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資料來源主要是晉書中帝紀、當事人的個人傳記以及資治通鑒。
其他等級低一點的史料里提到的“三千義從”、“千余騎”之類我就不寫了，就用這兩本。
（1）永嘉二年（308）
資治通鑒“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北宮純募勇士百馀人突陳，彌兵大敗”。
原始記載只有這兩句。
從這里可以判斷，涼州援軍數量是100+（其實北宮純募的勇士也不一定就是涼州人……）
這一戰的情形，正如書中所述：
從史書記載分析，王彌軍應該是據城南、城東，因為僅有的三次出現地名，第一次在津陽門（城南），第二次在建春門（城東），第三次在七里澗（城東）。
史書對戰斗過程語焉不詳，缺失過多，但多方印證，大體分析，依稀可以看出幾點：
①第一戰在城南的津陽門，北宮純率百余人突陣，“彌兵大敗”（主將不一定是王彌）。
②幾天后第二戰，位于建春門，有沒有打史書沒說，只有王彌燒建春門而走的事情，我認為大概率是打了的。
③燒建春門后，王彌向后（東）退卻，在七里澗被禁軍追上，又敗。
④綜合這些記錄，王彌并沒有很多人認為的百余人突陣就一戰敗逃，事實上戰斗不止一場，只不過晉代史料空白嚴重，記錄不全，語焉不詳罷了，我認為至少打了兩場，看到取勝無望之后，死心了，轉進，然后被禁軍王秉部追擊，大敗于洛陽城東的七里澗。
再來看看匈奴方向。
劉淵在308年1月，“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這是防止晉軍圍魏救趙，故預先堵住太行陘口，專心攻平陽、河東二郡。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于河東，敗之”——資治通鑒。
這里的“河東”大概率是河東郡，也與前文劉淵遣劉聰派兵占據太行對上了。
劉聰的兵可不少，而且匈奴騎兵數量眾多，北宮純兵力不可能少。
100+、1000+的兵力壓根不可能，至少數千。
（2）永嘉三年（309）
當年8月，匈奴南下洛陽，在弘農戰敗。
10月，二度下洛陽，“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余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
這里其實也沒說這千余人到底是不是涼州兵，姑且認為是，出現人數了：1000+
但也沒說309年到底有多少涼州兵在洛陽。
再看幾段史料：
張軌傳：“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遁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謅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匱，軌即遣參軍杜勛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如、儀同三司。”
晉懷帝什么時候加張軌鎮西將軍呢？永嘉四年（310年）10月。
資治通鑒：“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遣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軍杜勛獻馬五百匹，㲜布三萬匹。”
也就是說，在310年10月之前，至少就已經有五千涼州“義兵”來洛陽了。
與他們一同來的，還有涼州人才的做官推薦信。
這五千義兵大概率是309年來的，打完匈奴后回去了。
張軌送推薦信，大概率也是309年的事情。
309年打完，可能最遲310年上半年回去了。
等到當年10月份，天子遣使至涼州，加封張軌為鎮西將軍，基本就是這個情況。
為什么這么說呢？
張軌傳：“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
前面提到的310年10月，天子派使者去涼州冊封，還沒抵達呢，匈奴又來洛陽了（311年）。
于是張軌再派“精騎五千”入援京師。
他不太可能同時派兩波援軍來洛陽，畢竟涼州形勢也很復雜。
綜上所述——
第一次（308），北宮純甚至還去河東打了匈奴劉聰，并將其擊敗。
這一年的兵力，不可能只有100+，大概是幾千人。
什么時候離開的不太清楚。
第二次（309），大概率就是那“五千義兵”，什么時候離開的不清楚，大概是309年年底或310年上半年。
第三次（311），“五千精騎”。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