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現代史上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捍衛民族獨立的正義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國共兩黨捐棄前嫌，共赴國難，領導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當時，主政寧夏的國民黨將領馬鴻逵、馬鴻賓雖然有獨裁統治、反人民的一面，但在全國抗日高潮推動下，在國難當頭、民族矛盾上升的情況下，率領寧夏回、漢、蒙古將士出兵綏西，有效地抵制了日本侵略軍向西推進，同時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圖在西北建立偽“回回國”的陰謀，其抗日行動得到國共兩黨認可。
一、日本侵略者在西北籌建“回回國”陰謀
日本侵略中國，一方面依靠他強大的軍事力量，企圖以武力征服中國人民，同時在政治上采取“以華制華”的陰謀，竭力挑撥中國內部的民族關系，破壞中華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以實現滅亡全中國的陰謀。1931年日本侵占東三省后，扶植建立偽“滿洲帝國”。“七七”事變及日寇進占平綏線后，在日寇的操縱下又產生了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從此，內蒙古除伊克昭盟外，盡為日寇所侵占，同時對未淪陷區的蒙古地區更加緊進行挑撥離間與政治陰謀活動。寧夏與內蒙古西端毗鄰，日本占領內蒙古大部分地區后，下一步企圖在寧夏、甘肅、青海等我國聚居的西北地區建立偽“回回國”。
日本人侵占東北、華北后，蓄謀肢解西北，慫恿各地方政府“分治”，尤以甘、寧、青三省聚居區為重點。他們利用歷史上民族壓迫政策造成的回漢矛盾，鼓吹“自治”，企圖在甘寧青地區成立一個類似偽“滿洲國”那樣的傀儡國－“回回國”，使甘寧青成為日本的附屬地。為了實現這一陰謀，日本人以拉攏馬鴻逵為重點，并炮制許多謬論，宣稱日發動征戰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指出“回回本非中國人，來華以后，除遭受欺凌外，無它收獲”。日本人故意夸大回漢之間矛盾，挑撥回漢關系，倡言“抗戰是為了漢人，日本人與回回沒有矛盾”。打著“尊崇回教”、“維護回教”、“提倡回教”、幫助建立“回回國”為幌子，來欺騙迷惑群眾。日本軍政頭目和法西斯文人紛紛發表文章，為建立“回回國”制造輿論準備。“九·一八”前后，日本加緊對華滲透，在華設立回教調查機構，全國人口、軍事力量、西北地區軍政人物、全國各地清真寺院概況、教長及寺院負責人之姓名、伊斯蘭教各教派門宦概況、歷史上曾發生過的重大事件及維吾爾族問題、撒拉問題均在調查之列。1938年，小林元受日本“回教圈研究所”的派遣，前往我國東北、華北等地，對我國穆斯林社會進行了長達半年的調查。自20世紀30年代起，日本國內掀起一股回教研究熱潮。
日本人將回教工作視為軍事工作之一環，前后派往中國從事回教工作者達百余人。遠在民國3年，日本浪人濤秀雄化名為馬成龍在甘肅組織黑龍會，從事挑撥回漢關系活動。同年日人川村乙麻假借皈依伊斯蘭教之名，在寧夏搞宣傳分裂活動，被馬福祥將軍發現后逮送至張家口日領署。“七七”事變后，阿拉善旗、額濟納旗、寧夏、武威、西寧……等地均有日寇特務機關活動。
日本朝野上下，均知回教工作之重要，由關東軍、南滿鐵道會社、紡織聯合會、三菱、三井、諸友等軍事、政治、企業團體共同發起，組織大規模之“回教穆地巡禮團”，利用朝覲、出訪穆斯林國家等外交活動，大肆制造國際輿論，向世界穆斯林國家宣稱，日本占領東北后如何“提倡回教”，企圖淆惑國際視聽。日本國內并無多少穆斯林，而他們以伊斯蘭教的保護者相標榜，并假意在東京建立兩座清真寺，寺內附設“回教圈研究會”。在東京清真寺落成典禮慶祝會上，抬出偽滿洲溥儀兄嫂溥光夫婦，并授意他們二人向偽“中國回教總聯合會”總代表表示已皈依伊斯蘭教，一切禮節及把齋，均遵從回教習慣。很顯然，這是所謂“溥光殿下也是虔誠回教徒”的宣傳來欺騙人民，是日本侵略者的又一花招。日本人在東京造了兩座清真寺，而在中國不知毀了多少清真寺，殺了多少同胞。
1938年2月，日本華北軍方面派顧問高垣信道，網羅回教中的敗類劉錦標等人在北平成立偽“中國回教聯合總會”，定會旗為長方形，以星月為會徽，綠地白月，開會時與日旗同時懸掛。在總聯合會下，各地廣設分會，在經費上給以大力資助。此項機構的設立，系日本在華組建偽“回回國”的又一陰謀。
日寇在建立偽“回回國”的具體事項方面，關東軍比華北軍更為急切。關于偽“回回國”地域問題，日本關東軍內部分為兩派，以曾任日本興亞院蒙疆聯絡部長官及駐華大使館前武官酒井少將為一派，主張自南疆塔里木河流域，直至祁連山以北，東到寧夏及五原、臨河、綏西一帶，地域包括寧夏、甘肅、青海、新疆及綏西等我國西北地區建立偽“回回國”。關東軍之干部派則主張以寧夏、綏西一帶先行成立“回回國”，然后逐漸向西擴展，賀蘭山以西的額濟納、阿拉善蒙古二旗仍屬于蒙疆之政治范圍，以二旗為軍事后盾，必要時給寧夏以徹底打擊，逼其就范。可見日本分裂陰謀之惡毒與陰險。從后來日軍陰謀侵占西北的軍事行動看，顯然日關東軍采納干部派意見，關東軍將主要工作放在說服、拉攏馬鴻逵投靠日軍，擁護“滿洲國”，以實現在寧夏一帶先行建立偽“回回國”的計劃。由于馬鴻逵堅決反日及馬鴻賓出兵綏西抗日，使日本侵略者在寧夏等地建立“回回國”的陰謀徹底失敗。
不管日寇對怎樣進行挑撥、離間、分裂，來破壞回漢人民的團結抗日，但真正受其愚弄和欺騙的只是少數。人民具有堅決反抗異族壓迫的光榮傳統，對于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全國絕大部分是堅決反對的。廣大人民真誠擁護中華各民族的團結抗日，并自覺奔赴抗日前線，在抗戰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每個抗日的戰線上，正規軍與游擊隊中，以及一切抗日團體與抗日工作中，處處都看見同胞與非同胞親密地站在統一戰線上，為保衛祖國，為爭取民族生存而戰”。許多青年志士組織“回教近東訪問團”、“甘寧青救國宣傳團”、“戰地服務團”等愛國團體，并出版《回教大眾》、《月華》、《回教青年月報》等報刊，從事喚起全國民眾團結抗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政治、軍事陰謀。在全國抗日高潮推動下，駐守西北的許多國民黨將領也加入抗戰行列，“甘寧青許多軍政領袖－國府委員馬麟、馬鴻逵主席、馬步芳主席、馬鴻賓將軍、馬步青將軍等在抗戰以來，即不止一次的表示忠誠擁護全國團結抗戰，并實際參加抗戰”。抗戰時期曾任甘工委書記的孫作賓在其回憶文章中寫道：“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逵雖是中的封建軍閥，但我們認為他們在西北仍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國抗日運動不斷高漲和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形勢下，在甘肅各抗日力量的配合下，他們也是會站在抗日方面的。所以，我們也要注意做他們的工作。”抗戰開始后我黨及時調整對駐守寧夏的國民黨將領馬鴻逵的政策，1938年11月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制定《關于綏蒙工作的決定》指出：“要盡力爭取一切友軍與我們親密的團結抗日……以達到團結抗日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要弄好傅作義、馬鴻逵兩處關系，無論馬部如何落后動搖，總要用盡一切方法爭取聯合，不使之走上與我敵對的方向，這在堅持綏遠抗戰，保衛寧綏，保衛西北，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黨中央高瞻遠矚，認識到團結馬鴻逵抗日的重要性。
二、日寇威逼拉攏馬鴻逵未果
綏蒙東部被日軍控制后，日本逐漸向西滲透，企圖占領阿拉善、額濟納兩蒙旗，以形成對寧夏牽制之勢，實現在西北建立偽“回回國”的陰謀。阿拉善和額濟納兩旗位于賀蘭山以西，孤懸塞外，地域遼闊。阿拉善旗政府所在地定遠營（現名阿拉善左旗）距寧夏省城120公里，雖有賀蘭山橫隔中間，但汽車仍可通行。而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東廟，距寧夏省城600余公里，砂磧荒漠，交通極為不便。“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開始派遣特務潛入兩旗，建立據點，設立特務機關，安置電臺，派遣汽車、駝隊運送物資。1935年，日軍在額濟納旗東廟和阿拉善旗定遠營開辟軍用機場，開辟百靈廟－定遠營－東廟之間的不定期通航。之后，日本人組成所謂經濟考察團四五十人由百靈廟出發，乘汽車到寧夏，沿途測量地形，考察經濟，拍攝照片。當時國民黨中央抗日決心還沒形成，再加馬鴻逵膽怯怕事，對日特務活動采取容忍態度。日本特務到寧夏，暗中拉攏馬鴻逵，并施加壓力，要馬投靠日軍，馬鴻逵此時采取既不反日，也不降日的態度，靜觀時局變化。
1936年2月，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郞中將飛抵阿拉善定遠營進行陰謀活動，板垣以偽滿洲國溥儀的名義和阿旗達王取得聯系，并強調偽滿洲與達王的親戚關系。達理札雅的妻子是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堂妹，因而達理札雅為日特務機關提供一切方便條件。馬鴻逵曾派其秘書長葉森前往定遠營交涉，葉森堅持要板垣離開阿左旗，遭蠻橫拒絕。1936年中秋節，有4個日本特務搭車來到寧夏省城，馬鴻逵令銀川飯店只供4名日本人住宿，不供膳食，日人見環境如此不利，要求返回定遠營，馬鴻逵當日本特務面槍殺了給日本人售票的職員和開車司機，以示與日本人絕不合作。為防止日本特務進一步滲透，馬鴻逵下令公路局不許賣票給日本人，車上也不準搭載日本人，違者以漢奸罪處以死刑。
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有力地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活動。國共兩黨再次合作，西北地區停止了內部軍事行動。國共兩黨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促使馬鴻逵的抗日態度逐步堅定。此時日本特務在阿拉善旗活動更加猖狂，馬鴻逵認為達理札雅是西北的一個隱患，若不及早看管起來，將來一定要給日本當“傀儡”，壞國家大事。1938年2月，馬鴻逵以換防為名，派兵將定遠營團團圍住，強行把旗王達理札雅“請”到銀川，看管起來，并趕走了日本特務，在定遠營設立“寧夏省政府駐定遠營辦事處”。直到抗戰勝利，才把他放回阿旗。1937年8月，馬鴻逵派寧夏省民政廳長李翰園帶一排人，以馬步康旅為軍事后盾，破獲了日本在額濟納旗的特務機關，日特務全部就擒，解往蘭州。
然而，日本侵略者并沒有中止對馬鴻逵的拉攏，他們對馬鴻逵仍寄托著“合作”的希望，他們清楚，如果馬鴻逵一旦投日，則西北地區其他幾位軍政界要員就會很容易攻破，到時，日本可順利占領西北地區大片領土。“七七”事變后，日寇占領綏遠，到處物色與馬鴻逵有關系的人物，企圖通過他們使馬鴻逵屈服日軍。當時被北平日本特務機關選中的二人中，一是馬鴻逵胞弟馬鴻炳；另一位是與馬鴻逵父子關系較密切的蔣輝若。綏、包淪陷后，日本特務找到馬鴻炳，照顧其生活，并邀其出任偽職。此事后被蔣介石偵悉，電令馬鴻逵“最好把令弟從北平叫回寧夏”。不足一月，馬鴻炳隨經商駝隊回到寧夏。蔣輝若為甘肅臨夏八坊，與馬鴻逵父子交情較深，曾任馬福祥部旅長，投靠日本后，任偽“回軍總司令”駐包頭，配合日軍，積極做向西進兵之準備。1938年初，日本關東軍方面在“中國回教總聯合會”下設“西北回教總聯合會”，會址設在綏遠省城東寺巷口，而該會會長職務一直虛懸，日方聲稱至少須一回教有力軍事領袖始可擔任會長職務，這分明在向馬鴻逵暗示。日本人見馬鴻逵對他們的拉攏利誘無動于衷，1938年底，又特色了一個阿訇，來寧夏做說客，要馬鴻逵擁護滿洲國，但此人剛到包頭，就被馬鴻逵阻止。之后，日軍向寧夏省城空投滿洲國信袋、宣傳單，勸馬鴻逵投降合作，也沒奏效。兩個月后，日軍見沒有動靜，派8架飛機轟炸寧夏省城，以示威脅。不久，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再次飛抵阿拉善旗，邀請馬鴻逵前往會談。馬鴻逵派黨部書記長周百隍前去會談，板垣很不高興，問周何以馬鴻逵不來見他，并且說馬家是清室歷代忠良，現在滿清帝國在滿洲復國，馬鴻逵應該繼續為清室效力。周代表說：在現時敵對情況下，馬主席怎能來見你。你們無故占領了中國的土地，殺害中國同胞。八國聯軍時，你們出兵最多，馬家人員很多在北平正陽門上，被你們日軍殺死。如今家仇未報，國仇未雪，勢不兩立。可見日本關東軍為拉攏馬鴻逵的確費了一番心機。日軍勸降的最后一點希望落空，板垣頹然返回，之后日軍惱羞成怒，派飛機四十余架轟炸寧夏省城，也標志著日軍策反馬鴻逵的陰謀宣告破產。
三、馬鴻賓、馬鴻逵出兵綏西抗日
日本侵略軍看到對馬鴻逵策反不成，企圖派重兵武力征服。日本侵略者向西進攻，為馬鴻賓、馬鴻逵意料中事，他們在此之前著手進行了抗御日本大規模侵略的一些準備工作，構筑防御工事，加緊抗戰部署，為有效地組織全民族自衛戰奠定了基礎。如為加強北部黃河沿岸防御力量，修策防御工事，挖壕溝，在交通道口設阻絕陣地，隱蔽埋伏炮兵以備阻擊日軍。81軍軍長馬鴻賓帶領部下認真研究日軍武器，進行防空防毒訓練，為使部隊適應沙漠地區作戰，進行野外練習，制定了克敵制勝的具體戰術。對廣大士兵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揭露日本侵華的丑惡面目，極大地提高了士兵戰斗素質和愛國熱情。時任寧夏省政府主席的馬鴻逵進行戰前動員，動員民眾捐錢捐物，支援抗戰，同時加緊生產建設，鞏固后方根據地，增強抗戰力量，擴充軍備，集結待命，準備開赴綏西戰場。
1937年10月，國民黨國民政府劃甘、寧、青三省為第八戰區，朱紹良為戰區司令長官兼任甘肅省主席。不久馬鴻逵、馬鴻賓部隊組編為第17集團軍，馬鴻逵為集團軍總司令兼11軍軍長、寧夏省主席，馬鴻賓為副司令兼81軍軍長。1938年5月，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馬鴻賓為綏西防守司令，并由馬鴻逵部調撥步騎兵各一旅到綏西，亦歸馬鴻賓指揮。面臨外敵入侵的局面，兄弟倆尚能團結一致，馬鴻逵對馬鴻賓去綏西抗戰積極支持，派兩個騎兵旅開往綏西，歸馬鴻賓指揮。一旅駐五原，一旅駐狼山，又加派一個警備旅駐磴口縣三盛公，為預備隊。1938年冬，蔣介石在南岳召開軍事會議，調整戰區，以傅作義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馬鴻賓為委員。
1939年夏，日軍板垣師團一部，配以汽車、裝甲車、坦克向綏西作試探性進攻。日軍向駐守烏拉腦包81軍206、205團發起進攻，該團官兵奮起抵抗。他們避敵之長，與日軍展開近距離戰，使日軍重型武器不能發揮作用。他們用大刀砍敵人汽車輪胎，有的敵人還沒有下車就被擊斃。廣大官兵浴血奮戰，迫使敵人潰退。是役，繳獲日軍汽車2輛和許多武器彈藥。81軍首戰告捷，極大地鼓舞了綏西軍民的抗日斗志。
1940年1月16日，日軍糾集晉、察、綏各地駐軍，以26師團長黑田重德為總指揮官，指揮綏包原有部隊、小島騎兵集團、獨立守備第24大隊、第3大隊、獨立第4守備隊、26師團，配備山炮40余團，汽車、裝甲車、坦克數千輛，氣勢洶洶向綏西進犯。日偽軍共約4萬人，分兩路，一路向駐守在烏布浪口、四意堂、烏拉腦包、烏鎮一帶的81軍防區進犯；另一路沿包寧公路向布防在五原、臨河一帶的馬鴻逵兩個騎兵旅進攻。當時，馬鴻賓在重慶參加蔣介石召開的高級軍事會議，部隊由35師師長馬騰蛟指揮。敵人先與35師接火，日軍以陸空聯合進攻，用飛機轟炸馬部陣地，接著以密集炮火轟擊馬部35師208團防守的烏布浪口陣地，馬部官兵奮起抵抗，戰斗十分激烈。日軍向馬部陣地施放毒氣，許多士兵中毒，出現頭痛、惡心、嘔吐等癥狀，馬部戰斗力大大削弱。2月1日，我烏布浪口陣地被敵突破。第二天，日軍又向四意堂陣地進攻，又遭馬部206團的阻擊。日軍憑借坦克、裝甲車掩護，突破四意堂陣地。35師陣地全面崩潰，全師官兵紛紛潰退。日軍裝甲車沿公路追擊，馬部避開公路向西南方向撤退。時傅作義35軍主力在折桂鄉地區與日軍激戰。2月2日，馬光宗的騎一旅在梅令廟附近與日軍遭遇，與日軍激戰到6小時，日軍傷亡嚴重，調來援兵，以炮火向騎一旅左側陣地猛攻，切斷了騎一旅與總指揮部的聯絡，黃昏時騎一旅撤出陣地，五原失守。騎二旅在向磴口撤退時，與偽蒙兵相遇，激戰3小時，將蒙兵擊退。騎兵旅退居磴口附近，構筑戰壕，準備阻擊日軍。5日，敵汽車500余輛，直趨寧夏境內磴口之三盛公，被馬部截擊于補隆淖及烏拉河一帶。2月13日，馬部經短暫休整后，向黃羊木頭、臨河、善壩敵人猛攻，將敵分截數段，敵軍退居五原。
馬鴻賓得知部隊戰敗后，立即趕到磴口收容部隊。對在作戰中失職的指揮官分別給予撤職、降級處分。收集散兵，準備與敵人再戰。日軍占領五原后，沒有再向西進攻，主要因為到1940年全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軍已沒有多余兵力擴大戰爭了，留下少數日軍和偽蒙4個師駐守綏西，主力部隊向東收縮。1940年3月傅作義決定組織戰役，打擊日偽軍，收復五原。3月18日，完成對五原之包圍后開始總攻，先攻克五原外圍據點，“兩狼山下，反復廝殺，聲震天地”。敵人退路已被切斷，日軍士氣衰竭。20日，35軍部隊沖入城內，與敵巷戰。21日81軍之一部及17集團軍之騎兵旅，分左右翼迂回包抄，22日五原克服。4月初，烏鎮、烏布浪口等地也相繼收復。
3月下旬，正當傅作義35軍與日軍在五原激戰時，包頭日軍渡過黃河，企圖從南線包抄35軍后路，受到馬鴻賓81軍的阻擊。馬鴻賓總結上次與日軍作戰失利教訓，命令各團利用沙窩地軍車不能暢行，進行游擊戰，即敵進我退，敵退我進，選擇時機，打擊敵人。夜間到敵陣地放槍騷擾，使敵人不得安寧。最后敵人被迫放棄南線增援計劃。日軍撤退后，81軍即向黃河以南之偽蒙騎兵發起進攻，經過月余大小十多次戰斗，大部分偽軍據點被馬部掃除。到1943年底，綏西防務全部由傅作義部負責，馬鴻賓81軍返回寧夏進行修整。
在整個綏西戰役中，日軍動用飛機、大炮、坦克、裝甲車、汽車等機械化部隊并配有化學武器配合作戰，而馬部所用武器僅是一些舊步槍，還有單打一的老毛瑟槍，如果離敵人稍遠，不起一點作用。馬部所用的舊式迫擊炮，射程近威力小，一冒煙即暴露目標。但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參加綏西抗戰的將士中以回漢族為主，在危難時刻，他們團結一致，共御外敵，涌現出許多動人事跡。在綏西戰役中，馬鴻賓部有少數受傷后被日軍俘虜的士兵，據其逃回者說：“日人以我軍使用之漢陽造步槍作戰，極盡嘲笑之能事，謂以此種武器，可以打‘皇軍’嗎？我受傷士兵說當然可以打，即使我們沒有武器，也可以用拳頭打倒你們。”西北救國會通電全國，高度贊揚了他們忠勇殺敵的精神，并將各地的募捐，不斷匯交綏遠軍民聯合會，收轉前方將士。《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刊》第一、二卷發表《綏西前線的回回軍》和《綏西穆斯林的愛國動態》，熱情贊揚了將士英勇抗敵的英雄事跡。
寧馬部隊駐守綏西4年有余，堅守西北前沿陣地，肩負著愛國守土的重任。綏西會戰，歷時3個月，81軍與騎兵師艱苦奮斗，雖敗不餒，重整旗鼓，捕捉戰機，屢創日軍，他們與傅作義部密切配合，收復了被日軍占領的大片國土。綏西抗戰的勝利，一方面保衛了大西北，使西北回漢人民免遭侵略者的蹂躪，最重要在于徹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企圖分裂中國、在西北建立“回回國”的政治陰謀。
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主要形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斗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毛主席曾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黨，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抗日戰爭初期，國民黨政府的抗戰還是比較努力的，并負責正面戰場，在全國人民和敵后戰場的配合支持下，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英勇抵抗。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影響下和全國抗日高潮推動下，馬鴻逵、馬鴻賓出兵綏西，積極抗日，值得肯定。另外，馬氏家族具有反抗外敵入侵的傳統，早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馬鴻賓父親馬福祿率甘軍堅守正陽門，在北京保衛戰中壯烈犧牲，同時陣亡的還有馬福祿兄弟福貴、福全，侄耀圖、兆圖及甘肅子弟一百余人，馬鴻賓、馬鴻逵家族與外國侵略者及日本帝國主義結下的深仇大恨，也是他走向抗日的一個重要原因。
馬鴻逵能出兵抗戰，也有為了保住自己地盤和寧夏省主席位子的因素在內，所以馬鴻逵的抗日方針是保守的，他的軍事部署目的不是主動向日偽軍進攻，而旨在盡可能阻止日軍由綏西進入寧夏。綏西戰事平息以后，隨著全國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政府政策也開始轉變，馬鴻逵也逐漸變為消極抗日，積極，并制造了一系列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