好奇道：“此話怎講？”
“不，您理解錯意思了。”
埃利奧特微微搖頭道：“不管是為了什么，廢除了奴隸制就是好事情。我在圭亞那看見太多不人道的事情了，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你們肯定沒辦法相信。有一次，餐館里的一個黑奴弄撒了我的紅茶，滾燙的茶水把他的胳膊都燙破了皮翻出肉來，我正打算攙他起來問問他要不要叫醫生。誰知道他一看見我抬起了手，他的表情里流露出的卻是極度的驚慌與恐懼。我不知道到底是怎樣的生活才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這個樣子，奴隸制這種東西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
鮑寧問了句：“您確定這位沙皇陛下答應不插手比利時獨立，是因為他的性格溫和，而不是因為他正因為波蘭的問題焦頭爛額嗎？”
“波蘭？”達拉莫伯爵撇了撇嘴：“我確定不是因為波蘭，因為眼下他有一件更棘手的事情要解決。”
“什么事？”
農民們大概是理解不了什么是十二月黨人，在他們看來，那也許只是一伙兒舉著新奇口號的反賊。但是，在地里種什么農作物，農民們卻是最清楚的，他們祖祖輩輩都沒種過土豆這種東西，所以即便沙皇的態度再強硬，他們也不愿意答應。當差和納糧是天經地義，但是種土豆是萬萬不行的。”
一旁的鮑令先生好奇道：“巴克斯頓先生當時說什么了？”
“閣下，我記得您去年曾經為了比利時問題，受帕麥斯頓子爵的委托出訪過俄國？您對那位圣彼得堡的皇帝陛下印象怎么樣？他是不是真的像傳聞當中那么不堪？”
“俄國正在鬧饑荒？”
亞瑟聽到這里，忍不住開玩笑道：“威爾伯福斯與上帝的賜福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不過蔗糖消費量的重挫恐怕才是西印度公司與西印度群島種植園主們愿意放棄奴隸制的最大原因。我在離開倫敦之前，曾經去議會旁聽了一次關于《廢奴法案》的辯論，廢奴主義協會的主席巴克斯頓先生只用了一句話便把刀子捅進了所有擁奴派議員的心窩里。”
我在大學里讀到的一本歷史記錄就談到，當年法蘭西駐俄大使德·塞古爾伯爵陪同葉卡捷琳娜二世一同在俄羅斯旅行時，就驚訝地發現，當地普通的鄉村居民在與女皇交談時，言談舉止不受絲毫的影響，完全是以一種非常自然的方式在交流。
關于廢除奴隸制這一點，亞瑟以前從人道角度考慮過，也從經濟角度考慮過，但他還真沒有從軍事角度考慮過。
說到這里，亞瑟還不忘幽默的補充了一句：“當時巴克斯頓先生話音剛落，從曼徹斯特、伯明翰和倫敦各地匯聚而來的工業界代表們便紛紛起立鼓掌，東印度公司來旁聽的董事會成員也為他的演講激動不已。從那時候起，我便知道奴隸制肯定要徹底終結了。”
達拉莫伯爵困惑的皺著眉頭道：“如果照你這么說，那俄國的土豆不是很好推廣嗎？這可是沙皇親自下的命令。”
雖然不知道為什么，但是這些農民似乎堅信沙皇希望他們擁有全部土地，只不過沙皇的這一愿望被那些惡霸地主和腐敗官員給阻止了，不過終有一天沙皇會克服一切阻礙的。”
即便從埃利奧特反對奴隸制的立場來看，他對鴉片貿易多半也沒什么好印象，但是亞瑟作為一位倫敦大學的畢業生，當著三位輝格黨成員的面突然去提托利黨和教會的主張怎么看怎么不對勁。
埃利奧特聞言微微點頭道：“我之前在圭亞那做過一段時間的總督麾下的商務代表，對這方面還算是熟絡。”
而在不列顛國內強烈反對鴉片貿易的，也就只有那么一個群體——教會勢力。而會為教會勢力站臺的那個政黨，名字叫做‘托利黨’。
埃利奧特的一席話聽得亞瑟忍不住捏住了下巴。
尼古拉一世加派軍警人手去鎮壓，消息一傳開，暴力抗旨很快就演變成了大規模暴動。雖然這些暴動規模并不算大，但是這里剛消停，其他強制推廣土豆的地區就又反了。這真是見了鬼了，當年尼古拉一世登基時的十二月黨人起義鬧出的動靜還不如土豆大呢！
達拉莫伯爵端著茶杯呵呵笑道：“工業界的歡欣鼓舞可以輕而易舉的理解，至于東印度公司，他們大概是因為早就不滿意西印度公司壟斷了蔗糖貿易吧？我聽說他們在印度好像也開了不少蔗糖種植園。”
至于另一半的功勞，我想應當歸功于教會的不懈宣傳，雖然我不是很喜歡這群教士們。但是至少在廢奴這件事上，不論是呼吁圣公會信徒應當停止販賣與豢養奴隸的倫敦主教，還是自成立以來便一直堅決反對奴隸制衛斯理宗教士們都很好的貫徹了傳播福音的使命。”
亞瑟正在思考著該怎么同埃利奧特提及中國的事情，卻忽然聽到埃利奧特將話題扯向了達拉莫勛爵。
達拉莫勛爵聽到這話，一邊品茶一邊皺眉道：“你是說尼古拉一世？我……我其實感覺他人還不錯，待人很有禮貌也很溫和，所以我那趟出訪也非常順利。他在得到了不列顛不會以任何積極的形式向荷蘭和比利時任何一方提供援助的保證后，便欣然同意俄國也不會主動插手低地國家的家務事了。”
在大部分情況下，這些俄國農民都是毋庸置疑的君主主義者，當之無愧的保皇黨人。在俄國的傳統文化當中，他們將沙皇視為上帝在人間的代理，是由上帝創造的用來管理農民、關照農民的全俄羅斯的家長。他們無法想象除了沙皇之外的任何其他世俗權威，并且會習慣性的把所有的好都加在沙皇身上，把所有的壞都歸咎于上帝的意志或是地主和官員身上。
比如說有兩種稅，在俄國就很容易征收。一種是養兵的稅，另外一種則是贖金。因為在俄國的歷史上，他們常年對外打仗，而且經常遭受韃靼汗國、克里米亞汗國等游牧部落的襲擊，所以俄國人經常有被抓走販賣的可能性。
亞瑟開口道：“關于這一點，我也許可以解答，我在大學的時候，曾經主攻過俄國史方向。”
是問問鴉片貿易的事？
還是問問五口通商的事？
亞瑟學著巴克斯頓的腔調復述道：“我始終認為，不斷進步的技術需要的是海外市場，而不是廉價勞動力的供應，解放奴隸將提升當地的消費能力，為我們的工業出口提升新的增長動力。而且就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言：從歷代和各國的經驗來看，我相信自由人的勞動一定比奴隸勞動來得便宜。在很大概率上，我們將得到市場與勞動效率的雙重提升。”
不過，雖然目前不列顛及海外領地的奴隸制度業已廢除，但我不認為這便已經是終點了。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議會自從1807年下令禁止英國船只參與奴隸貿易以來，皇家海軍便一直在對西非海岸和南美海岸長期執行打擊販奴船的活動，但即便如此，奴隸貿易依然屢禁不止，特別是西班牙和法國佬的奴隸販子在這方面尤為可惡。
而前幾年開始，由于霍亂的影響，俄國境內又出現了糧食短缺的情況，所以尼古拉一世便找出了推廣土豆的老辦法。而且，他這次下的決心比彼得一世和葉卡捷琳娜二世都要大。不管農民們怎么說，他們樂不樂意種，發了種子你就必須得種。
“不，恰恰相反，打土豆戰爭是為了解決饑荒。”
亞瑟喝了口茶，忽然轉移話題道：“我方才聽伯爵閣下說，您這次回國述職后，便要隨納皮爾勛爵趕赴中國了？職務是貿易專員秘書？”
所以自從我這一次出訪了俄國以后，報紙上關于俄國的鬼話我就再也不相信了。俄國的民眾可不是像報紙上說的那樣，全都是順從、忠誠的老實人，他們也和不列顛的民眾一樣，懂得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我看來，因為這點事情便發生全國暴動簡直不可思議，沙皇要是真的可以獨斷專行，怎么會連個土豆都推廣不下去？”
結果這個政策傳達到了地方上，農民們都對他的話置若罔聞。尼古拉一世勃然大怒之下，就打算抓了幾個影響力大的抗旨農民以儆效尤。可當地的農民知道了這件事，不僅不向當局交人，反而把當局派過去的官員給打了。
從這個角度出發，也就怪不得內閣隔三差五就要照會巴西、西班牙、法蘭西和奧地利等國，要求他們應當本著上帝慈悲為懷的態度同不列顛一起投身于廢除奴隸制的偉大事業中來了。
亞瑟從埃利奧特口中收獲了肯定的答案，但一時之間他也不知道該怎么去往下接。
“嗯？”達拉莫伯爵問道：“難道我說的不對嗎？”
但這個好主意卻死活推廣不下去，不僅推廣不下去，甚至于彼得還被扣上了一個企圖毒死俄國人后給德國人騰地方的帽子。而到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她又打算故技重施，結果一樣遭到了俄國農民的集體抵制，所以后來也不了了之了。
鴉片貿易這塊兒，不列顛自己國內都賣的飛起。
但轉念一想，埃利奧特的這段話說的還真挺有道理，畢竟歐洲各國海軍在戰時雇傭販奴船和海盜船作戰也不是一次兩次了。雖然這些小型武裝艦船沒辦法像大艦隊那樣在海上決戰中發揮太大作用，但襲擾不列顛的命根子——商業航線，卻是綽綽有余了。
而從維持不列顛的海上優勢角度來看，禁止奴隸貿易和全面解放奴隸也意味著不列顛的販奴船數量肯定會大幅減少，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迫使其他國家一起廢除奴隸制，那么等到戰時，他們就可以征召這些具備一定武裝能力的販奴船加入軍隊服役。所以于情于理，皇家海軍都應該更加堅定的打擊這幫奴隸販子，內閣也應該督促其他國家與我們一同廢除奴隸制。”
亞瑟聽到這里，忽然眼前一亮，他貌似找到了切入點。
達拉莫伯爵看到大伙兒都有興趣，于是便耐著性子把他在俄國的見聞全都拿了出來：“你們應當也知道，俄國天寒地凍的地方比較多，而土豆這種作物不僅適應性強而且產量也很高。正因如此，所以俄國從彼得大帝時期便一直希望在國內推廣種土豆。
達拉莫伯爵一想起那件事便感覺滑稽，他笑著說道：“說來你們估計都不相信，眼下他正在同暴動的農民打一場土豆戰爭。”
正因為如此，在俄國人世世代代的觀念里，繳納軍費和湊贖金是天經地義的。而且普通家庭通常掏不出高昂的贖金，所以沙皇的政府還得對他們提供贖金補助。在16到18世紀，俄國政府每年的贖金支出最高能占到全年財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所以，俄國農民有時候還會將沙皇稱作‘小爸爸’。
亞瑟笑著回道：“您說的自然是對的，但是報紙上說的也不是全錯。俄國的民眾既可以是報紙上說的那么順從，也可以像是不列顛的民眾那樣懂得爭取自由。而順從與自由的差別，主要在于他們對自身義務和權利的界定。在俄國人的觀念里，他們對合理繳稅和服兵役的認同度很高。
亞瑟笑著回道：“沙皇下什么命令不重要，重要的是沙皇的命令符合不符合農民們的傳統習慣，如果他們從傳統的角度無法理解沙皇的命令，那么很快他們就會滿腔憤怒了。十二月黨人起義之所以沒有土豆鬧得動靜大，我猜就是這個原因。
達拉莫伯爵聽到這話，也忍不住笑了出來：“如果真是你說的那樣，那俄國的情況倒也合理。但是了解了背后的原因后，我只覺得這事情變得更滑稽了。”
亞瑟說到這兒，只是輕輕笑了一聲，旋即又轉過頭對著埃利奧特委婉的提醒了一句：“雖然我對中國沒有做過細致了解，但是我覺得那里的情況應該與俄國有一定相似性，您就任以后，或許可以參考一下我方才說過的那些話，盡量不要觸犯一些他們理解范圍外的事情，循序漸進，這對您的工作也許會產生一定幫助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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