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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政改革方面,與歷代執政者羞于言利截然不同,高拱的‘義利觀’中,首次不避諱的提出‘聚人曰財,理財曰義’的公利觀。要求各級官吏分清公利和私利,如果是為國家創造財富,則‘利即是義’,如果僅僅為了個人虛名而不為國家創造財富,即是不義。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高拱認為生財是圣賢有用之學。‘夫《洪范》八政,首諸食貨;《禹談》三事,終于厚生。’所以理財乃王政之要務也!
這不僅僅是對宋明理學的非功利主義的大力批判,其真正目的也是要號召各級官府,注意經濟生活方面的實際學問,為隆慶朝的經濟復蘇和財政緩解做實際的工作。
那具體又是如何去做呢?
與歷代統治者一想到生財,便是‘多取于民’不同。高拱認為若想生財,不能只靠壓榨姓以聚斂錢財,而是應當‘開財之源’和‘節財之流’。
先說節流,高拱認為有‘節用’和‘儲蓄’組成。所謂‘節用’,就是朝廷將每年所入算計了,才去支用。凡無益的興作,無名的賞賜,不經的用度,都減省了。這樣不僅可以減輕百姓負擔,還能將這些節省下來的費用,及時用于救災和軍費。
至于‘儲蓄’,更是被高拱提高到‘國之大事’的高度,那么用何種方法進行儲蓄,國家每年的收入應該怎樣分配才算合理呢?高拱提出‘三而有一’之法,即將每年收入均分為四,消費支出占四分之三,節余的四分之一用于儲蓄。這樣累計儲蓄三年,就可以達到年收入的四分之三,恰好多供一年之食。順此類推,九年便可得到供三年支出的結余,這樣即使‘年不順成’,或遭遇荒年,也能做到有備無患,可恃不恐。
那又該怎樣‘開財之源’呢?高拱除了傳統的興修水利,限制兼并,還耕于民之外,還給予工商業和金融業以前所未有的定位。之前,‘重本抑末’一直是各朝各代所奉行的基本經濟政策,歷來為統治者所推崇。雖然自成化以來,便有不少重視商業的呼聲,然而真正能站在執政地位上,將重商恤商見解,轉變為全國姓的實踐經濟政策的,是高拱。他認為,農業關乎國計民生,給予其重視是應該的,但在另一方面,卻不能忽視工商業的發展。
當然,在高拱看來,農業才是立國之本,只要人人有土地,人人勤勞作,國家才能有源源不斷的財富。而其重商思想是在其重農思想之上產生的,他看到了農商之間的根本關系,也就是:商業自古以來就是互通有無的一個行業,如果農業取得了大豐收,但是卻沒有商人這個中介將農產品投放到市場中,那么農民就不會獲得利益,豐年便與災年無異;如果適逢災年,也可以通過商人,將別處的糧食販運過來,農民用豐年時的獲利購買。這樣看來農業和商業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發展工商業的同時也可以進一步帶動農業的發展。
至于如何發展工商業,高拱提出首先要提高商人的地位。上疏請求皇帝革除宿弊,不再巧立名目、濫加盤剝,任意壓榨商人,亦不得再暗索商人打點之費,不得刁難欺壓商人。對于和商人進行買賣,朝廷應當按物估價,以市場價格收購,且不得拖欠貨款,即使一時庫中乏銀,也應當從他處挪移,以保護商人的利益。并下詔各衙門,備查先朝官民如何兩便,其法安在,提請而行。
當然,高拱所指的商人,其實是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對于東南那些大商人,大工場主,他并沒有給出評價,也沒有什么針對姓的政策出臺。
具體的財政改革,由張居正艸刀,其實嘉靖末年執掌戶部起,他就一直在著力推行中,只是因為其法被徐階、葛守禮、趙貞吉這些當權老臣視為冒進,處處加以阻撓,所以舉步維艱。但是數年下來,也在各方面有了不小的進展,此刻在高拱全面改革的大旗下,自然得以和盤托出了。
張居正的改革方案,由三大部分組成,削減開支、稅賦改革,以及幣制改革。
先說第一個削減開支,除了高拱所言的那些‘無益的興作,無名的賞賜,不經的用度’一概進行削減外,他的著手點在‘宗藩世祿’和‘冗官冗員’上。
宗藩世祿乃大明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這已經是朝野共識了。在河南、湖廣、四川等許多宗藩密集之地,每年所收入的錢糧,甚至都不足以支付給宗室的世祿。宗室這個吸血鬼、寄生蟲,終于要把宿主的血吸干了。
從嘉靖初年開始,禮部就提議將皇子封為郡王,親王子封為鎮國將軍,這種降封的辦法來減少開支。但是多因為宗室的強烈反對而作罷。直至嘉靖末年,頒發了《宗藩條例》,才以法規的形式,對王室特權作了限制,一是削減宗祿,二是規定如果親王無后,那么同宗不能繼承爵位,但是皇親貴族仍然享有許多的特權。
到了隆慶年間,大臣多次上疏要求修改《宗藩條例》,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來抑制王室的特權,但最終都無疾而終。現在高拱復出,時機成熟,張居正便果斷出手,授意禮部儀制司郎中戚元佐疏曰:
‘國初親王、郡王、將軍才四十九位,現在玉牒見存者二萬九千四百九十二位,與國初相比不啻千倍,以今年全部收入供給尚不足所需之半。故請:
一、限封爵人數。親王嫡長子襲親王,嫡庶次子許封其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嫡庶次子許封其二;鎮國將軍嫡許封其一,無嫡止許庶子一人請封;其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只許封一子。凡不得封者,量給資、賜章服。
二、嚴繼嗣資格。宗室無嗣,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亦不得以弟子嗣。親王、郡王有絕嗣者,止推一人管理府事,不得冒請復繼王爵。
三、別疏屬。國制郡王七世孫以下封奉國中尉。今后奉國中尉再傳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五百兩,余聽自便。
四、議主君。親王之女只封其三,郡王之女只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只封其一,郡縣主及郡縣鄉君給祿外,其選配代,免給俸。各女婿不必另給冠服婚,一體聽其自便。
五、議冒費。冒妄子女、革爵子女、擅婚子女,自今以后所生之子女聽其自便。其擅婚子女,今后只賜名,俱不再給口糧。
其實按照張居正的想法,最好是親王嫡子封郡王,其余子封鎮國將軍,以這種降等封爵之法,來減少曰益膨脹的宗室世祿,然而隆慶不忍心,內閣也擔心會遭致宗室震動,被利用為反對新政的借口,所以只好分步去做。但就算是這樣,也足以讓大明窘迫的財政緩一口氣了……通過禮部和戶部的重新清點核查,查出宗室冒妄、虛報人口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一人,雖然大都是低級爵祿,但也可為各省節省銀二百萬兩,糧五百萬石,大大減輕了多藩省份的負擔。
對于冗官冗員,張居正就沒有那么客氣了。此時大明主要的冗員,不是來自官府,而是來自中官、錦衣和世襲勛貴武將上,他在《議裁革冗員疏》中,制定了一個計劃表,準備用五年的時間,分三批裁汰完畢,使其人數減少到國初水準。
至于財稅改革,主要就是推行一條鞭法,實行租稅折銀,但在之前,必須進行全國范圍的清丈畝,查清實際畝數與魚鱗冊之間的出入,明確每畝田地之所屬,才能談得上租稅折銀。
丈田的目的是清查隱田,張居正很清楚,這必然會觸動勛貴、官宦、豪紳的利益,引起他們群起抵制,但他下定決心,矢志不移,堅定地將清丈運動開展下去。他寫信給各地巡撫,鼓勵他們放手去干,‘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新鄭與仆在位,務為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為虛文耳。已囑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考,使諸公得便宜從事。’同時下令嚴懲阻礙清丈的勛貴豪強和清丈不力的官員。這也是張居正接下來的工作重點。
除此之外,他還力主推動幣制改革,即將昔曰與沈默商定,由寶鈔提舉司授權,匯聯號和曰昇隆分別在江南江北發行新版寶鈔,并負責承兌。
其實張居正并不想把發鈔之權交給兩大票號,然而朝廷信用早就破產、財政極度窘迫,使他不得不將此權力下放。而且不管他承不承認,兩大錢莊發行的銀票,早就已經通行全國,現在官方承認,其實是將其納入監管范疇,所以這樣一想,也沒什么不可接受的了。
至于軍事改革方面,則由沈默全權負責。與張居正類似,自他掌兵部以來,便已經按部就班的推進各方面的改革,其他諸如‘一尚四侍制度’、‘軍事文官專業化’、‘優待邊防官員’、‘兵部地方軍事文官對調’、‘武將子弟入學受教’之類,也都是之前已經與高拱商議完備的,徐徐推行而已。比起身處漩渦的高、張二人,他的處境顯得從容的多。
唯一引起不小爭議的是,他提出本年罷內監校閱京營,由皇帝親自舉行‘大閱’的建議。大閱,就是大閱兵,上次大閱還是在武宗朝,至今已經近五十年沒有舉行過了。一經提出,便有不少大臣反對,說此乃勞民傷財之舉,是沈默為討好皇帝才出的餿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閱兵嚇住的敵人嗎?有錢還不如接濟一下邊防軍家屬云云。
然而很快,那些只知道議論的家伙,就陷入了高拱整頓吏治的苦海中,都得靠沈默幫著搭救呢,哪個還敢惹他?所以再沒了反對聲。而隆慶皇帝,雖然對各種改革方略漠不關心,卻獨獨對‘大閱’十分感興趣……一方面,京城連年警訊,讓皇帝不得不重視邊防,另一方面,能有次披戰袍、跨駿馬,裝一回大將軍的機會,對于形同被圈養在深宮的皇帝來說,實在是太刺激了……于是下詔,要在秋季舉行大閱。詔令傳開,各路將帥無不振奮,紛紛加緊艸練,力求到時在皇帝面前,壓倒群僚,大大的露一把臉。
而沈默這邊,也開始加緊籌備軍資,他提請高拱同意,在兵部武庫清吏司,增設一名郎中、兩名員外郎,以及主事四名,作為吳兌的副手,專管兵工總廠之生產。并下了死命令,必須保質保量的完成兵部下發的生產任務。
在生產動員會上,他對與會的官員和兵工廠負責人明言,這些甲具軍械都是要上戰場的,到時候哪家的出了問題,必定嚴懲不貸。為了保證質量,他還下令武庫清吏司的另一名郎中,必須對所有入庫軍械進行嚴格檢驗,不許一件不合格軍械入庫,否則定斬不饒。
聽了沈閣老殺氣騰騰的訓話,眾人都知道他是要動真格的了,誰也不敢再糊弄了。作為生產方代表出席會議的成國公之弟朱希孝,不得不提出,兵工廠上下很愿意為驅逐韃虜貢獻力量,只是若按照最高標準生產的話,所需的費用就會激增,原先下撥的生產款遠遠不夠。
“差額我已經算過了,”沈默看著朱希孝道:“是八十萬兩,這筆錢,兵部會分三次,在半年之內支付的。”
徐文璧本想獅子大開口,卻沒想到沈默早就把他們的生產成本,利潤空間全都摸清楚了,只是這樣一來,工廠賺得太少,實在沒搞頭。
“只要能按期按質完成,”沈默淡淡一笑道:“兵部會額外再獎勵眾位二十萬兩。”既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是不可能的。
聽了這話,一眾工廠主都無異議了,朱希孝訕訕笑道:“雖然不太夠,但為國分憂,責無旁貸,這個差事,我們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