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寫給他的恩主梁公子的。梁家一直是他的后臺，也是他的重要大客戶。幣制改革這件事一透出風來，就引起了梁公子很大的興趣，要他時刻注意澳洲人的動向。
信件里，他詳細的寫了會議的過程和大家的態度，特別是提到了高舉不遺余力的為澳洲人站臺吹噓的態度。看起來澳洲人這次幣制改革是勢在必行。會議上大家已經初步達成了協議，各行業公會按照規模大小和資本雄厚程度，分攤兌換新幣的額度。錢業公會分攤額度最大，要兌換二十萬元銀元，這個數字公會內部認為還可以接受――畢竟澳洲人給出的兌換條件還算公正，算份量還算成色。白銀換銀元，說起來也不算吃虧。
然而梁辰龍也把自己的擔憂在信里寫了上去，他擔心白銀兌銀幣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他們接受一定數額的銀元流通券。
寫到這里，他深深的嘆了口氣，想到下一步必然還要涉及到收兌到的銅錢將換成輔幣券的事情――這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銅錢雖然不怎么值錢，好歹也是錢啊，換成紙片他還真覺得肉痛。
寫完信，他將信件封好，摁上密押，叫來一個心腹，小聲吩咐了幾句。
信照例不送到梁府上，而是送到訪春院去找月婉姑娘那里，月婉是梁存厚“梳攏”的，等于是他養在行院里的外室。很多不易光明正大的事情，都是通過她那里接頭。
仆人領命去了，梁辰龍望著他的背影，不由得吐出一口氣來。
劉翔坐在辦公桌，看著桌子上的最新人口統計表，根據廣州警務系統建立起來之后進行的第一次戶籍登記資料，他第一次知道了廣州特別市的確實人口。
按照過去明朝留下的南海、番禹兩個附郭縣的行政區劃，加上城外預計將要劃入“郊區”的范圍，包括河南島等地，戶籍人口一共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人。包含了所有在廣州有固定住所的常住人口。不包括諸如關帝廟人馬這樣的“浮浪人口”――這部分人口至少也有一萬多。
新得戶口登記不做非農和農業的區分，因為在17世紀這兩種人口之間的區分并不是那么涇渭分明。除了城里的伙計店員工匠農忙的時候還鄉幫忙，鄉下的農民短時間進城來做工，在廣州城里還住著有不少貨真價實的農民，在城里種地。因而只做職業大類登記――畢竟在這個時代，一個人從事的職業基本上是終身制的。
戶籍人口數字不包括疍民的人口，河泊所接收來得疍民數據很老，還是張居正時代的統計。按照這個過時的數據，在河泊所登記的疍民有二萬二千人。但是留用的河泊所的老吏說，疍民的數字遠遠不止這些。由于他們居無定所，漂泊不定，所以很難確切統計人數，不過長期在廣州城外西江和珠江水面活動的疍民不會少于四萬人。
要徹底弄清楚疍民有多少人，除非讓他們上岸定居。1950年廣州市政府的第一項大規模實事工程就是修建疍民住宅，讓疍民上岸居住，從而第一次控制住了這個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的群體。
控制疍民，讓他們登岸居住編戶齊民，對珠江水系的上上治安有莫大的好處，甚至對廣州的治安都有好處：自古以來江河湖泊就是不法分子的天然隱匿地。
但是現在劉翔的廣州特別市政府無力這么干，他只好暫時放棄控制疍民的企圖。把主要精力放在新貨幣的發行上來。
新貨幣的信用，關鍵在于購買力能否得到保證。劉翔很清楚，一旦開始發行新幣，鈔票的發行就會象破堤的洪水一樣。
一是廣州的市面上本身的貨幣流通需求。這個數字到底有多少，誰也沒有底――大明沒有統計局，也沒有現代意義上的銀行，到底有多少銀子銅錢在市面上流通，誰也弄不清。財金省只能粗略的估計大約需要流通券大約一百萬元。財經省唯恐不夠，已經下令在香港造幣廠加印數百萬元的鈔票。其次是廣州市政府開銷。廣州市政府的開銷比起過去的廣州府來說，膨脹了一百倍都不止。新建許多機關并且維持運作，迅速膨脹的公職人員，收容的舊人員，救濟災民，市政工程……外加有增無減的軍費需求。都急劇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場的新幣數量。劉翔和財經省特派員小組粗粗估算之后，已經對新貨幣的通貨膨脹產生了憂慮。
劉翔拿起另一份秘密報告，這是最新的廣州糧食庫存統計。取消牙商，建立兩個大宗貨物批發市場之后，強制性的規定所有大宗糧食交易必須在市場內進行銷售。外來的長途販運糧商，成批出糶糧食的農戶和地主，本地從事批發零售業務的糧行、糧店，都要在市場內進行。元老院的經營糧食的國有企業，合作社和大昌米行也在市場內開設了營業所。作為經營和干預糧食貿易的窗口。
同時，通過工商聯合會和同業公會對城內的從事糧食批發、零售的大小糧食行糧店進行庫存統計，這么一來，市政府算是大致弄清楚了廣州的大宗糧食存底，販運商、本地批發商、零售商的糙米總庫存大約有2600噸。這個數字，大約可以供應整個廣州市場一個月。
2600噸按照市政府過去對人口的估算，連一個月都支撐不了。不過林佰光認為過去的估算不科學。雖說總人口估計和統計的差別不大，但是每人每個月14公斤的吃糧數量偏高了。首先老人和小孩吃不了這么多，其次城市居民每個月供應11公斤勉強也夠了。這城里的貧困人口占到了一半以上，他們的日常吃糧根本達不到月11公斤的水平。此外，廣州的大戶人家大多有相當數量的存糧――這在當時是慣例，大戶人家往往囤積夠全家上下食用二三個月的糧食。此外他們還能從近郊的佃戶手里得到糧食供應。糧食供應不成問題。由于到縉紳大戶的戶籍登記中還包括了大量的奴仆，每戶的人口少則二三十人，多則數百人，可以說減輕了相當一部分的供應壓力。
另外，過去廣州的一府兩縣留下的官庫糧倉，沒收“逆產”中的糧食，零零碎碎加起來也有七八百噸。這部分糧食中已經有一部分被撥出去作為廣州市政府的人員工資和經費使用了。現在還有大約200噸
除了這些本地糧食，廣州大世界的倉庫和香港島的上的倉庫里，還儲存著這三個月來從東南亞和海南運來的糙米10000噸。這是劉翔和財經省扣在手中的王牌。為得是應對糧食投機。
每次重大的幣制改革，幾乎都伴隨著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投機狂潮。特別是廣州城這樣的情況，就算從來沒當過商人的劉翔也知道是糧食投機的好機會。
廣東的糧食需要廣西供應，兩廣的六七月是早稻收割的時間，往年糧價到這個時候應該是下跌的，但是廣東本身缺糧，而廣西目前還在大明的治下――梧州已經設下了水卡嚴禁一切船只上下行――通過梧州的糧食貿易也停下了。通常情況下，僅僅梧州糧食水運停運這個消息就足以引發糧價暴漲。
幸而元老院在取締牙商清理牙行欠款這兩件事上得到了潮汕糧幫的投桃報李，潮汕幫在市場上糧食批發價雖有小額上漲，卻始終保持穩定。潮汕幫也動用起自身商幫網絡的優勢，從廣東其他地方調運糧食供應廣州。這大大減輕了糧食供應壓力。讓在廣州全權主管經濟和貨幣政策的陳策不至于大規模動用儲備，而是偶爾通過合作社拋出少量糧食抑制下糧價的上漲幅度。
不過，僅僅依靠潮汕幫的“回報”是不夠的，商人道德是趨利性的，他們現在犧牲利潤，即是出于感恩的投桃報李，也是因為知曉元老院的暴力機器遠非大明可比。但是，一旦利潤夠大，無論是良心還是畏懼都不在話下。所以在遏制投機，保證幣值這事上要立足于元老院自己。
除了在香港島儲備大量糧食，企劃院同時從各地區向香港島調運食鹽、棉麻布匹、腌干海產品和茶葉，隨時可以調入廣州來平抑物價。
為了有足夠的渠道來投放，除了批發渠道，在零售渠道上商業合作社、大昌、萬有在廣州全市范圍內通過接收盤讓、直接買進等方式突擊開設支店四十多家，零售網絡基本覆蓋整個廣州市區和近郊主要市鎮。為了保證鄉鎮供給，改裝了流動售貨船二十艘，全部配備了店員和貨源，在已經基本平靖的鄉鎮下鄉流動售貨。鄭尚潔指示售貨船，也可按照行情收購農村土產，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為貨幣下鄉做好前期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