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南中”，并非正式行政區劃，而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大致囊括了后世的云南全省，貴州省大部，以及廣西、緬甸、老撾的各一部分。這地方氣候濕熱、叢林茂密、交通不便、戶口稀少，而且還漢夷雜處，幾乎跟化外之地也沒有多大區別。
南中地并入中國，基本上還是西漢武帝時候的事情，東漢將之歸屬益州管轄。益州十二郡（包括屬國），南面的越嶲郡、越嶲屬國、犍為屬國、牂牁郡、益州郡、永昌郡，就都屬于廣義的“南中”范疇，其疆域幾乎占了益州的一半兒，戶口卻還不到五分之一。
——所謂“屬國”，有點兒類似于后世的“民族自治區”。益州三個屬國，其中蜀郡屬國安置羌人，其余二屬國安置各種夷人，統稱“西南夷”。
南中地區的“西南夷”種類很多，人數就比例而言也超過其半，但真正在地方上掌握大權的，卻多為漢人豪強——也就是武帝通西南以后才遷入的，仗著有文化、有心眼兒，又方便跟地方官員溝通，很快便勢力膨脹起來。比方說益州郡豪強雍闿，就自稱為漢初什方侯雍齒之后。
劉備曾經用秦宓之謀，遣關羽、徐庶率師以收南中，所到處倒也勢若破竹。問題關云長此人向來吃軟不吃硬，雍闿等豪酋不敢與之相抗，紛紛表示臣服，進貢了不少糧秣物資，所謂“伸手不打笑面人”，蜀軍也就由得他們繼續統治地方啦——頂多空降點兒官員去鎮守各郡郡治而已。所以關羽南中之戰，幾乎就如同巡視一般，所殺不肯服從的大小豪酋還不足十數，殺擄漢夷軍民數千人，南中的政治格局則基本上毫無改變。
其實倒也不能苛責關羽，在原本歷史上，換了諸葛亮南征，也大致是這么干的。只是當時背反的豪酋不在少數，所以殺人多一點兒，事后局面也更穩定一點兒罷了。諸葛亮為了從南中地區大規模搜集物資，以支持他的北伐事業。把膽敢冒出頭來造反的雍闿、朱褒等漢豪全都砍了，但對于夷人孟獲等，則以羈縻為主。雖然換來一句“南人不復反也”，也只是空口白話而已，即便諸葛亮在世的時候。南中漢夷騷亂都從未停息過，等他死后，更是其勢洶洶，
然而夷人騷亂和漢人造反，也存在著本質上的區別。夷人大多沒啥長遠眼光，只求能夠自主掌控本鄉本土，不受漢官欺壓而已，即便往外打，基本上也跑不多遠。漢豪則不同，有文化、有知識。也時常與外界勾通，不鬧事則罷，一鬧事必然釀成一郡甚至數郡的大動亂。
在原本歷史上，雍闿就曾經鬧出過相當大的亂子，殺死益州郡太守正昂，還把繼任的張裔直接綁起來押送東吳去了。其后他又跟朱褒、高定、孟獲等聯合，基本上除了王伉、呂凱固守的永昌郡外，大半個南中全都背反蜀漢——在這種情況下，諸葛亮不南征也不成啊。
是勛當然是記得這一出的，他還記得。引誘雍闿作亂的正是交趾郡守士燮，而作亂的緣由，是劉備率師東征，結果在夷陵大敗。旋歿于白帝城中。雍闿一瞧，老頭子都死啦，再跟著劉家沒啥前途啊，既然自己的地盤兒跟東吳所屬荊州、交州都比較近，蜀軍又是被吳軍打敗的……那我不如便聽從士府君所言，降了吳吧！
于是孫權便遙署雍闿為永昌太守。
如今是勛照抄劇本兒。建議讓交州刺史步騭通過士燮去聯絡雍闿，許以高官顯爵和厚利，要他背反蜀漢。如今三分天下，魏已有二，西蜀則一分都不夠，即便益州郡再如何偏遠，雍闿也是了解這種局勢的，而且曹魏既得交、廣，循江而上，也很容易打到南中去，那么以利誘之，以勢逼之，就不怕雍闿不從命啦。
是勛在朝堂上拍胸脯保證：“雍闿素懷野心，不服劉氏，又與士燮有舊，必可說而動也。”我有前世掌握的史書在手，洞徹其心如同反掌觀文啊——即便歷史已被改變，不信那小山溝里一介豪強，未涉天下大局，就能突然間長疵了，不再是原本雍闿的性格了。
果然，雍闿不但表示愿意歸從曹魏，還暗中勾連了牂牁太守朱褒、同郡漢豪爨習、越嶲漢豪劉胄，以及越嶲夷王高定、狼岑等，一起上奏求封——只要答應我們的條件，那么魏軍在北方一動手，我們就立刻在南方起兵呼應，兩路夾擊，攻滅蜀漢。
當然啦，所謂“南北呼應，兩路夾擊”云云，沒人真對此抱有期望，你們真能在南中作亂，牽制一部分蜀漢的精力和兵力，消耗一部分劉備的物資供應，那就足夠了。
步騭建議，可以任命雍闿為永昌郡守，爨習為益州郡守，劉胄為越巂郡守，分南中地為夷州，以朱褒為夷州刺史，至于高定、狼岑等夷酋，亦各授予一郡的佐職。
朝議以為不可——分南中為夷州沒有問題，但州刺史這般高官，必須由中央空降，不能落在地方豪強手中，朱褒還是繼續當他的牂牁郡守吧，不過可以加一侯號，以為褒美。諸酋并可蔭一子侄入朝為郎——說白了是要他們遞交人質。
可是南中諸酋的條件并不僅僅這些而已，最重要的一條，是希望能得世職，也就是可以子子孫孫，把官職和土地一直繼承下去。本來秦漢是沒有世職一說的，但漢末天下大亂，各地刺史、郡守往往傳位子侄，就此形成慣例——比方說劉焉死了，蜀中群僚“公推”其子劉璋繼任益州牧；袁紹死了，袁譚、袁尚爭當冀州牧；孫策是會稽太守，死后將其職傳給了兄弟孫權……
所以南中諸酋也想照此先例，我先求一個官兒，等死以后，還可以傳諸子孫。
群臣都認為此小事耳，反正那地方偏遠荒蠻，中原士人也不樂意跑去當官兒，他們想傳之子孫，就暫且答應了吧。要在先定其心，乃可用其為助。至于其子孫是否不肖，是否忠誠，那是將來的事情，到時候再說不遲。
然而獨有是勛站將出來。態度堅定地表示反對：“若予世職，何異乎割地使王？彼子孫傳承，雄踞郡縣，根基日厚，恐將來非朝廷之吏。而為藩臣，或如句麗為亂，不可不慮也。”
禮部尚書王朗辯解道：“太尉慮之過深矣。今日羈縻之，不過欲其挾擊劉備耳，非久計也。”咱可以給他們世職，但世職也不是說永不可免的，等到攻取了益州，天下大定，那時候找什么借口抹掉他們不行啊。
是勛搖頭道：“景興但見其一，不見其二。諸侯可襲也。以酬功賞之子孫；吏職不可襲也，要在朝廷治理地方。實至固然名歸，而名至實或踵跡——若使其久鎮一方，開此先例，四方蠻夷皆效仿之，實貽禍后世之舉！”
關鍵是這個先例不能開。漢末州郡官吏世襲，只有其實，而無其名，表面上還算遵從了選官的慣例，由上一任長官或其群屬推舉出下一任長官。再向朝廷報備——就跟后來袁世凱稱帝前先修改約法，下任大總統由上任大總統提名一樣，雖然為的是父子相繼，但絕對不肯明說。
既然不肯明說。那就是不成制度，只是俗例，隨時都可以運用朝廷的權威來將之打破。可是一旦給了世職，允其世襲，那就是成其制度，將來必有效仿——一樣于國家有大功。為啥他們就可以父子傳承，我就必須一任而遷？惡例一開，后面就剎不住車啦。
唐代開始實施羈縻州制度，允許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自治，其長官也由部族頭人世襲，到了元代發展成為土司制度，從而使得在漢代就被納入中國疆域的西南地區分裂傾向日益嚴重。那么唐代為什么要搞那一套呢？端由中原長年爭亂，西南地區本來就呈半獨立狀態，其后吐蕃崛起，為了使西南各部歸唐而不從蕃，乃被迫為之——其結果就是出了一個南詔，后來又出大理，連續數百年獨立于中原政權之外，到了明朝沒辦法，只好繼續沿用土司制。
土司制度乃是中原王朝無奈而設，對于王朝的統一造成強力逆動，因此而產生的大規模反亂也層出不窮。而如今西南方向并沒有什么強國可以威脅到中原王朝的統治——當然要在攻滅劉備以后——就提前幾百年搞這一套，那可必然是會貽禍子孫的呀！說不定因此而再過一千多年，云貴地區就根本獨立于中國政權之外了——就跟后世的越南一般。
中國自秦代開始大一統，實行中央集權，但老實說，即便以始皇的無上權威再加天才創意，也不可能徹底推翻傳承了近千年的封建諸侯制度。即以漢代為例，各郡長官就其在任所的權力而言，近乎諸侯，中央政權的垂直管理體系非常粗放。只是社會架構雖然進兩步、退一步，總體而言還是向完善的中央集權挺進的，逮至明清，終于達到頂峰。
所以是勛認為，大一統的集權是中國歷史發展趨勢，要是跟西歐一般仍然延續封建體系，乃無強漢，更無盛唐，對于這一趨勢，自己是必須要加以保護的。地方自治是因應通訊和交通的落后而不得不為之舉，而并不是說必須如此，現實必須承認，但不可成其為制度，一旦制度化便封閉了向前發展的途徑。
說白了，我可以默認你自治，但不能明令允許你自治。
因此他才站出來否決西南豪酋的世職請求，說：“彼欲世世富貴不墮，乃可賜以名爵，至于吏職，斷不容襲！”各地官吏三年一任——當然可以連任——而邊遠地區的郡縣長官往往多任不換，甚至一直當到死，等到身故后，朝廷出于安定考慮，也可能繼續任命其子侄繼任，但這是從權之舉，不是明定的制度，更不可能提前向他們做出承諾。
群臣多覺得是太尉有點多事兒，逐一站出來加以辯駁，問題他們誰都沒有是勛的口才便給，紛紛敗下陣來。曹操則覺得，事兒又不大，吵什么吵啊？既然是勛如此堅持，就賣他一個面子也無不可嘛——再說事關制度問題，確實是勛比較有經驗，有想法，其言或可聽也。
因此就問是勛：“然則皆封其侯乎？”那侯爵也太不值錢了吧？
是勛高舉笏版，稟奏道：“若陛下以為不可封侯，乃可命以新爵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