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福祥（1876～1932），“寧馬”軍閥奠基人。字云亭。世居甘肅省河州（今甘肅臨夏自治州臨夏縣）城西韓家集陽洼山。辛亥革命后，與子侄輩長期主政寧夏，就以寧夏為“桑梓”，視為第二故鄉。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甘肅爆發“河湟事變”，武進士馬福祿帶領三弟馬福壽、四弟馬福祥，組織鄉勇幫助清軍鎮壓自己的回胞。陜甘總督衙門為了進一步實施“以回制回”的策略，批準馬家三兄弟組織一支地方武裝，命名為“安寧軍”，從此福祥兄弟三人開始躋身宦途。二十三年（1897年），中武舉。二十六年（1900年），甘肅提督、武衛后軍總統董福祥將安寧軍改編為簡練軍，轄馬步七營旗，仍由馬福祿、馬福祥兄弟指揮，跟隨董軍開往京畿勤王。期間，在帝國主義組織的“八國聯軍”侵略軍進犯北京時，董福祥所率領的甘寧回漢健兒，是敢于抗擊外國侵略軍和最有戰斗力的少數部隊之一。馬福祿、馬福祥兄弟又是董中中敢打硬仗的一支生力軍。馬部曾在京津之間的黃村、廊房、落垡一帶與義和團軍并肩作戰，搏殺洋鬼子入侵軍。馬福祥帶領父子兵“揮短兵闖入陣，喋血相搏”，殺敗鬼子兵，《清史稿》稱其“為庚子之役第一惡戰”。奉命退守京城后，擔任鎮守鄰近外國使館區的正陽門（即前門），再次與義和團民一起攻打使館區，保衛紫禁城。在血戰中，馬福祿飲彈陣亡，馬家同時犧牲的兄弟子侄親族數十人。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由馬福祥接統簡練軍，并主動擔負起護衛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等王公大臣們向西逃跑的特殊任務。“兩宮”逃到西安后，馬部又成為禁衛行宮的臨時衛隊。從此，馬福祥受到西太后的賞識，并有機會結交到一批重臣和宮內權勢宦官們，給以后的攀升創造了條件。“兩宮”返回北京時，馬以“在京有戰功，沿途宿衛，亦著勞謹”，賞記名提督、實授靖遠協副將。不幾年就上升到總兵大員的高位。
辛亥革命爆發，馬福祥先持觀望態度，后見清廷大勢已趨，很快就轉變態度，與甘肅軍政民議各界代表人物聯名通電贊成共和。北洋政府先后任命馬為阿爾泰護軍使、西寧鎮總兵兼署青海辦事大臣。因內蒙古王公上層代表人物旺德尼瑪響應外蒙古的獨立運動，起兵呼應，大搞分裂活動，綏寧不靖，北洋政府改任馬為寧夏總兵官。馬福祥于1913年秋，率所部昭武軍十三營2500名步騎官兵赴任，不久改任寧夏護軍使兼滿營將軍。一直到1921年，因袁世凱在甘肅的代理人、甘肅督軍張廣健倒臺，省內回、漢兩派武裝集團分別推舉馬福祥和陸洪濤爭奪督軍席位，從而在全省掀起“易督風潮”。北洋政府為防止事態擴大，引發甘肅回漢仇殺的惡劇重演，便采取調和的辦法以陸洪濤代理甘肅督軍，升調馬福祥為綏遠特區都統，所遺寧夏護軍使由其侄馬鴻賓接任，其子馬鴻逵亦升任陸軍第五混成旅旅長，隨父開赴綏遠駐防，西北大局方告平靜。
馬福祥在寧夏任職數年，做了一些有益事情。首先，有效維護了地方安定。馬福祥上升伊始，就智擒內蒙古搞分裂活動的領頭人旺德尼瑪，消除了綏寧地區的一大隱患，為此馬被晉授為陸軍中將、獎二等文虎章。接著又擒斬偽皇達爾六吉的復辟活動，防止寧蒙地區又一次大的動亂。還在抵制綏遠“獨立隊”盧占魁部、隴東張九才部和河南白郎農民軍西進等戰斗中，艱難地實現了保境安民，使寧夏地區在北洋時期軍閥混亂的動亂年代，相對保持了局部的安寧，給寧夏人民得到了暫短休養的機會。北京政府為表彰馬福祥的安邊治寧功勞，后后以“積功在邊陲，息賀蘭之烽火”，特授予勛四位；又以“猛士守方，貴有安邊之略……雖師于靈武，永無西顧之憂”，晉授勛三位；再以“勇著金城，勛高銅柱”、“功建虎節于朔方”，續晉勛二位，加上將銜。
其次，重視文化和教育，尤其是關心民族教育。馬福祥雖然是虔誠的穆斯林，但從小在接受伊斯蘭文化教育的同時，也受到過良好的漢文化儒學教育，并自以儒將自詡，對回漢子弟的教育格外關心。在鎮守寧夏期間，他力主在各縣設立勸學所，倡導青少年進學校受教育。他還帶頭捐資籌款在寧夏創辦蒙回師范學校所，又先后在寧夏各地分別捐資增設清真小學64所，并捐資在府城（今銀川市）他辦寧夏地區歷史上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和講文論武館。還協助地方政府，于府城首次建立了甘肅省立第五中學和第八師范學校（合校），被時人稱之為“五中八師”，從而首開寧夏現代教育之先河。他還帶頭捐資，出面募集教育基金，資助品學兼優的表年學生出省、出國深造，為寧夏培養造就了一批有用人才。他在任間還親自掛帥，主持編修成功一部寧夏新方志——《朔方道志》。自古以來都講“盛世修志”，而在民國初年，全國局勢混亂，各省戰亂頻仍，處于這種時局之中，寧夏地區卻能修成一部三十二卷的大型地方志，這在全國實屬罕見，因此《朔方道志》在中國方志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馬福祥不僅為第二故鄉寧夏的文教事業作出貢獻，他還在蘭州、西安、上海、南京等地帶頭捐資興辦學校。在北京主持建立成達師范學校、西北公學和創辦全國最大的伊斯蘭教雜志——《月華》。經過馬福祥的努力，由他提議的“建立蒙古地方教育行政委員會”，以及“給以邊疆教育基金”兩個提案，在南京國民政府行政會議上獲通過，為促進當時邊疆的民族教育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再次，在封閉落后的寧夏地區，起步試辦現代化建設。馬福祥思想開明，接受新事物快，在寧夏力所能及地倡導創辦輪船公司，積極開發黃河水運。籌辦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改善落后的交通狀況。
同時，在政治上他對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不受其利用與拉攏，堅持愛國主義立場，反對日特策劃建立“回回國”的分裂活動；對內則周旋于各大派系之晨，在激烈的政治漩渦中，左右逢迎，巧于應付，力圖自保。1924年，他既赴京參加段祺瑞主持召開的所謂的“善后會議”，同時又謁見孫中山，表示擁護“三民主義”，歡迎孫中山的領導。
1925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后，自任西北邊防督辦，命令所部西北軍全線西撤，執行“入甘援陜”的戰略轉移。時任綏遠都統的馬福祥不得不交出地盤，改任馮的西北邊防會辦。后又改任北京政府的航空督辦。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后，極力拉攏與利用西北軍閥勢力的代表人物馬福祥，邀馬赴南京，給他的頭上加了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北平政府分會委員、開封政治分會委員、開封政治分會委員、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賑務委員會委員、編遣委員會委員，以及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許多頭銜。蔣馮閻中原大戰中，由于馬氏父子倒馮助蔣，蔣介石對馬福祥更加重視，先后讓他擔任青島特別市市長（相當今直轄市）、安徽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同時又任命馬鴻賓為甘肅省政府主席，馬鴻逵為寧夏省政府主席子，其三兄馬福壽也曾一度以寧夏省民政廳長之職兼代寧夏省政府主席。馬家兄弟子侄4人出任省主席要職，這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實為罕見。1932年，馬福祥因病辭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職務，隱居天津，潛心從事伊斯蘭教經典的研究編印。他主持與資助編印的經書有：《希真問答》、《清真指南要言》、《昭元秘決》、《天方道程啟經淺說》、《大化總歸》、《四典會要》、《醒世箴言》、《天方性理》、《天方典禮》和《真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答合印》。還為《天方至圣實錄》、《天教真詮》、《清真大學》、《希真正答》、《真功發微》、《歸真總義》、《先誓言行類鈔》、《性理注釋》、《五更釋義》《五更月歌》、《老生常談》等書一一題簽、作序，積極籌備印行。
民國21年（1932年）8月19日，馬福祥病故，葬于北平（今北京市）阜城門外三里河墳地。治喪時，蔣介石發來《祭馬云亭先生文》，戴季陶發來《挽馬云亭先生詩》，軍政要員、社會各界和全國各地穆斯林群眾紛紛以各種方式致哀。稱“馬公云亭是吾教先進”、“馬公云亭是邊陲的關心者”、“追悼馬公云亭要努力和倭奴奮斗”……。著有《蒙藏狀況》、《家訓》、《訓誡子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