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留意一下1945年8月的“中國各戰區受降單位分配表”，就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兩個現象：一個是，在這張分配表中沒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受降份額；另一個是，國軍的受降單位除了“戰區”以外還有“方面軍”，似乎是來自于兩個系統。
抗戰時的“戰區”制度是在1937年的南岳會議上確定的，從那時起直到戰爭結束，雖然各戰區的劃分有所調整（從最初的五個戰區，到最多時的十二個戰區加兩個游擊區），但指揮模式卻基本沒有發生過變化，始終是由“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通過軍政部下達各項指令。
到了1944年的下半年，軍委會又在軍政部的管轄之外另設了一個“陸軍總司令部”，由何應欽出任總司令，意圖是為“實施戰略反攻”做準備。如此一來，管理戰區事務的軍政部（部長陳誠）就被人們稱為“防守指揮部”，而新出爐的這個“陸軍總司令部”則被叫做“反攻指揮部”——把戰略進攻和戰略防御分成互不隸屬的兩個攤子，這樣的主意恐怕也只有蔣委員長才能想得出來。
總的來看，軍政部領導著各大戰區，兵力多、地盤大。而陸軍總司令的人馬雖然少一些，但顯得更加精銳，武器裝備也比較好。“陸總”下轄四個方面軍，一方面軍盧漢、二方面軍張發奎、三方面軍湯恩伯、四方面軍王耀武，另外還有杜聿明領銜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部隊為“遠征軍”）——在當時，絕大多數“美械師”都集中在“陸總”的麾下，番號為“陸軍突擊總隊”的國民黨傘兵當然也屬于“反攻指揮部”的一份子。
抗戰勝利后，軍政部方面，除第八戰區（甘青寧戰區）以外的其他戰區都參與了對日受降；而“陸總”方面，四個方面軍也都分配到了受降區域，兩大系統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這時候由誰代表中國軍隊接受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的投降就成了雙方共同關注的焦點。
軍政部長陳誠當然希望能夠獲得“受降總代表”的榮譽，但蔣委員長最終還是決定把這個美差交給了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據說這其中有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陳誠的性情剛硬，為人比較刻薄，而何應欽做事謹慎，是個好好先生，由何總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體現蔣總裁“以德報怨”的慈悲胸懷。
其次，何應欽是“士官學校”出身，所謂“一黃埔，二陸大，三士官”，陳誠占了其中的兩條，而何應欽卻是三樣俱全。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何應欽屬于既有日本軍校背景，又與黃埔系有著深厚淵源的人物，不僅日語流利，并且熟悉日軍的編制和管理習慣，比較有利于開展交流工作。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1935年，蔣介石曾經派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談判，最后簽訂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在當時，老何不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窩囊氣，而且還被全國輿論罵得狗血淋頭，搞得里外不是人。但老何夠義氣，打落牙齒和血吞，所有的罵名都自己扛了，沒有像張少帥那樣把蔣委員長給牽扯進來，所以老蔣這次再派老何出任“受降代表”，既算是對他的一種補償，也可以說是給了他一個恢復名譽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