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改善治安一方面是要靠加大武力清剿的力度，另一方面則是要靠經濟的發展，也就是既要提高盜匪的犯罪成本，又要讓他們走正路更有性價比，如此一來那些半民半匪的存在，自然就傾向于向“民”轉化了。
而朱雄英想的更深了一層，根據他看到的史料，近代西方在大航海時代的早期，也是因為這種因素，發展起了保險業最初是因為在航行時很容易遇到風浪或者海盜，需要扔掉貨物減輕船體重量才能安全航行或快速逃跑，而在扔掉貨物的時候容易發生分歧，扔掉誰的貨物都不公平，于是有人提議，不管扔掉誰的貨物，都由大家分擔損失，這就是一開始的財產險。
而后來有了非洲到美洲的勞動力運輸以后，這些勞動力也被視為財產，故此也納入了海上貨運體系，有了這個玩法后，船主和船員也進入了這個保障體系，乃至乘客也開始普遍購買用來保障人身安全，而隨著投保需求數量龐大、類型豐富，也促使了保險行業的規范化。
現在是洪武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而在1435年《巴塞羅那法典》就將頒布，成為最早的海上保險法典，到了西班牙人縱橫大洋的時代，也就是1563年，西班牙的《安特衛普保險法》，就詳細地規定了海上保險辦法和保單格式，讓保險制度逐步走向成熟，隨后保險商會將在各國成立，登記專營海上保險業務。
而不管是開展工業還是商業，交通運輸安全都是必備條件，要是運輸安全無法保證，那么生產或者運輸多少貨物都是沒有意義的，而一旦能夠保證基本的貨物運輸安全，那么整個大明的毛細血管網絡都將煥發起來，到了那時候，輔之以保險業的發展，就能徹底打造出近代貿易網絡的雛形。
再加上交通運輸工具的革新，到時候的大明，就像是氣血淤堵的人開始疏通經絡逐漸完成血液循環了一樣，才能夠變得身強體健行動自如。
朱雄英點了點頭：“這個建議很有道理，本王會向陛下反映此事，爭取加強水路的安全，不過也需要船幫的配合。”
這里的配合，指的自然是信息共享。
畢竟沒有信息共享，就很難做到精準打擊，那樣的話按照對地方官府的了解，一定是大張旗鼓出動，把賊人全都驚走，然后武裝游行一圈回來聲稱地方已經靖平，而等風聲漸匿，匪患又會重新冒出頭來影響交通治安。
但如果能做到精準打擊，那么把最囂張的匪徒統統殺雞儆猴，剩下的意識到了這行不好干，可能會極大概率掉腦袋，風險遠大于收益自然就會回去種地或者改行干別的，如此一來，即便再有匪徒零星作案也不成氣候了。
“那是自然。”陳震說道，“我們船幫在水路上行走，對各地的情況還算是了解，只要朝廷需要，隨時可以提供情報和協助。”
朱雄英微微一笑：“如此甚好，定能保水路平安。”
談話間，又有會首提起了水路運輸的稅費問題，他們表示，雖然水路運輸利潤可觀，但稅費也相對較高，希望能得到一些減免。
這就有些是基于自身立場的一廂情愿了，畢竟稅費這種東西是一個很難衡量好中間點的尺度，雖然并非收的越多越好，有時候收的少了反而會促進貿易的繁榮，繼而收取到更多總數的稅費，但稅費過少同樣也不是什么好事，對于大明來講，流通成本不是越低越好，各地方的稅卡同樣要去保證地方的財政收入。
不過不管怎樣，像是湘軍等地方團練武裝在太平天國時期那種猛猛收厘金，讓所有通行者十里地交八次錢的行為，肯定也是不可取的。
朱雄英聽后沉思片刻說道：“稅費問題確實是個大問題，但此事涉及朝廷財政，非一人之力所能改變。不過，本王可以向陛下反映各位的訴求，爭取為水路運輸行業爭取一些優惠政策。”
眾會首聽后紛紛表示感謝，他們知道，朱雄英作為皇室成員，能夠為他們這些地位低賤的人說話已經是非常難得了，至于有沒有后續，他們也沒指望。
在這些人喝醉之前，酒宴也結束了，眾會首紛紛離船后，朱雄英和李景隆站在船頭，目送著他們的船只漸行漸遠，直到消失無蹤。
“今日之會，收獲頗豐。”朱雄英感嘆道，“水路運輸比陸路便捷無數倍，更何況整個長江中下游乃至淮河流域，都是水網密布，交通主要依賴水路運輸，若是能整頓好，那以后各行各業都能有所發展。”
李景隆凝視著他問道：“那雄英到底打算做到什么程度？”
說實話，李景隆有點看不懂眼前這個人，他跟所有皇孫都不一樣，不過由于他的經歷太過神秘也太過離奇，所以有些異于常人之處，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物阜民豐如此而已。”
朱雄英沒有向李景隆說他的長遠計劃，一方面是太過驚世駭俗，這個時代的人很難理解，另一方面則是他對李景隆的了解還不夠，不想交淺言深。
不過僅僅從最近的接觸來看，李景隆這位“大明戰神”雖然在史書上干的事情很失敗，但其本人倒也不算差勁，只能說能力不夠頂級，如果把他當成一個普通的勛貴二代，那反而是相當出色的，不說將門虎子，各方面也是有兩把刷子的。
“若是需要大范圍剿匪，我或許可以勝任。”李景隆猶豫剎那，還是毛遂自薦道。
畢竟對于李景隆來說，每日紙醉金迷的生活，實在是太過無聊了。
而作為開國名將李文忠的長子，李景隆從小就學習兵法，也有軍旅生涯的鍛煉，肯定是更渴望同父輩一樣征戰沙場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且作為普通將領，李景隆的能力肯定夠了，只要別把他擺到不適合的位置就行，像是諸如練兵、剿匪、后勤這些需要較強的組織能力但不需要高強度對抗的工作，就很適合他。
“先忙完修筑堤壩的事情，再考慮諫言此事吧，畢竟發展這些事情，也不是急于一天兩天的事情，現在還是要先做好京城這頭的事情。”
“不過后續確實可以讓水師加強除了長江主航路以外的水路巡邏。”李景隆提出建議，“同時也可以考慮在一些較大的支流的關鍵航段設立檢查站，駐留一些船只和水師士兵，確保航運的安全。”
“設立檢查站確實是個不錯的辦法，可以及時發現處理潛在的隱患，不管是逃稅走私還是有匪患，都能快速反應，只不過能否保持清廉是個大問題，別好心辦了壞事，以至于朝廷不知情的苛捐雜稅反而變得更多了。”
朱雄英的態度顯得很謹慎，對于他來講，做事很重要，但也要考慮到大明的實際情況和“人”這個最大的變量因素，這畢竟不是在玩模擬經營游戲，人也不是npc，都是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和小心思的，歷史上多少改革政策出發點都是好的，但最后落實在民間，結果都成了壞的，反而成了疲民苛政，還不是因為基層治理能力不行，最后執行不到位不要緊，還都念成了歪經。
“此外。”朱雄英想了想補充道，“關于稅費問題，我也會向皇爺爺稟報的，爭取為水路運輸行業爭取一些合理的減免政策，這樣既能減輕商人、船幫的負擔，也能進一步激發他們的積極性。”
李景隆點頭：“這是個好主意，哪怕以后各地府城弄得不及京城這般繁榮，有個十分之一，也是極好的。”
“那也請表哥回去后就著手準備一份詳細的奏疏，上奏闡述這些想法。”朱雄英說道。
李景隆怔了怔，旋即大喜，趕忙向朱雄英誠心道謝。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