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北洋之狼第三百八十章大總統眼里的“獨裁”和“民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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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總統蕭天到！”
隨著這一聲聲音。身著大元帥服的大總統蕭天緩步走進了會場，正在那里嚴厲斥責安立云的肖羅利“叭”的一個立正：
“領袖萬歲！”
所有的青年黨執委一齊站了起來，大聲呼道：
“領袖萬歲！”
全場一下變得鴉雀無聲。
青年黨的“領袖萬歲”，始終都是他們的口號，但在統一黨會議上公然喊出，這卻還是第一次。
蕭天看了這些青年軍官，神色嚴肅地走到了主席臺前，揮了揮手，讓所有黨員都坐了下來：
“這次召開特別會議，我想蔣秘書長已經和大家說過了，是為了解決問題，統一思想。我手里有兩份意見書，一份是安立云執委的，一份是文則夫執委的。咱們先看一下文則夫執委的。
在這份意見書里，文則夫執委說我就任大總統以來，始終沒有任何召開國會，舉行大總統選舉的意思，甚至說我早晚會走上袁世凱的老路，復辟帝制，說的明白一點，就是說我蕭天是個大者！”
.文則夫眼睛盯著蕭天。居然沒有什么害怕的意思。
蕭天的神色依舊嚴峻：
“我想問一下，什么是？什么是民主？不是你們所理解的簡單，或者簡單民主！我們有些黨員，根本沒有弄清楚和民主之間的含義，就在那里大加指責，這非常讓人憤怒！
‘民主’和‘’是一對相互反對而又相互聯系的概念，二者都有多重的含義，具有含義上的多重性和使用上的復雜性。因此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或發表與這個問題有關的觀點，或理解、評價他人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的時候，必須要注意的是，言說者或思考者自身究竟是在哪個意義上使用這兩個概念。
這是自‘民主’這個概念產生以來，我們在理解和使用民主與這一對概念上，長期沒有清晰地意識到的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如此的重要，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制度能否得到有效的維護......
長期以來，我們的人民，包括在座的大多數黨員，對這兩個概念缺乏清晰的層次區分，我們在討論或爭論某個國家、政黨、集團等究竟是民主抑或一類問題的時候，或發表有關這個方面的政治的觀點的時候，往往既不能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別人在什么意義上談論這個問題，也未必清晰地知道自己是在哪個意義上談論這個問題。
因此，也就往往不利于推進有利于自身所在階級、集團或組織的事業，識別他人的意圖，有時甚至也就難免誤入歧途，或者上當受騙......”
這是大總統蕭天第一次在黨的最高級別會議上，明確的提出“”和“民主”之間的區別。這讓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所有黨員，都聽的非常仔細：
“‘民主’和‘’這兩個概念，從政治的層面而言，至少有三個意義用，或者說，至少具有三重的含義......
一是在國體層面使用。
國體，也就是這個社會是由哪個階級占統治地位。
所謂占統治地位，最基本的就是由哪個階級占有生產資料，或者至少主要地占有生產資料。因為生產資料是能夠生產財富的財富，誰占有了生產資料，哪個階級就獲得了奴役別人的社會經濟條件。占有了生產資料，就決定了誰能具有通過生產資料使用，進而獲得收益和支配收益分配的權利。
其次是為保持和鞏固這個占有的權利，所制定的根本原則、根本制度。
在國體這個意義上，哪個階級占有或主要地占有了生產資料，哪個階級就是這個社會的主人，他們就是‘民主’的。
至于他們在其內部是采用民主的方式決策和管理，還是少數人甚或某個人說了算；在其外部是允許利益對立的階級適度的溝通、反抗，還是不允許或寬容到何種程度，那都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
古代希臘奴隸主內部是很民主的，可以到街頭演講。重要決策要召開公民大會等，而中國以及東方的其他奴隸社會卻是采用專制的形式，但奴隸主還是奴隸主，奴隸還是奴隸，古代希臘和其他專制國家在這個意義上都是一樣。對于奴隸來說，他們都是專制主義者。
古代‘民主’的希臘，奴隸是不當人的看的，是商品交換的對象，還談什么民主地位？”
蕭天停頓了下，看了一下所有黨員：
“說到‘民主’，我想有些人必提美國。美國內部民主，外部也搞點適度‘民主’，但同樣都是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都是資產階級作為這個社會的主人。那么美國這樣的‘民主’，和所謂的專制，其實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會議場里一片嘩然，這是第一次有人把美國和“”掛上了鉤，但蕭天卻好像根本沒有聽到這些嘩然，依舊不緊不慢地說道：
“第二，在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的內部決策、管理、收益占有和支配的層面使用。
在一種特定的生產資料占有制下，占有生產資料的這個階級，其內部在政治體制或具體的生產生活、利益支配層面，是采用‘民主’還是‘’，或者在具體的各個方面二者兼有之的形式，如集體決策的形式，還是少數人決策的形式，是由具體的社會生產生活條件、生產管理、利益分配的需要所決定的。
但是，不管采用何種具體方式，其目的只有一個。判斷的標準也只有一個，即是否有利于維護或者鞏固其對這種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態。
咱們還是說到‘民主’的希臘。
希臘的奴隸主內部之所以采用民主制，是因為原始商品經濟發達，并且聚居于人數一般在幾萬左右的城邦，具備這種能夠進行民主管理、決策的社會條件。
而中國以及其他的東方社會以農業生產為主，尤其是中國，占有生產資料的大小統治者，散居于廣闊的地域，地理環境各異，交通通訊又還極端落后，如果像古代希臘那樣搞，是很不經濟的，更是根本行不通的，那除非是他們不統治了。
因此，這些社會往往選擇以道德良好為標準、或宗教信仰為約束的官吏來進行管理。
而且歐洲后來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如莊園農業生產形式的出現以及其他情況的改變，不是也不哪么搞了，也一樣的專制，某些國家甚至比中國的封建社會還要等級森嚴！
實際上，對于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選擇民主的方式還是的方式治理，這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必須根據當時的治理需要所決定的。甚至可能還要看具體是什么事情。
比如遇到非常緊急的情況了，如農民起義的軍隊馬上就要攻城了，如果原來沒有應對的方案，大家討論是來不及的，就只能由某個統帥好了，不就只有大家一起完蛋了。或許還能起死回生！”
這個時候，會場上變得異常安靜下來，大總統的話，句句說到了點子上，尤其是“不就只有大家一起完蛋了。或許還能起死回生！”這一句話。
蕭天吸了口氣：
“第三，是在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與利益對立的其他階級的關系處理上使用。
一個階級占有生產資料。與哪些不占有生產資料，不在這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階級之間，在利益矛盾的處理上，如果采用比較寬松的政治方式，可以通過適當的方式溝通、談判、協商，甚至某些適度的反抗，則就是所謂‘民主’的治理方式，否則就是‘’的治理方式。
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古今中外在這個意義上，恐怕都是的方式。
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才大多采用了所謂‘民主’的方式，其原因是資產階級本身就是打著‘民主’這個旗號，并利用普通勞動者的力量獲得國體上的這個‘民主’的，這個旗號已經成為了社會的存在，收不回去了。
不過資產階級對被統治者的‘民主’也不是絕對的。
至于‘民主’的程度和具體形式選擇，也要看具體情況而定。
總之，不能以動搖自身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為限，最好是能夠通過矛盾的一定釋放，以維持這種秩序的可持續性。
生產資料由哪個階級占有，以何種形式占有，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各種內外治理關系和相應的文化觀念等，共同構成這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
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占有制，占有生產資料的這個階級，就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政治體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體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文化體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制度要求等等。
在這個層面之上，主要表現為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的配置及其具體制度設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