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冬，曹休在淮南上了東吳的圈套后丟盔棄甲損兵折將地逃回壽春，淮南的防務頓時變得空虛。魏國不得已從各地調派援軍，重新調整軍事部署，并任命了滿寵為揚州地區的新統帥。魏國關中主力也被抽調東下救援。積極準備北伐的諸葛亮聽說后，再次打算動手。然而，西蜀朝中對此卻有相當大的反對意見。于是諸葛亮再次上出師表，史稱后出師表(注1)來表明自己的打算志向：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馭，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馀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馀人，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十二月，諸葛亮出散關包圍陳倉。然而，九個月前他撤軍時曹真就料定諸葛亮會有此舉，已經命令將軍郝昭據守。諸葛亮嘗試性攻擊后發現陳倉比自己想象的難攻，就派郝昭的故友去游說。郝昭當然知道這個家伙是來干什么的，連城都不讓他靠近，自己在城墻上拿著弓箭義正言辭：“魏國的法度，我的為人，你都是清楚的。我領受重任，只有血染疆場。你回去告訴諸葛，多謝他一番好意，然后就可以來攻城了。如果圖費口舌，我認得你，箭不認！”
諸葛亮自以為己方有幾萬人，而陳倉城中才一千多兵，又估計援兵不會很快趕到，當然應戰強攻不止。然而，郝昭這九個月不是白費的，他上任后準備了大量的滾石、油脂、火箭等物資，還加固了陳倉的城墻專門要招待蜀軍。諸葛亮用云梯沖車強攻，郝昭向云梯上射火箭，把攻城的蜀軍燒死；再以繩子拴系上石磨猛砸沖車，沖車都被打壞。諸葛亮再以土填護城河，想直接爬城，郝昭在內部再次修筑城墻；諸葛亮又挖地道，試圖直接挖到城里，郝昭則在城內部橫向挖地道來防止。這樣雙方輸攻墨守二十多天，諸葛亮城沒打下來，曹真卻派來了費曜等援軍。曹睿在洛陽，也把大破馬謖的名將張合調來，要他再次出擊諸葛。張合出兵時，曹睿還有點擔心：“您到陳倉之前，諸葛亮不會已經攻克城池了吧？”張合卻胸有成竹，他清楚諸葛亮軍糧不足難以持久：“等我到，諸葛亮已經撤兵回去了。”說完后，張合帶領人馬晝夜兼程，而諸葛亮果然在他到陳倉之前就被迫撤了兵。看到蜀軍要“逃”，魏將王雙帶著兵就追。蜀軍攻不下固若金湯的陳倉，不等于對付不了冒冒失失的追兵。王雙這個冒失鬼當即被諸葛亮打敗斬殺，名副其實地成了冒失“鬼”。
幾個月后的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春，諸葛亮再度出兵，派陳式(陳壽之父)攻取武都、陰平兩個郡。魏國的雍州刺史郭淮引兵相救，諸葛亮于是親自提兵征討。郭淮自知不是對手，撤退并將這兩個郡拱手相讓。諸葛亮以攻克兩郡的功勞而復丞相之職。
蜀漢這兩次的出兵，并沒有三國演義中寫得那么驚天動地，其實都是小規模交鋒。演義中寫的騙曹真殺費曜以及郝昭病死折騰司馬懿，都是羅貫中的非凡想象力。這兩戰中魏國出動的兵力估計在幾千人左右，蜀漢似乎也沒有大打出手。值得探討的，倒是諸葛亮在陳倉一戰中的表現令人費解。一向謹慎的他居然會，第一，對陳倉早在九個月前就已經被固守的情況不清楚；第二，只有二十多天糧草的情況下動武？其中莫非有什么隱情？
分析這個問題時首先應說明的，是武都、陰平兩個郡的地位。這兩個郡毗鄰漢中遠離長安，實際上對魏國是難以固守的兩個郡。因此，曹操在漢中一戰失手后就有了主動放棄的打算，并因此從武都遷出了五萬多戶居民來削弱劉備的勢力。雖然缺乏直接的證據(蜀漢不置史官，唉)，按照晉書地理志，劉禪在建興二年(公元224年)改廣漢屬國為陰平郡；并從諸葛亮一出祁山時經由武都(出祁山的必經之路)這一點看來，當時的武都陰平兩郡應當是在蜀漢的控制下。因此，比較合理的解釋似乎是：漢中爭奪戰曹操退兵后，同時放棄了武都陰平，對此當然不會無動于衷的蜀漢因此奪取了這兩個地方。諸葛亮經武都一出祁山，因為馬謖兵敗損失前軍，導致了蜀漢整體兵力的虛弱，武都、陰平等地因此被魏國趁虛而入滲透(盡管很可能僅僅是松散和部分地控制)，喪失了前進據點的諸葛亮無法再出祁山。這樣的情況下，曹真判斷蜀軍再次北伐時將出隴東并命令郝昭駐守陳倉作準備。當年冬，曹休在淮南遭受重大損失，魏軍關中主力東移后兵力空虛。然而由于吳蜀缺乏戰略配合，事先并不知情的諸葛亮雖然捕捉到了這個戰機，也是意外中的匆忙上陣。如果走隴西攻祁山，必須先攻克武都陰平，既打草驚蛇又費時費力，為了達成戰役突然性實際上只有隴東可走。因此，事先的偵查及后勤準備工作都不完善的蜀軍倉促上陣，并直接導致攻擊不力，敲不掉郝昭這個有備而來的眼中釘。面對曹魏的堅城援軍，蜀軍終于因無機可趁糧草耗盡后撤了兵。第二年春，為了打通去往祁山的道路并含有收復失地的意味，陳式出擊武都陰平。對這兩個郡本來沒有固守打算的魏國抵抗了一陣后，在諸葛亮主力的威懾下放棄。因此，將這第三次動武也算作一次北伐，似乎有點小題大做，而視其為一次北伐前的準備工作比較妥當。后來司馬懿在打退諸葛亮向上邽的進攻后也說蜀軍“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或許有忌諱失敗的一面，但也說明蜀漢奪取武都陰平對曹魏不算太大的事情。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四月，在諸葛亮攻克武都陰平后大約一個月，孫權終于不再滿足于吳王的稱號而在武昌正式稱帝。孫權有稱帝之意已久，選擇這個時機主要是因為不久前大敗曹休后來自淮南的軍事壓力緩解。孫權登基后大會群臣，得意非凡，又夸周瑜“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又夸魯肅“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把死人夸了一番后，卻對剛想稱頌幾句的大活人張昭微笑著來了一句：“當年如果聽您的，如今我已經是曹魏的乞丐了。”張昭當然知道是指自己在赤壁時力主投降一事，羞慚得伏地不起，汗流浹背。稱帝后的孫權派使者入蜀通告，并提議現在雙方和平共處互相尊重，來個“天無二日，民有二主”。聽到這個消息，蜀漢內部炸了鍋。大多數人認為，和吳國相交這么多年，沒有明顯的好處，如今反而派人來要我們承認這個“偽政權”，名不正言不順，欺人太甚應該與其斷絕外交關系。諸葛亮反過來還得勸說大家：孫權有稱帝的野心不是一兩天了，我們之所以視而不見，是因為指望他能對我們有所援助。如果公然斷交，必定會結仇于東吳，那樣就讓北邊的曹魏白白坐收漁利，不是好主意啊。于是，蜀漢派遣衛尉陳震入吳祝賀，兩國簽訂了一系列協定并達成了瓜分天下的協議。協議規定，豫青徐幽四州屬吳，而兗冀并涼四州歸蜀，司隸則以函谷關為界，來了個劉邦項羽楚河漢界的翻版，也不管那個洛陽的曹睿會不會同意。九月，孫權由離開武昌回到建業，留下太子孫登及陸遜鎮守武昌荊州。在攻取荊州前，孫權定都建業已久，這次回家倒也不麻煩，用不著大興土木建宮殿官府。此后東吳的首都在武昌建業兩處多次變換。武昌有利于國防，而東吳重臣多是吳郡人，建業意味著重視政治經濟。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十月，魏國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法律修訂工作。曹睿一向重視司法審判工作，經常告誡群臣：“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逢重大案件的審理時經常親臨旁聽。中國歷史上至此為止的法律修訂工作，大概有以下的幾次重要里程碑：戰國時魏文侯變法革新，啟用李悝編著《法經》六篇，商鞅(本是魏國人)以此為藍本在秦國施行；西漢蕭何制訂《漢律》后增加為九篇，后又增至六十篇；這些法律在漢朝幾百年間歷經時代更迭而時有增減變動，另外又出現了《令》三百馀篇、《決事比》九百六卷，到了三國這個時候有條文的法律共有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多字，讓大家頭暈眼花無所適從。對這些法律條文的理解解釋更是五花八門，甚至不乏互相抵觸的地方。不少人斷案時干脆依照自己的喜好隨意選取，汗牛充棟的法典形同虛設。魏明帝曹睿看到這一弊端后，在這個時候下詔統一了法律的基準，并在尚書衛覬的建議下設置了律博士一職專門負責法律的修訂解釋工作。同時，又命令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等對漢朝遺留的法律進行修訂，制訂了《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共一百八十馀篇等等。在法律主要的方面有所強化，但削減了其他次要方面雜七雜八的規定。這一系列工作，大大充實系統完善了東漢以來的法律。客觀地說，曹魏的法制建設是相當有成就的，在中國歷史上也能有一席之地。這大概就是為什么曹丕曹睿個人品德方面的問題并未引起天下太大的災難之原因。當然，兩個人在位總共才18年，也太短了，哈哈。
曹丕曹睿的為人雖然有點“小人”，但卻有令人難以理解的相同之處，就是對同為“小人”的家伙深惡痛絕，上梁不正還不許下梁歪。在這樣的背景下，太和四年（公元230年）魏國發生了所謂的“太和浮華案”。
曹睿繼位后的太和初年，部分富貴子弟在京師洛陽相互結交清談名理，這就是后來玄學思潮的起源。其中夏侯尚的兒子夏侯玄等四人稱為四聰，諸葛亮的親族諸葛誕和鄧飏等八人為八達(司馬懿的長子司馬師也在其中)，另有三個并沒有才干而僅憑老子的地位而位居高官的家伙稱為三豫。三豫是三個廢物，而四聰八達十二人的才能則參差不齊。他們的共同點是熱衷于當時方興未艾的玄學。玄學脫胎于老子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注2)，沾染這樣思潮的人多少顯得虛浮不踏實。曹魏的老一輩革命家都是從建安的亂世中奮斗出來的實干家，對此相當地看不慣，曹睿本人對他們也十分厭惡。代理司徒的董昭就曾上表，要曹睿“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曹睿于是順水推舟，當年二月一道詔書把這十五個家伙通通罷官(注3)。不過，曹睿臨死時卻托孤于與這些人相好的曹爽，他們也都紛紛“春風吹又生”。
與此同時，孫權為連年戰事導致的兵馬人口損減而憂心忡忡，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一萬多兵馬東渡夷洲(臺灣)朱崖(海南)及亶洲(日本)，打算遷那里的人民到東吳作勞動力及充軍。臨行前，陸遜全琮就上表勸阻，說勞師襲遠此行兇多吉少。孫權不聽，執意命二人出師。兩位將軍于是在吳大帝的深切期盼中出海遠航，開始了對未知世界的探索。
注1后出師表，不見于諸葛亮的文集甚至西蜀的文獻，卻是在吳人張儼的文集里被發現，還號稱“默記”，它的真實性自然成了議論的焦點。另外，趙云死于第二年，這時候還沒有去世。這樣的錯漏更增加了它是偽作的懷疑。有學者認為它是諸葛瑾兒子諸葛恪的偽作。陳壽未將其收錄在三國志里，至少是很有道理的。
注2從政治的角度出發，在中國封建社會，由大亂之世轉為大治都必須經過一個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過程。西漢初年盛行的黃老思想，東漢初光武“以柔道治天下”等等，都是先例。魏明帝曹睿在位時，北方也處在這么一個休養生息的時期，這是當時玄學產生的社會背景。但是，這個“無為而治”很容易變成“無所作為”，因此被曹睿及朝中的元老們厭惡，后來晉朝的迅速墮落也證明了這一點。
注3世說新語上如此記載，實際情況有些出入。首先，與三豫不同，四聰八達的名單不全，但按照后來事情發展的推測，與曹爽關系密切的何宴畢軌(兩人均為曹魏的駙馬)應該是其中成員。諸葛誕鄧飏確實因此丟了官，司馬師則在曹睿去世前一直賦閑“失業”(應該與此案有關)無官可丟。夏侯玄和何宴畢軌則因為是皇族，不至于“下崗”，但擔任的都是地位不高的閑職。總之，這些人在曹睿時代確實都不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