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祚高門  1503 三省六部

類別: 歷史 | 兩晉隋唐 | 漢祚高門 | 衣冠正倫   作者:衣冠正倫  書名:漢祚高門  更新時間:2019-08-16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尤其當中又涉及到改元創制這等國之大事,因是整個河洛之間歡慶氛圍一直持續到了元月收尾,諸事才又復歸正常的秩序之中。

在元月慶典之中,比較引人矚目的一件事便是涼州張氏入洛歸義。張氏累代繼力,保全河西一脈,張駿嗣子張重華也得到臺城中樞的關照重視,原西平郡公名爵得以保留,又被馨士館禮聘學士,得到洛中時流禮奉追捧,更被臺城秘書閣任為清貴,主持修編魏晉兩朝國史。

當然,張重華一人得于禮遇,并不足扭轉朝廷對于整個隴西、涼州的應對姿態,張駿庶長子張祚被朝廷定為逆流,在二月初更下征令,以隴右都督庾曼之為征討主帥,并以鎮武軍兩千精銳為前鋒,隴右、關中王師集結五萬大軍,并討涼州賊臣張祚!

涼州這一場區域戰事,無論規模還是意義都遠遠比不上此前的北伐作戰,所以討逆之余,臺省諸多章制建設也并未受此影響,仍是如常進行。

河洛中樞肇始于淮南都督府,成型于洛陽大將軍行臺。雖然在職權方面已經涵蓋國務種種,但仍然不能免除霸府執政的諸多積弊,所以必須要經過一番自上而下的徹底整改,才能夠由非常態的霸府機構而轉變成為真正布政天下的中樞政府。

元月伊始,新年慶典上,皇帝陛下便昭告天下,核定職官九品十八階,奠定中樞改制的基本思路。

洛陽霸府發軔承襲于江東中興政權,這一點無論新朝如何否定前朝政治都無從抹殺。雖然此前便已經喊出一斷前朝的口號,但落實在實際上,究竟如何各處前朝殘余,世道時流也都翹首以望,甚至不乏人存著一種看笑話的心理。

口號喊起來簡單,但事實做起來卻艱難。

畢竟諸夏秩序傳承至今,還沒有哪一朝哪一代能夠完全免除掉前朝的影響,哪怕后漢之后歷經三國亂世這一大斷代,前晉中朝仍然繼承了相當一部分的后漢遺風,特別是在底層的秩序運行方面,對于后漢以來便頗具影響的豪族政治有加強而無削弱。

因是大梁新朝想要一斷前朝,注定是一樁浩大工程。

官員核定品秩,這是從中朝便開始出現的一股政治潮流。

此前無論魏晉,俱都承襲兩漢以來的秩祿,譬如兩千石大員、四百石卑官,這其中一個鮮明的特色,便是官員的品級與俸祿直接掛鉤,一目了然。

但是從后漢諸侯紛爭開始,所謂的政權往往只是地方割據勢力,本身并沒有足夠的集權集財能力,因此官員的俸給往往也都是有名而無實。所以便出現一股潮流,那就是任命官員的時候,往往只是虛名規定一個品秩,而不再直言俸給多寡。

這就造成了朝廷既有明秩兩千石高官,又不乏明品而虛俸的加官。講到根本,其實還是經濟實力。譬如中朝一度濫封以至狗尾續貂,若真要明俸實發,則中朝一年財政所收,只怕都不足支撐滿朝公卿的俸給。

但趨利性是人的本能,朝廷定品而不發俸,官員大權在握,肯定要尋找一個權力變現的途徑,如此則就造成上上下下悖法成風。像是中朝名大一時的豪富石崇,后世人所共知其人所以發家就在于就任荊州刺史之際縱兵劫掠。

很多問題,不能形成章制定例,推及根本,往往是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大梁新朝核定官秩九品十八階,官秩與俸祿直接掛鉤,這在后世看來應該算是基本的操作,但在此世觀來,則就是一種開辟之功。

為官員核定品級,發放俸祿,成為大梁能夠一斷前朝的偉跡之一。這說法看似可笑,但在此世真的是有一種非同尋常的意義。須知后世歷史上,北魏制度創建中所作出的大貢獻如均田制和三長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北魏朝廷發不起官員的俸祿。

食君之祿,忠君之事,在很長時間根本是一個喊不起的口號。這就在于中樞朝廷的集權能力嚴重不足,從而影響到中樞財政,所謂封官授爵,往往只是開出一個空頭支票,具體收利多少便需要看官員具體能力如何。這樣一種粗放的統治模式,吏治自然無從談起。

如今的大梁朝廷,可謂是歷數近代而無有之強勢中樞,單單在控籍民便達到七百萬戶之巨,這還僅僅只是河南、江東、關隴等幾地籍民,至于河北、蜀中等地都還沒有進行系統化的入籍整編。

雖然較之中朝最盛時期仍有差距,但中樞與地方的行政能力與效率遠非中朝可比,最起碼一點是杜絕了地方豪強的上下遮蔽,這就使得洛陽中樞權勢大漲,遠非中朝可比。

如此一來,核定官品官秩只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這一點得以確定,又使得朝廷吏治有法可依,雖然未必人人清廉如水,但在反腐倡廉方面,有了更加簡潔高效的操作方式。

中朝官制,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便是事權重疊、模糊與泛濫。普遍存在著一種一事多管、令出多門,而往往真正的要務又缺乏管制與監督。

這種現象的形成,也非一時積弊。魏晉俱為權臣霸府得國,而權臣存在本能就在于模糊事權、盡量的攬權專擅,事權的重疊與模糊,有利于他們將真正的權力攫取、篡奪到手中來。

即便不論魏晉,哪怕追溯到后漢時期,光武帝大隕石術中興創漢,其人一生功業或是值得夸贊,但所留下的這一個東漢朝局,從一開始便是病在胎里,是建立在王莽新朝躍進之后的一次大退步基礎上。

東漢無明君而不乏名臣,歷代皇帝幾無中興之英明,而所謂的名臣也并非通常意義上的褒義,僅僅只是名氣大而已。所謂漢以強亡,并不是說東漢真的國力強盛到人莫能侮,而是建立在強臣僭主的基礎上。這一點在東漢末年的諸侯割據中,可謂是表現的淋漓盡致。

東漢本身便沒有一個正常的政治生態,外戚、宦官、士大夫交相踐踏弄權。在這個博弈過程中,誰也稱不上是什么絕對正確的一方,無非黨同伐異而已。

后世三國雖然群星璀璨,但魏蜀吳無論哪一個,也都只是從流適亂的權力媾和,算不上一種常態的政治構架。并不是因當時人智力不濟,而是世道如此。

大梁新朝既然標榜一斷前朝,那么無論是前晉新朝,還是更前的魏蜀吳三國,包括東漢政治在內,其實都乏甚借鑒的價值。但是制度的創設,又不能憑空而生,必須要立足于當時當世。所以后世重歸一統的隋唐盛世,便成了現成可供借鑒的模版。

雖然眼下的大梁新朝距離真正的隋唐之世,中間還有著幾百年的跨度。但這中間幾百年,都是戰火紛飛的南北混戰,關于制度上的探索其實可以說是陷入停滯的原地踏步。中間縱有英主一時涌出,提供了一種可以暫作維持的制度模式,但終究不能考慮到南北普羅大眾的切身得失。

幾千年的歷史進程,當中雖有苦難給予了諸夏生民以無盡痛苦,但也不得不說,正是因為屢次浴火重生的存亡斷續,才使得諸夏得有不斷進步的動力與空間。

在這個進步的過程中,不斷有遠近諸夷崛起而勢大一時。但俗話說得好,沒事走兩步,鵲起于一時、桀驁于倏忽,沒有經歷過時間偉力的考驗,又有什么資格恥笑一個榮耀與恥辱并抗、至今仍奮勇而前的文化傳承!

因是洛陽中樞在改制的時候,直接便提出三省六部這一盛世模版,明事權而斷職任。

中書長官詔命,此前一直主持行臺政務的杜赫自然當之無愧而就任中書令。尚書則管行政,下屬六部各任職勞,江東老人賀隰與河北名流崔悅分別出任左右仆射,至于尚書令則因事權過重而暫不選任。

中書省與尚書省本就前朝舊制,此次改制不過更加明確彼此職事,算不上是創建。那么門下省的單獨創建且定為中樞三省之一,則就可稱一種開創了。

正如六尚之一的尚書得以真正分曹任事而參與到外朝施政中,如果真要追溯門下省的前身,也可達于中朝前晉。但在此前,門下或是稱省、或是直稱侍中寺,大體相當于最初的尚書,僅僅只是作為皇帝的親信侍從,處境可謂尷尬。

特別是在南渡中興之后,皇權本身便不振,依附于皇權的侍中處境則就更加艱難,或是作為權臣加官,或者僅僅只是將人投閑置散而又表彰虛榮的一種安排。

可是現在,門下省被獨立出來,并被賦予執掌機要、共議國是,甚至給予審查詔令、簽署奏章的大權,中書詔令若是有失,甚至可以直接給予封駁,則就成為皇帝的意志體現,用以制衡中書省權重,是對君權的再次延伸。

至于政務六部,則就是對魏晉以來的分曹任事進行制度上的加強,使得六部尚書得以真正的參與國事行政,令中書相權再次下方,對于皇權的加強更是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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