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勛既受曹洪所托,以是在朝堂上侃侃而談,主要想說明兩個問題。
其一,族誅之法乃秦代遺毒,大違儒家“親親相隱”的孝道原則,應該將之從刑律中剔除出去。他不便徹底否定封建時代的“連坐”原則,但請求一人犯罪,只坐一家,并且其親人應該罪減一等,不當誅殺。
其二,曹楷年紀還小,曹苗、曹志亦然,還不具備完善的心志,不能跟成年人等同處理,起碼你應該留他們一條活命,這才能彰顯天子和朝廷的仁德——“漢以孝治天下,故天子之謚,每加‘孝’字也。然孝本為仁之體,以仁心待親,是謂孝矣;仁為孝之延,斯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我朝當以仁治天下,推愛心,廣恕道,自然黎庶安樂,社稷永固。”
曹髦天性淳厚,聞言不禁點頭,于是乃以君命法外施恩,免三曹之死罪,皆貶為庶民,暫圈禁之,至于二王妻妾,有子者從子而居,無子者沒為官奴,罰為掖庭苦役,但令有司不得無故折辱之。
鄄城王曹植謀逆,其人雖死,亦自宗牒中削名,并除封國。任城王曹楷年紀尚幼,因念其父曹彰有功于國家,乃使榆中王曹昂庶子曹虞——也就是曹髦的同父異母大哥——出繼為彰子,仍守任城國。
是勛隨即請奏:“此皆陛下之恩德也。然法自秦設,漢因陳之,本不合乎當世,先帝在時,即每欲刪改之,以成《魏律》……”曹髦點點頭:“此中書之事也,令公可自為之,奏朕頒行。”那你就組織人手去編寫新的法律法規吧。
是勛聞言,略略一愣,趕緊說我中書臺屬員不足。事煩人少,請求陛下允準,擴大辦事機構,增添辦事人員。
他本是個不究細務之人。跟諸葛孔明完全走兩個極端。名為中書令,其實并不怎么管中書臺的細務,基本上大撒把,全都交給中書左仆射劉先、右仆射鄭渾處理;實際上,是勛應該算是宰執聯席會議的常務主席。只負首相之責。
可是中書臺確實是事情多,衙門小,總共才一百來號人——不象尚書臺,分管十二部,直接指揮各州、郡政事,不算外派機構就拉拉雜雜九百多官吏——劉先、鄭渾他們往往忙不過來,還得經常跑來請示是勛。如今若再組個班子制定《魏律》,是勛想起來就覺頭大,所以才請求增添人力。
曹髦聞言,雙眉微蹙。沉吟不語。
為什么沉吟不語呢?原來他想起了崔琰的話。崔季珪與是宏輔非止有舊仇而已,二人在政治思想上也有著根本性的對立:首先是經學方面,崔琰一直覺得是勛歪解了老師鄭玄的理論,想要把原本純潔無垢、萬世不易的儒家學說庸俗化、功利化;其次在施政方面,崔琰是傳統士大夫,尚清談超過實務,總覺得按照東漢初建時的法度略加修改,即可施于當今,對于是勛對國家體制、政府架構大動手腳異常不滿。所以見天兒就在曹髦面前說是勛的壞話。
最終連曹髦聽得都有點兒煩了,一甩袖子:“是令公所為。或有所未妥,然其忠心為國,先帝亦嘗贊嘆之也,朕不之疑。”
崔琰拱手道:“臣非因私怨而謗令公也。乃為國事,為陛下耳。昔伊尹佐商湯成王霸業,豈不忠歟?而放太甲桐宮;霍光輔昭宣造成盛世,豈不忠歟?乃廢昌邑未央。且宣帝初立,以光陪乘,常感芒刺在背。今陛下見是令公,獨無此憾耶?”
曹髦聞言,不禁沉吟不語,崔琰趁機更深入一步地說道:“古來賢君處上,群臣各安其職,國乃泰和;君若怠政,臣必各執一辭,黨同伐異,社稷陵替。齊桓用管仲而霸,然仲止亞卿爾,高、國世臣,不能侔桓公;晉文統群賢而治,至晉襄乃命六卿,彼此傾軋,晉因是衰。君如干也,干壯而枝葉繁茂,歷秋冬而可不死;若強枝弱干,必敗無疑……”
倘若是勛在此,當場就會啐將過去——你丫是真不懂史,所以跟這兒胡沁哪,還是成心歪曲事實?哦,只要君權凌駕于臣權之上,自然國家安泰,一旦顛倒,國家必亡?那伊尹輔殷、霍光輔漢又怎么解釋?即以齊桓事論,管仲名為亞卿,其實相也,上卿高、國能壓制得住他嗎?再說晉事,公室衰頹、卿大夫掌控國柄,在當時本為常態,乃分封之過,跟君臣之間執政權力的大小有多大關系?
其實崔琰也不算無知,也并非扯謊,以這年月的士大夫而論,能夠有這點兒見識就算挺正常啦,蒙是勛蒙不了,蒙曹髦可是白玩兒的。再說曹髦屁股就坐在皇位上,崔琰說只有皇權徹底壓制住臣權,才能夠穩定國家,這話曹髦肯定聽得進去啊。
崔季珪以史為證,一步步說到了漢初:“漢之肇建,蕭、張、曹、周等功臣得力大焉,乃不得不與之共治。逮之漢武,初設內朝,外制丞相,以大君權,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嶺表,漢之盛焉,莫之可比。后世因之,乃有昭宣之治、明章之盛。今吾魏初立,亦以顯爵、高位、實權以酬功臣,然不可為萬世法也,陛下當漸收權柄,以期永年……
“然是令公為先帝做制度,大廣臣權而侵君柄,裁削內廷而實外朝,混亂社稷以媚功臣,臣竊以為不可。人心無可測也,君子但見所行,不妄度人心,臣不敢云令公為不忠矣,然其所行實有虧也,乃斗膽以諫陛下。若使外朝勢盛,則漢惠受制諸呂,漢文委政周、陳,漢武恚怒竇、田,其事或當見于吾魏,則陛下欲紹繼先帝之業,成輝宏大志,為萬世所尊慕者,難矣哉!”
傳統的儒家士大夫,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賢臣實理國家,其實所謂的“虛君”思想很早就已經萌芽了。因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故此代代相傳,父死子繼或者兄終弟及,你保不準會養出什么奇葩來。若是君權過大,一旦出個昏君,士大夫想要救國都搭不上手去——出暴君更慘,士大夫也將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襲的。只要機構穩定,運轉正常,自然能夠滌濁揚清,把賢人拱上高位,如此國家便可安泰。
當然啦。一旦官僚機構出點兒問題,士大夫們往往第一時間想的不是推舉賢人,而是請君主仲裁,就基于這么點兒傳統惰性,他們也不會真愿意搞“虛君”那一套。
所以說是勛如崔琰所言“大廣臣權而侵君柄,裁削內廷而實外朝”,是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故而新定制度,就連陳群那種徹底的保守派,都只在枝節問題上跟他起齟齬。大方向上并無異言。對于官僚士大夫來說,內廷那些都不是官,非自家同類也,只是君主的私人,而一旦內廷權重,君主用私人用順手了,那什么外戚、宦官都會驟登高位,東漢朝因此而敗,這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確自己的屁股位置,無人叛逆自身階級或者階層。世界上也就不會有那么多紛爭和動亂了。崔琰同樣是士大夫,但他的觀點就與是勛截然不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自身階層的叛逆者——因為儒家講究君臣父子,天然有序。那么居高位者自當掌權,居下位者只該遵令執行,也便順理成章。合著不能老爹光主祭祀,表面尊崇,其實兒子們都不聽他的話呀,那家族還能管理得好嗎?同理。若君主無權,移之于下,那就是沒有一個明確的領導啊,各說各話,國家還能治理得好嗎?
再說了,崔琰如今身在內廷,他當然希望自己這個秘書監掌握實權,而不僅僅只是君主和中書臺之間的傳聲筒啦。
所以才長篇大論地勸諫曹髦,說是勛制定的那一套制度根本上就有差誤,長期運行,對國家絕無好處。陛下您如今年紀還輕,只能放任臣子們掌控國家,可你終究是要成年的啊,一旦親政,結果發現自己手頭權力已經被瓜分得七零八碎了,到時候你能夠忍么?
我不敢說是勛不忠心,但我不認為他的施政理念完全正確,希望陛下您能夠明見我的忠誠,睜大眼睛瞧瞧是勛究竟做了些什么,好尋找機會“撥亂反正”,使國家體制真正走上康莊大道。
曹髦沉吟良久,微微點頭:“卿所言亦似有理,然則當如何做耶?即收外朝之權歸之內廷耶?”崔琰說您絕不可心急,急必生變——“昔霍光之廢昌邑,昌邑果失道耶?其世即多有疑霍光專權陷主者。臣亦不敢云霍光不忠,唯昌邑性急,才入未央便大用私人,光恐政亂,故乃放之。‘治大國若烹小鮮’,若驟更制度,人心必亂,人心亂則新政不行,新政不行則群臣疑主,國焉得治?當覓良機,徐徐侵削外朝之權,以歸政陛下,自然群臣不怨——則是令公便欲為霍光,安可得耶?”
說到這里,匆忙又補上一句:“霍光非敢妄行,實受田延年慫恿也。即是令公無擅權心,群僚中得無一二田延年乎?”
史書記載,昌邑王劉賀亂政,霍光也拿他沒招,只是滿腔憂憤而已。大司農田延年卻站出來挑唆霍光,說:“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然后又拿伊尹放太甲于桐宮的前例來說事兒。霍光這才召集百僚商議,提出廢黜劉賀,大家伙兒全都驚了,還沒人表態呢,田延年又跳出來了,而且“離席按劍”,故意責難霍光,說你受先帝重托,難道就眼睜睜地瞧著皇帝胡作非為嗎?“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并且威脅道:“群臣后應者,臣請劍斬之!”
崔琰補充這一句,是為了表明自己絕非猜忌是勛之用心,沒暗示他跟霍光似的,既有廢主之力,也有廢主之意。但若陛下您真的因為操之過急,奪權不成反而亂政,到時候群臣盡皆離心,說不定就會有人仿效田延年一般跳出來啦,到時候是勛欲不為霍光而不可得矣!
崔季珪確實聰明,他知道必須先把自己的態度擺正,要是讓曹髦疑心自己是因為私怨而特意誹謗是勛,那此前的種種說辭都將化為流水,皇帝再也不會相信自己啦。
果然曹髦因此深信崔琰之語,所以今天是勛一提要再擴大中書臺的規模,就不由得他不愣神兒了——曹髦心說我還想逐步削弱外朝權柄呢,你倒好,還打算擴充自家班子……這可不成,朕堅決不能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