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名通過太子曹丕的舉薦，得以在河南為官，插手軍糧物資運輸工作，并最終因此而丟了姓名的小吏，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類型。
其一，乃自諸郎中選拔，基本上都是吏部尚書陳群向曹丕推薦的。此等皆為世家子弟，陳群久聞其名，又受彼等家族托付，于是薦于曹丕，曹丕再行文光祿勛，使這些人赴吏部待選——當然啦，本來就是陳群的主意，自然一選即過。
其二，本身就是曹丕的黨羽，或為昔日王府內賓客、王府外友朋，或為今日太子屬吏之親眷，也是遞個條子過去，陳群通過，就赴河南各縣上任了。
第三個類型相對特殊，無論曹丕還是陳群都不夠了解，完全是別人托關系托到了太子身邊人，曹丕再通過陳群任用——比方說那位馬齊馬伯庸。此群體人數最少，目前就發現三位，分別通過太子側妃柴氏、正妃甄氏之兄甄堯和曹丕庶弟曹徽的關系，跟曹丕打了招呼。罪魁禍首的馬齊，就是走了柴氏娘家人的門路，獻上金珠，才得以選官畿內。
科舉制度只是打開了入仕的大門，正經官員的升遷黜陟，則與科舉無關；相對完善的官僚體系倒是通過吏部，把任免之權抓到了自己手中。但這并不是說舉薦就完全無效了，高官貴戚插手官吏任免的事情也屢見不鮮，但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誰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所以曹丕向陳群舉薦官員，還真不能說他犯了什么過錯。
薦人不當，才是他最大的罪過。而用人不當，就要歸咎于陳長文了。
凡公卿皆可向吏部遞條子，說某人某人不錯，請你們多關照一下，給他一個好位置。限定僅僅在于：一，此人必須已有相應的任官資格。不可超級提拔；二，品秩不可過高。比方說，若將來桓范自科舉入仕，得授四百、六百石的小吏。是勛就可以向陳群打招呼了，此為我門下客，素有才學，當給予朝中或者畿內的好職。
而倘若所薦之人品秩太高，吏部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便可直接打了回票。其實就連皇帝，若欲用之人資歷不足，又想吏部超擢——哪怕只拔一級——超過了八百石墨綬長吏，吏部都是可以加以駁回的。當然啦，僅僅制度如此，但制度終究是由人來執行的，尤其還存在著一個理論上擁有無限權柄的皇帝，即以曹操的威勢，再加陳群的謹慎，想做得更過份。那都有可能通過。
只是其后就可能是御史上奏、公卿諫阻，同時紛紛彈劾通過這一任命的吏部諸官……
而曹丕就正好踩在了這條紅線的后面，并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所推薦的最高也不過六百石縣丞，而且資歷足夠，只是要在具體任官位置上請陳群加以照顧而已——同樣的六百石，在中央為官和在地方為官，在畿內為官和在偏遠郡縣為官，含金量都要天差地遠。
曹丕是想要借此培植自己的黨羽，陳群本是曹丕一黨。對此心知肚明，只要別太過份，也自然開放綠燈。只是原意是想他們通過難得的軍輸工作博取功勞，誰想投資越大。風險也越大，最終大多栽在了這件事上……
尤其馬齊乃因賄而得官，問題就更加嚴重，所以曹操直接命令曹丕休棄柴氏，將之逐出宮去。甄堯和曹徽的罪過就沒有那么大，所舉薦的都是親朋。貌似查不出什么利益往來，而且那倆雖然同樣丟了性命，終究不是主犯。據說甄堯被其妹甄氏領著，直接跑曹操面前去磕頭請罪，并且表示愿意削去自己的爵位，曹操也便不為己甚，訓斥甄堯一頓，降等了事——由亭伯而降亭子。
至于曹徽，年紀還小，就當他不懂事，曹操下令他跟兄長曹丕一般禁足，一年內不得外出，且削曹徽并其母宋夫人俸祿之半。
本來對于這些薦人的處罰就已經夠嚴厲了，而對于出問題的人本身，更是毫不容情，正如廉昭所說，是“枉法非刑”。即便主犯馬伯庸，偷盜軍糧之罪合當受戮，也未必到得了棄市的程度，不必顯戮，隱殺可也。所謂的“庾死”，若在詔獄之中，其實大多是秘密絞殺——那可是天子過問之案唉，誰敢讓囚犯莫名其妙地就掛掉？
馬伯庸論罪尚且如此，那么從犯們更沒有棄市的理由了，真要按照刑律判罰，就算再重也不過遠流而已。可是曹操就是這么不講理，指使有司取了這些人性命，并且還陳尸西市，以向全天下人展示朝廷的威嚴。
對于這一點，桓范判斷的一點兒都沒有錯，曹操是因為西征未竟全功，所以諉過于這些低級官吏。而且另一方面，本來打算秋季興師，一舉而滅掉劉備的，即便劉備搶先發兵關中，進而安然撤退，曹操也想賭一把，兵臨漢中，去殺對方一個防備不及。結果就因為糧草出了問題，被迫退返洛陽，曹操是越想越光火，而且越想，就越覺得若沒有這一出，自己很有可能就已經把蜀中給拿下來啦。
所以他才對這些涉案官員零容忍，對于舉薦這些官員的貴戚同樣不留情面。漢代已有舉主連坐之罪了，但因應具體情況，論罪與否，差別還是相當之大的。比方說我當郡守的時候，舉薦了一名屬吏，然后事隔二十年，我已經是朝廷三公啦，昔日所舉屬吏牧守郡縣，然后犯罪了……難道這也要我連坐不成嗎？那誰還敢舉薦官員了？再如《三國志》上記載：“太祖以（荀）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后敗亡。”曹操也并沒有因此而責怪荀文若。
尤其魏朝不再實行完全的察舉制度了，即便舉人，也必須先經過吏部遴選，具體分配也得看吏部安排，所以大可把責任推卸到吏部身上：不是我所舉非人啊，是你們用非得所，那怪得誰來？曹丕給陳群批條子，其實真正能夠牽累到他的，就只有一個馬伯庸，一則此人主動犯下重罪，也非疏忽，也非瀆職，二則他跟曹丕無舊，乃賄賂得官。只是馬伯庸罪過再大，也不過六百石小吏而已，因小吏之罪而責太子，這就相當不近人情啦。
根據桓范的分析，正是因為馬伯庸犯罪使得曹操西征未竟全功，所以老頭子氣得半死，而偏偏那家伙又在事發后上吊自殺了，無可顯戮，故此才把邪氣都撒在了曹丕頭上。而且他問是勛：“天子之觀太子，若何？”皇帝真的很寶愛這位太子嗎？貌似不大象啊……
英雄父親總是容易對兒子求全責備，尤其兒子足夠多的話，往往會覺得哪個都不成器，很難真正說到“滿意”二字。是勛前一世讀史，就覺得曹操并不喜歡曹丕，為什么呢？當曹昂戰死，丁夫人離異、卞夫人總攝內事后，曹丕就是真真正正、名正言順的嫡長子啦，以他為嗣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根本不需要過腦子。再說這兒子就才能、秉賦上也挺不錯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就算比不上老子，總比別人家兒子強。可是偏偏曹操拖了好多年，明明211年就已經任命曹丕做五官中郎將，為宰相之副了，212年曹操得爵魏公，建立魏國，216年進位魏王，偏偏217年才正式立曹丕為魏王世子——當然具體的年份是勛并記不清。
由此可見，曹操并不認為曹丕是最合適的繼承人，要一直等到他寄予厚望的曹植原形畢露，感覺實在不靠譜，被迫放棄，才終于允許曹丕上位。究其根由，或許只是簡單的父子二人相性不合吧。
當然，或許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即曹操注意到曹丕身邊圍繞著太多世家大族，生怕威脅到自家政權和寒門軍功貴族的利益，才一直猶豫要不要放棄曹丕。當然啦，此乃以后事倒推前者也，身在局中，曹操有沒有那么明確的階層覺悟，還在未知之數。
總而言之，在原本的歷史上曹操貌似就不大喜歡曹丕，這條時間線上那就更加糟糕：一是曹昂尚在，二是曹植的不靠譜尚未完全暴露，三是……還有一個曹沖哪！在原本歷史上，曹沖夭折后，曹丕去勸慰曹操，曹操就明確說了：“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后來曹丕自己也說：“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在這條時間線上，曹沖得以安然成年，且他雖然曾經設謀陷害曹昂，曹操也并無嚴責，只是與諸王一般，把他趕去封地而已——可見寵信并未完全衰退。
所以曹丕這個太子之位得來僥幸，根基并不牢固，這也正是他急著要培植黨羽的緣由所在——只可惜把事情徹底給搞砸了。
當然這一切，都不必要向桓范透露，是勛只是說：“諸王并得圣寵，故群臣諫使之國也。”
桓元則點點頭，壓低聲音對是勛說，我總覺得此事有一幕后黑手，想要借機打擊太子的威信，敗壞太子在皇帝心目中的印象。大膽揣測，必諸王之一也——大致可以排除掉曹昂，其他三個卻都跑不了。但是僅僅靠這件事，并不足以扳倒太子，等到事態平息以后，時間也能洗掉太子身上各種污點。所以對方一定還有后手，將在短時間內陸續發動——除非這幕后黑手是任城王曹彰，死人當然做不出什么事來啦。
只是——“民間皆傳，任城王乃為毒殺，有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