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文在書寫上，是沒有標點符號的。但是在閱讀時為求語氣的順暢，和正確的理解文章意思，依然需要注意文句的起承轉合。讀書人便會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記號，這就是所謂的‘句讀’，如果不懂句讀，往往會造成誤讀，誤解作者原意。
因此學生入蒙后，需要‘明句讀’，就是學習依靠文章的語感、語氣助詞、語法結構等斷句。但是學會了句讀，依然經常會出現歧義、造成對文章字句的誤解。
比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笑話，主客兩人通過不同的句讀，表達出七種截然不同的意思，令人噴飯。但要換成在公文、在書籍中，這就不再是笑話，而是困擾和錯誤了。
歷史上因為句讀不同導致的公案比比皆是，最著名的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圍繞著其句讀，千年來學者爭執不休。要是當時有標點，爭議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
上輩子習慣使然，陳恪無法忍受一篇文章從頭到尾都沒有標點，因此他讀過的每一本書，都親自標注過‘標點符號’。
在這本《尚書偽經考》的前言中，陳恪說文章需要讀者自行句讀，不僅不便，還會曲解作者的意思，這是寫作者不負責任的表現，要么就是故意不想把話說明白。為了避免自己的意思被誤解，也為了便利讀者。故而他在文章出版時，便提前加注了標點符號。
傳統的句讀符號。包括句號和讀號，相當于標點符號中的句號和逗號。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中。還有‘、’號，和‘（）’號，因此古代不是沒有標點符號，只是沒有人將其規范使用罷了。
陳恪在書后做了個附錄，列出了十種常用的標點符號，并將其作用明確標注。
他這樣做。絕不只是為了避免自己文章的意思被曲解，也并非推廣標點符號那么簡單。他更深層的用意，體現在《大學》、《中庸》兩篇文章中……
在陳恪原先那個年代，稍稍有點文化的人。便知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并稱儒家四書。這四本書構筑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塑造了儒生們的精神人格，其重要性如何拔高都無所謂。
然而在北宋這個時期，《大學》和《中庸》尚未獨立成篇，只是《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文章的兩篇。對于為何要將其單獨拿出來，放在《尚書偽經考》之后，陳恪在前言中說道：
自己考證尚書為偽經，絕非要破壞儒家的文化根基。恰恰相反，自己是為了朔本清源、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故而才去深入研究，才會發現偽經。但發現偽經不是目的，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才是。
那么該如何弄清呢？去找《尚書》真經么？
找到《尚書》真經固然重要，可以讓我們知道，三代到底是什么模樣。但對于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卻沒什么用處。因為這是記載歷史的書，且是與先儒無關的歷史。
同樣道理，《春秋》的意義也不大。《周易》主要是卜辭，是占卜之書。《禮記》是禮儀制度的匯編。而《詩經》則是詩歌總匯……所以陳恪總結道。《五經》內容豐富而龐雜，表達的意義不夠集中、明確，無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
那么如何去弄清先儒的思想體系呢？陳恪主張將《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大學》、《中庸》，合并為《四書》。‘退《五經》進《四書》’，以便讀書人更正確的理解孔孟之道。
好吧，這都是朱熹的觀點，陳恪不過是將他的事業提前了一百年。但這絕對不是簡單的照搬，而是一次對中華民族思想的重塑。
因為朱熹正是通過為《四書》作注，將自己的思想注入到儒家經典中，從而使后世的讀書人，接受了理學思想，使整個社會變成了理學社會。
陳恪便是要搶在朱熹之前，用朱熹的方法，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四書》，使大宋朝的讀書人，接受自己的思想，繼而改變整個社會。
陳恪知道，這條路比輔佐趙宗績搶皇位，還要困難一百倍。讓別人接受自己的思想，并變成他的思想，實乃這世上最艱難的事情。但無論多難他都得做，因為老天爺把他送到這里，興許就是為了給華夏一個重塑靈魂的機會……
當然，陳恪也知道，此事非朱熹那樣的圣人不能為，至少以他目前的水平，還是做不到的。不過不要緊，就像他當年，明知道趙宗實是未來的宋英宗，仍然敢支持趙宗績和他爭一爭一樣，陳恪從來不缺乏勇氣和信心。
或者說，他天生就是個膽大妄為、自命不凡的主，就不信有什么是自己做不到的……
考慮到讀者的接受能力，以及自己目前的水平，陳恪沒有一上來，就給《大學》、《中庸》作注，只是將其從《禮記》中完整摘出來……甚至沒有改變其段落次序，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了標點。
步子太大扯到蛋，這些事情要以后慢慢做，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朱子的思想融會貫通，形成一套適合華夏的新儒學，陳恪是不會貿然注疏的。
不過僅僅是這本加了料的《尚書偽經考》，就足以讓他再次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了。
汴京城、乃至大宋朝的讀書人，早就知道陳恪在經筵上講《尚書》是偽經，但具體講的什么，卻不得而知了。許多人不服氣，想要駁倒陳恪、捍衛道統，從而一舉成名。許多人純粹出于好奇，想要看看到底是何高論，竟然對著皇帝和百官連講一月……
無論抱著何等心態，但凡稍稍關心窗外事的讀書人，都動了看看這本書的念頭。而且這本書，還格外好買，幾乎是在第一時間，便出現在汴京城大大小小的書店，最醒目的位置。
過了最多兩三天，洛陽、應天、大名、成都、江寧、蘇州……甚至福州、廣州的書店中，也出現了這本書的影子，而且皆是擺在最醒目的位置。對于如今的陳恪來說，就是一本用腳寫出來的書，他也能用商業手段將其大賣。
大宋朝的文教之盛歷代難及，僅汴京城就有書店三百家，洛陽、江寧之類的大城市，也有上百家之多，結果初版刊行的五千冊，僅夠在各地的書店鋪貨。且只是第一天，就全部賣光。頓時，該書便被書商們吹噓成‘廣受好評、洛陽紙貴’的神作，更加勾起讀書人的興趣。
人就是這樣，你堆一堆放在那兒，可能沒人稀罕，但要是一下賣斷貨，別人弄到你弄不到，就渾身難受。
于是各地的訂單雪片般飛到汴京，匯總起來竟足足有五萬冊之多。幸好擁有此書版權的汴京印書社，早就加班加點的開印，將一車車嶄新的書籍，發往全國各地，這場饑渴營銷，才不至于弄巧成拙。
所謂‘版權’一詞，就是出自宋朝。這年代，每一頁書都來自一塊雕版，而所有的雕版，都必須先在官府審查登記。檢查沒有犯忌諱的內容后，官府會在邊角空白處，刻下一個印章，證明此書版權受官府的監督保護。任何盜版的行為，都會受到官府的追究。
為了保護行業的利益，各地的出版行會，會監督各家書店，不得出售盜版書籍，所以在城市中，基本上沒有盜版書籍出售。但城市之外，還有廣闊的鄉鎮，那里是官府鞭長莫及、行會有心無力之地。許多專事盜版的黑書坊就藏身其間，生產了大量粗制濫造、別字百出的盜版書。但因為其便宜，對廣大貧寒士子來說，還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們甚至很清楚，哪家盜版的錯字少、紙質好。
這讓大宋朝寫書的人十分難受，卻又無可奈何。
但對陳恪來說不是問題，他授意汴京印書社，又出了一批簡裝版，專門銷往廣大鄉鎮，價錢賣的比盜版還便宜。誰盜了他的書，算是倒八輩子血霉了……
當然這種反盜版手段，也只限于陳恪這種背靠商業帝國，且出書不為賺錢、不怕賠錢的家伙才能用。
好在這書賣的實在紅火，一個冬天，一版再版，精裝、平裝加簡裝，一共賣出二十幾萬冊，創造了大宋朝《十三經》等應試教材之外的銷量記錄。
到了年底，印書社一算，不僅收回了成本，還凈賺了兩萬貫。陳恪一高興，盡數賞給書社員工，算是對他們半年來辛勤工作的獎勵了。
這筆錢可不是小數目，足夠書社上下六百員工，過一個肥年了。自然人人感恩戴德，只是恨得周定坤牙根癢癢：“不是說好了節約開支么？”
“不能既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吧？”陳恪自知理虧，打個哈哈道：“對了，阿齊茲那廝終于到了，你和我去接一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