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的到來，蔣介石心中還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記中寫道：“果應召來渝，此雖威德所致，而實上帝所賜也。”
9月3日，經過幾天的交換意見之后，共方向國方正式提交了11
條談判要點。其中包括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主席的領導地位、懲治漢jiān、停止武裝沖突、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等等。而最關鍵的問題在于政權和軍隊。
談判要點的實質就是解放區政權和人民軍隊的整編問題。在解放區問題上，提出由人擔任山西、山東等五省解放區所在地的省主席，擔任解放區廣為分布的廣東、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四個特別市的副市長：而國民黨則只允許參加政府，各解放區官員都需要國民黨認可才能繼續留任。軍隊問題上，提出將人民軍隊整編成16個軍98個師：而國民黨堅持最多只允許保留12個師。
雙方的期望值，相差十萬八千里。
看過方面的這份方案后，蔣介石對國方代表王世杰、張治中等人說：“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在他看來，只有“實行三民主義”和，“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這兩條才具有誠意，其他各條“在內容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矛盾”。
其實，在籌備這次和談時是做了相當大讓步的。在1945
年9月4日雙方的“第一次談話紀錄”中記錄著這樣一段話，周恩來對國方代表邵力子說：“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1
而只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
周恩來此處提到的“聯合政府”問題”實是一樁公案。
1944年11月，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私人代表的赫爾利自告奮勇到延安調停國共矛盾。剛剛上任的赫爾利信心滿滿，認為自己一定能做成這個和事老。
在與赫爾利談判時，領導人提出了五點協定草案，其核心問題就是把國民政府改組為包括各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并提出各黨派享有平等地位。赫爾利覺得的提山艮公平，沒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
可當赫爾利拿著協議，興沖沖返回重慶時，卻被蔣介石兜頭潑了一盆涼水。蔣介石明確表示”國民黨絕不可能與相提并論，聯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這個協議就意味著國民黨的徹底失敗，必然導致控制政府。
在蔣介石的頭腦中根本沒有，“多黨”的櫞念，更不可能承認聯合政府，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是人來國民政府中，“做官”而已…………，到重慶后，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是工作與安全。關于住處，一下飛機，周至柔就說已為他準備了接待美國客人的招待所，說是地方好，設備全。笑笑說道：“我是中國人，不是美國人，不住美國人的招待所。”
張治中在汽車旁對說道：，“已為您準備了市郊黃山和山洞林園兩處，任您選擇。”未置可否。在這方面，操心最多的是周恩來。他原來設想讓以紅巖八路軍辦事處做起居、工作、活動的中心，但一住下來就感到不合適。紅巖不僅地方較偏，且路不好走，上下山石階太多，周圍又特務密布，對來客不方便，對也不安全。至于曾家巖50號他自己的住處，地點較好，但地方狹小局促”且二樓是國民黨人居住。惟一比較合適的是張治中官邸上清寺桂園中山四路十八號。那里的房舍雖不大，設備也一般，但還合用，而且距離曾家巖50號，大家習慣稱，“周公館”“和紅巖新村都不遠，又在馬路旁邊，地點適中，汽車進出也很方便。周一開口，張治中慨然答應，全家搬到復興關中訓團內一所狹小破舊的平房里。于是，就以桂園作為會客、工作、休息之所。每日上午由紅巖來，下午會客，晚上回紅巖睡覺。
重慶談判期間，等領導人在張治中的寓所桂園下榻，頻頻與各黨派領導人和各界民主人士廣泛交談，交換意見。
房子不大，一樓一底。樓下是會客室、餐廳、備餐間、秘書室、
副官室、盥洗室。樓上是臥室，大小五六間，張一家十來口，也夠擁擠的。樓南是個院子，院子東面是大門口，傳達室、汽車間各一。院子西面是警衛員室，經常住著一個手槍班。樓房北面是一排平房，包括廚師和工作人員住房。院子的四周是竹子編的圍墻，很不嚴宴。
值得一提的是客廳，它是《雙十協定》的產生地，是名流匯集、高談闊論的場所。那是一間約二十多平米的長方形房子，周圍擺上樸素的沙發，只能坐十來個人。東面、南面是窗子，外層是百葉窗，里層是玻璃窗。墻角處擺上兩三盆花草，什么古董擺設都沒有。南墻懸掛著別中山先生手書，“天下為公”的橫幅，字體雄渾，筆力道勁。東墻懸掛蔣介石手書的戚繼光語錄：，“若謂戰無不勝，固屬欺人之談，然勁敵從來未嘗不悔…………”
西墻是女畫家紅薇老人畫的一幅花卉。北墻是《秦淮夜泊圖》，是一位八十七歲高齡畫家的作品，上題七絕一首：春風吹夢到天涯，人在天涯夢在家，夢到秦淮秋月夜，系船水閣聽琵琶。
這些字畫，體現了當時主人的身份、思想和性格。
住桂園，安全是個首要問題，最操心的是周恩來。他不僅對的睡床、坐椅、房子逐一仔細檢查，而且對警衛工作親自布置。
從延安帶來一位顏太龍同志，龍飛虎原在重慶”加上陳龍共三人，力量是單薄些。開始，張治中對周恩來說：政治部有警衛營大多是我家鄉的子弟兵，我準備用他們來擔任警衛工作。”
周恩來考慮再三，認為當時重慶十分復雜，散兵游勇多，前線下來傷兵多，袍哥幫口多，一般警衛管不了他們。兩人商量結果決定派憲兵擔任。張治中和憲兵司令張鎮一談就解決了。
桂園小客廳，在這里接待客人在四十三天的談判中，除了頭尾三天在林園外，其余全在桂園。早上點由紅巖村來，晚上回紅巖村歇。白天工作和休息在樓上，會客在樓下。有時談判也在會客室內進行，不少次還進行到深夜。所以當時的桂園既是在重慶活動的中心，也是中國政治漩渦的中心。
和談能成功嗎？這是社會上普遍發出的問號。事實上，當時國統區大致可分為三種人：第一種是期望派，占多數。
由于人心厭戰，人心思變人們認為談判困難雖多，但大勢所趨，期望能達成協議。第二種是搖頭派，人數不少。他們認為國共兩黨廝殺了幾乎二十年，和平是不可能的。這里頭包括國民黨右派、軍人集團，亦包括，“戰難和亦不易”的胡適之流。第三種是主和派人數不算多，屬于國民黨左派、社會有識之士、知識分子和華僑等。他們堅決主和，主張維護三夾政策如張治中、邵力子等。他們對和平存在強烈的愿望，以致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到重慶是轟動國內外的大事蔣介石的內心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對此卻是十分重視的。毛剛到重慶的第一天，就在當晚八時半由張治中邀請毛主席和代表團到蔣的官邸山洞林園，盛宴歡迎。第二天下午和作第一次直接交談。9月2日，又再次邀請和代表團到官邸赴宴，會后，蔣、毛兩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談。從8
月29日至9月3日，以周恩來、王若飛為首的代表團，同以張群、王世杰、張治中、邵力子為首的國民黨代表團，不斷交換意見，各項問題都接觸到了，并由張治中和周恩來直接商量，初步確定了商談的議程。
當時外間傳說，蔣介石對談判毫無準備，一切方案均由提出，蔣只好消極對付，派人敷衍等語。但這不符合事實，也小看了蔣介石。蔣介石對和這次談判是胸有成竹，也是胸有成見的。蔣介石是個陰謀家，有他的一套。他當時的設想是：先由雙方交換意見，摸的底，自己先不說話，然后提出要點逐一進行談判。
談判是異常艱巨的，一開始就出現了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的對抗態勢。月3日，代表提出《談話要點》并交給張治中等。內容共十一項：以和平、民主、團結為統一的基礎，實行三民主義：擁護蔣介石的領導：各黨派平等長期合作：承認解放區政權及抗日軍隊；嚴懲漢jiān，解散偽軍：參加受降：雙方軍隊停止沖突，原地待命；結束黨治，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方面應包括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實行普選，調整行政區域及人事：軍隊國家化方面應包括整編全隊，應有十六個軍四十八個師，軍隊后勤由國家補給，集中于淮海流域及隴海以北地區，參加軍委及其各部工作，設置北平行營及政治委員會，參加領導：黨派平等合作方面應包括釋放政治犯，取消特務機關，保障人民自由等。
蔣介石于同月4日，根據他和的談話以及王世杰提供的《今日交談之結果》，親擬了一份《對談判要點》，交給張治中等。
蔣一開口就以極端傲慢的態度指出：，“豐共代表所提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既然同意實行三民主義及擁護我的領導，其余各條就互相矛盾，不該提出。”然后更具體規定：，“軍隊整編數字，應根據張治中、王世杰去年與林伯渠商定八至十個師，最高不得超過十二個師之數：解放區于抗戰勝利后根本不應存在，如真能做到政令軍令的統一則從中央至地方各級政府優秀人士均可參加：國民大會即將召開原選代表均有效，如愿參加會議，代表可增選。”
從蔣介石親擬的這個《談判要點》看是確實毫無誠意的。不過張治中等仍不得不據此和代表商談。蔣、毛面談和雙方代表初步交談是在山洞林園，不設記錄，以后雙方指定代表的商談，均改在城內的1“桂園”和，“堯廬”蔣的官邸，雙方都派了人擔任記錄，談了十多次，合計在林園、桂園、堯廬三地先后商談二十三次。
整個談判尖銳、緊張、曲折、復雜多次瀕于破裂。在國民黨四位代表中，最積極、最活躍的是張治中。每到緊急關頭，他都tǐng身而出，力圖轉圜。我眼看他活動頻繁，勞心敝休，在室中時而冥思苦索，時而搖頭嘆息或則繞室彷徨，或則喃喃自語，顯得飲食無心，坐臥不安。
經雙方多次商談之后，9月8日國民黨代表對3日所提《談話要點》作出了書面答復除了強調統一為民主的基礎，暗示政令與軍令的統一是不能退讓的這一陰謀外，并具體答復：，“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并非均等：解放區須撤銷，人員可酌用：懲治漢jiān、解散偽軍可同意，但須依法慎重進行：參加受降須在接受軍令政令統一之后：沖突可停止但不得阻撓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會議亦可不常設，僅由蔣主席召集國民黨和各黨派代表商討決定有關事項，內容不預定：各省市的領導須依法任用如指令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推薦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軍令的統一：整編軍隊數字最高額為十二個師不可變：北平政治委員會無設置必要，北平行營人人選不能由推薦：釋放政治犯，可提出名單由政府主動辦理：中統、軍統只辦情報，嚴禁拘禁、逮捕行為。”
從雙方所提條件看，距離甚遠，似乎達成協議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如從事武力解決，不但為國內外形勢所不許可，而且條件也不具備，只能力求妥協。問題的核心是軍隊的數字和解放區問題，如能暫時排除或減輕，則問題仍有解決的可能。所以經過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椐戰，日談、夜談、集合談、個別談，終于獲得暫時的協議。
10月8日，張治中在軍委大禮堂舉行盛大宴會，歡迎歡送毛主席，到會五六百人，主要是國民參政員、新聞界、文化界、社會賢達，然后是國民黨大官。在當時的重慶來說，這是規模最大的盛會了。
在會上，張治中有一篇熱情洋溢的歡迎冉。他首先指出到重慶來的重要性，為全國全世界人士所關注。然后說明雙方商談的情況，在大前提大原則上已完全一致，具體問題中70％已達成協議，其余的繼續磋商，準備發表公告，讓全國人民知道。最后還說：，“毛先生準備月內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集會既是歡迎，也是歡送。毛先生來重慶，是本人奉蔣主席之命，偕同赫爾利大使迎接來的，現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將由本人伴送回去。”
局勢雖然詭譎多變，但談判還是達成了協議。10月10是辛亥萃命三十四周年紀念日，就在這一天下午，國共雙方在桂園簽訂了《雙十協定》。即《政府與代表會談紀要》。
難忘的1945年10月10日下午，這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不僅親身參加談判的代表感到協議得來不易，滿懷喜悅，就是辦理事務的人員，知道談判內幕的我們，也是喜氣洋洋，十分高興。
從一清早，大家就忙開了，把小小的客廳和衣帽架收拾整齊，茶水香煙準備好，在會客室南墻“天下為公”的橫幅下橫擺著一張條桌，覆以桌布，擺上簽字用的筆墨。會場簡樸、肅穆、莊嚴。但沒有邀請記者和任何人參加，所以具體情形當時報上并沒報道。
下午四時許，一切準備就緒，雙方代表先后到場，互相致意，并審閱了事先謄寫好的《雙十協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后簽上自己的名字。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從臉上表情看，顯得既嚴肅又高興。全體代表中”只有張群因公外出，不在重慶，他的名字是事后補簽的。協議的全文于同月12日在報上公布。
簽字完成后，邵力子先生向雙方代表建議：，“這次商談，所以能夠獲得初步成功，達成協議，多有賴于毛潤之先生的不辭勞苦奔波”應請他下樓相見。”大家欣然同意，于是毛澤異主席下來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賀…………，1945年11月，蔡遠飛回到昆明。
這時候，昆明城里的氣氛十分緊張。
因為就在前不久，嫡系精銳在杜聿明的指揮下用武力解決了滇軍警衛部隊，把，“云南王”龍云趕下了臺。
龍云是蔣介石的拜把兄弟”18年來，云南地面上的政治、經濟、軍事、行政都由他說了算。抗戰時期，不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龍主席，就連美國人也要對這位土皇帝禮讓三分。當地警察不僅敢揍中央軍，就連軍統特務也敢抓：地方保安團在路上設個關卡”過去要收費、美軍過來也要交錢，真是在老虎頭上拔毛苒角色，實在霸道。
于是，抗戰剛結束，蔣總裁就對，“龍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軍的四個軍調到越南去受降，然后指派第5軍對昆明城里的幾個警衛團實施突襲，再把龍云弄上飛機、送到重慶去當了個有名無實的，“軍事參議院院長”從此軟禁了起來。
，“昆明事變”的總指揮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臨時指揮部就設在昆明崗頭村的傘兵總隊司令部。在此次，“戰役”中”傘兵部隊的任務是擔任總預備隊，由于行動進展比較順利，這支預備隊最終沒能派上用場。
蔡遠飛他們沒有趕上，“昆明事變”但大家對事變的后果卻有著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氣揚的滇軍軍官如今已變成了落翅的鳳凰。巡邏隊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員和商人就進行盤問搜查，稍有不順，抬手就是一巴掌、張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滇票”是龍云發行的云南貨幣，原先比法幣堅tǐng，可如今已經宣布取締，成了一堆廢紙一這時的云南人就和他們的紙幣一樣，不再值錢了。
不過，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會輿論最熱鬧的話題依然是《雙十協定》。這個協定其實并沒有什么切實可行的措施，但從內容上看，國共雙方一致贊同，“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通過，“黨派平等合作”的途徑，“建設獨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國”同意整編軍隊、
削減武裝力量…………，這讓許多人對未來的和平充滿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華日報》公開發表的《沁園春？
雪》。幾乎所有的報刊都轉載了這篇詩作，一時間，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紛紛唱和，有贊揚的也有反對的。蔡遠飛雖然不太懂得詩詞，但也覺得這篇《沁園春》寫得很有氣勢…………，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卻從這篇詩詞里讀到了另外一種意味。
《沁園春雪》所表現出來的桀驁自負和鋒芒畢露，顯示了是一個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領袖：而蔣介石則同樣是個權利玉望極強的鐵血梟雄，他連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對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過，更惶論與敵對勢力握手言和了一當這兩個人同時站在政治角逐場上的時候，內戰肯定是無法避免的。
因此，《雙十協定》簽訂之后僅僅一個月，在傘兵內部就形成了一個共識：“放棄和平幻想，做好戰爭準備”一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隨后的，“整編退役”活動中，陸軍突擊總隊沒有削減任何一名軍官。
當時，蔡遠飛也認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來，達成，“和平”的唯一途徑是國共兩黨都放棄對軍隊的領導權，真正實行，“軍隊國家化”
而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街上依然還有人努力地呼喚著“和平”真心地期盼著，“民主”
和，“自由”的到來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學生。
在昆明，熱衷于“和平民主運動”的學校主要是西南聯大以及云南大學、聯大附中和昆華女中”因為這幾所學校里，“民盟”的教師比較多”經常舉辦一些討論會和演講會。蔡遠飛曾經去旁聽過幾次，發覺他們除了批評和責備，并沒有提出什么可行性的意見，所以漸漸地就不再去了。
雖然離開校園的時間并不長，但一年多來的經歷，特別是在南京時期的所見所聞，已經使蔡遠飛明白了政客們都是些什么樣的東西。他不相信上層官僚會因為幾句理想主義的空談就放棄自身的貪婪，更不相信一紙提綱要領的，“雙十協定”就可以限制個人私玉的蔓延。蔡遠飛認為，只有權力才能夠制約權力、只有武裝才能夠解除武裝可是，怎樣的機制才能讓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的運用？什么樣的措施才能使國家向著好的方向發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終找不到答案。
在這個時期，陸軍突擊總隊的領導層進行了一些調整，最重要的變化是原先的李漢萍司令調走了，由，“軍政部戰車兵處”的處長馬師恭少將接任傘兵部隊的指揮官。
馬師恭是黃埔一期生，陜西人，與杜聿明既是同學又是同鄉，資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論功行賞，傘兵隊許多人的軍銜都升了一級，劉農峻中校成了上校，姜鍵少校升了中校，就連蔡遠飛上士也變成了蔡遠飛少尉”大家都很高興。
其實，剛開始，蔡遠飛并不愿意當這個少尉。這倒不是因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級有規定：具有青年軍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請退伍，而在冊軍官則必須繼續服役。蔡遠飛是從青年軍207師過來的，如果照舊當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學接著讀書，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軍隊里了。
讓蔡遠飛決定繼續服役的原因是一張布告。那布告上說”傘兵部隊計劃挑選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語基礎好、有培養前途的軍官參加，“留美預備班”先在國內集中培訓一年”然后送到美國空軍學院進修三年一這個消息給了蔡遠飛極大的鼓舞。一直以來，他都心存，“建設高素質軍隊”的美好愿望，他覺得，如果有機會到美國的軍校去學習，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權力和武裝得到合理運用”的好辦法。
11月份，參謀處宣布了，“留美預備班”的大名單，名單上總共有四十多個人，而最終能夠到美校進修的卻只有16個名額。這意味著預備班的學員有一大半將會被淘汰，競爭十分激烈。在這些，“預備留學生”中，蔡遠飛的資歷是最淺的，他的同學中不僅有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有屢立戰功的抗戰老兵，還有他的上司劉盛亨分隊長，而班上資格最老的學員是總隊參謀一科的少校科長鐘漢勛。
蔡遠飛知道，要想在這些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必須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預備班”的校舍設在昆明北校場，也就是先前的青年軍20
7師機炮大隊的訓練基地。年初的時候，蔡遠飛曾經是這個地方的，“少尉教員”年底回來的時候卻又成了，“少尉學員”而且這兩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嶄新的世事真是難以預料。
選擇北校場作為預備班的校舍，是因為這里距離西南聯大比集近。
“留美預備班”的基礎課程當然應該以英語為主，除了學習語法、
鍛煉聽寫、翻譯作文之外，還要了解美國的社會情況和生活習俗。受聘給軍官們上課的是西南聯大的教授，這些從美國回來的大知識分子都有股子美國派頭，走上講臺，剛解釋幾個單詞就開始批評時弊，從鄉長罵到總長、從上士罵到上將，用中文罵了再用英文罵，罵夠以后，摔門就走己面對著同一個中國，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簡直一無是處。
這樣的教學方式當然不能符合軍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換人。可換來換去，留洋教授的脾氣都差不多，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夠連續上滿三節課。搞到最后，軍官學員們總結出一條經驗，叫做，“鐵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實”大學教授們并非特意和軍人過不去，只不過因為這么些年里他們都是這樣抨擊時事的，已經罵習慣了”時半會地剎不住車。
抗戰期間，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軍政、，“民主堡壘”和學生運動。說起來，龍云這個人對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執政方略，大學教授高談闊論、青年學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寬容和保護的態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專院校也就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除了龍云主席，對其他人統統可以亂罵。
雖然都是罵，但教授們各自的特點卻并不一樣。
一類是，“正統派”比如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查良釗、雷海宗之類，他們都具有國民黨的身份，有的還是中央委員或者監委，所以發言的時候經常批評延安，很少指責重慶：另一類則是，“自由派”逮誰罵誰，既罵共黨也罵老蔣，其中有錢端升、楊振聲、伍啟元、華羅庚和馮友蘭等等一大幫：專罵執政黨的，“激進派人物”其實并不多，但號召力卻很大，他們主要是抗戰期間從香港回來的，“民盟”成員，風頭最健的要屬李公樸和聞一多，每次演講都是人山人海，擠得會場內外水泄不通。
罵人不好，可話又說回來了，當時的政局也確實讓人心煩，不僅惹得秀才開罵，就連丘八們也在罵。
在昆明北校場，除了傘兵的“留美預備班”、還駐扎著另外一個訓練單位，名稱叫做“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順便說一句，有的文章把他們說成是，“第二軍官總隊””這不準確，真正的，“軍政部第二軍官總隊”應該在四11合11
，“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屬于陸總昆明司令部，編練處長是何紹周、總隊長是盛家興，所以又被稱為，“周興部隊”。
當時，社會上有個“五毒”的說法，即所謂，“國大代、軍官總、青年從、新聞記、傷兵榮”。這“軍官總”指的就是軍官總隊的學員，他們的特色是經常打架鬧事”“不上前線打仗，專在后方打人”。
“軍官總”的成員圭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被撤銷編制的部隊的軍官，二是部隊整編時淘汰的軍官，再就是因個人原因不能隨原部隊移防的軍官，總之都是些，“失業軍官”。
過去，的慣例是，“吃空額”部隊的士兵實數只有編制的一半。抗戰勝利后，政府整編軍隊，把以前的水分擠一擠，井果是當兵的不夠數、當官的卻有富余，于是就把這些多余的軍官集中起來，培訓一番，另行分配。
至于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許有可能進入軍警系統，而大部分人都必須回老家，參加“返鄉軍人會”可問題是，“返鄉會”的薪水只有軍隊里的一半，按當時的通貨膨脹水平，連自己吃飯都要餓肚子，就更別指望養家了。這個待遇使得失業軍官們十分不滿：“喪盡天良！
打仗的時候讓我們賣命，發財的時候就不要我們了………………”
于是乎，在北校場訓練基地，蔡遠飛他們每天都可以觀賞到，“罵人表演”。
西南聯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罵：“獨裁！！”軍官隊的土丘八就在操場上叉著腰跳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爺投八路！”教授們在屋內聲淚俱下：“民主無望，水深火熱。”失業軍官在外面榫舞拳頭：“活路走不通，去找！”真是好玩極了。
不過”“軍官總”雖然能和讀書人罵成一堆，卻走不到一塊。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聯大的學生在校園里開大會，邱清泉第5軍的政治部組織了一幫特務軍人去搗亂，用對天鳴槍的手段驅散了聚會民眾。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學校舉行罷課抗議，為了防止第5軍再來搞破壞，學生們關閉了校園大門，還組織了糾察隊。
西南聯大的新校區位于北校場以南，剛好處在訓練基地與昆明市區之間。12月1日上午，“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的一伙人準備到昆明城里去玩，經過聯大校門的時候，學生糾察隊以為這些軍官是來搗亂的特務，就趴在門楣頂上罵他們。
這還了得”“軍官總”原本就是一幫無所事事、無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看到哪里找岔打架呢，他罵別人還差不多，豈能讓別人稀里糊涂地罵幾句。于是，雙方就打了起來。
剛開始，“軍官總”砸石頭、學生們丟磚頭，雙方勢均力敵。可打來打去，不知哪個混蛋二百五掏出幾顆手榴彈，一家伙就扔到校園里去了，結果當場炸死三個學生和一個教師，炸傷了十幾個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一二昆明血案”。
學生被殺，事情鬧大了。昆明城里的校長和老師們全都站了出來，無論是正統派、自由派還是激進派，大家異口同聲：，“還我學生，還我孩半！”
蔣委員長沒午辦法，只得命令昆明軍方限期破案。
第5軍主管軍訓的趙家鑲參謀長跑到北校場來追查兇手”“軍官總”又端槍又抬炸藥包，堵住大門瞎起哄，差點沒把趙參謀長給綁架了。邱清泉沒辦法，只好找了兩個死刑犯冒充，“軍官總”還讓他們招供說是給了經費什么的………………
可知識分子也不是那么好欺騙的。幾個搞法律的、搞心理學的教授隨便問一問，立刻就把那兩個家伙問得露了餡。于是，大報小報全都登出號外假的！假的！“邱清泉一著急，干脆把嫌疑犯提前槍斃了，想來個死無對證。西南聯大對此當然不答應，雙方鬧到最后，昆明警備司令關麟征和云南省長李宗黃都被撤了職，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直到今天”“一二？一血案”的，“真相”依然是個爭論的話題。
在馬甲看來，這件事，如果往深里分析，時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確實十分復雜：可如果往簡單里說，就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遇到，“軍官總”更加說不清。
被“軍官總”這么一折騰，傘兵們也沒有辦法安安心心學英語了，只好先到巫家壩機場練跳傘。
到美國空軍學院進修的人必須具備，“傘兵證章”的資格。當初，蔡遠飛只跳過一次傘就上戰場了，自然沒有得到那個橢圓形的胸牌。現在，鐘漢勛、劉農峻他們這批新調來的軍官正在進行訓練，蔡遠飛也就跟著大家從頭學習。
其實，重練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留美預備班”的器材換了新裝備，由原先的4型傘換成了現在的5型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