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祚高門  1504 章制悉定

類別: 歷史 | 兩晉隋唐 | 漢祚高門 | 衣冠正倫   作者:衣冠正倫  書名:漢祚高門  更新時間:2019-08-16
 
大梁帝國三省六部這一中樞制度的確立,代表著自兩漢以來皇權對于外廷的干預和分權總算告一段落,且終于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三省六部若是追溯淵源,前身其實都是君王內侍近臣,皇帝為了保證君權得以獨大,且對外廷能夠形成有效制約,而不斷將自身的權威下放給這些近侍臣子,使他們得有資格參與到外廷行政之中,對原本三公九卿的體系不斷造成沖擊,甚至他們彼此之間也都存在著相互制約的能力。

當然,除了三省六部這一中樞主體制度的創設,遠三公九卿舊制也得于保留,只是不再作為中樞制度的主體而僅僅只是一種補充。

這其中,三公成為真正的榮銜用以犒獎那些正色立朝的耆老重臣。而九卿則剝離原本的政治禮遇,退化為單純的事務性職事,用以補充三省六部偏重政策的不足。

這也算是一種褪去繁華之后的返璞歸真,九卿改為九寺,再加上同為事務性的五監,如是便組成獨立于三省六部之外的事務型職官體系。

三省六部,九寺五監,再加上一個風聞奏事、監察百官的御史臺,如是便構成了中樞官署的基本構架。

這一整套臺省、寺監的定制改革,在大業元年伊始的一年多時間內逐漸完成。這還是因為朝廷中樞本就脫胎于原本的洛陽行臺,諸多創制其實早有雛形,在審定職權、核定品階之余,同樣沒有荒廢了正常的行政事務。

當然,在這一年時間當中,除了中樞改制之外,朝廷對于地方上的監控也并沒有松懈。

至于地方積弊,其中最大一樁就在于州權過大,這是后漢以來長久積弊,單以江東舉例,三國之中的東吳政權所以創立,基礎就在于半個揚州的江東六郡。而荊州更以分陜重鎮,屢屢抗衡中央。

更不要說,大梁皇帝沈維周本身就是從方鎮崛起,構建霸府,最終締造新朝。

所以,如何有效的限制、制約州刺史的權柄,將是大梁新朝能否長治久安的一個關鍵問題。

關于這一點,朝廷主要提出了三個解決途徑。首先便是針對州這一級行政單位的體量削弱,大州拆小,分境任事。類似舊年沈氏為了獲取一個方鎮基礎而拆分揚州,便提供了一個經驗。

這一項工程,注定浩大,為了保證地方上的穩定,不可追于一蹴而成的急功,因是第一批拆分的州治主要是河北地區。像是原本的冀州、并州、幽州等州治,因地制宜,各被肢解。

隨著大業元年將近尾聲,朝廷下控州治在四十個左右,未來則肯定還要繼續推行,確保任何一個獨立州治,都不可再如此前那般體量大到足以抗衡中樞。

第二個途徑,便是流官定制,州刺史一年一評,三年一考,依照政績優劣分為征、流、黜等不同待遇,或征入朝中執掌部司寺監,或流入別州繼續外任,或降品黜用。給外州任事者規定一到三年的任期,確保不會久任一地而專擅地方。

第三個途徑,則是事權下放。此前地方政令構架大體分為州郡縣三級,大梁新朝則直接取締了郡一級行政單位,這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對郡望舊族的一種打壓。

所謂名教,立為名分,定為名目,號為名節,制為功名,以名為教。所謂的名,狹義上就可解為名詞。三綱五常,你無需了解內在機理,只需奉此名目不悖,便可成為守禮恭謹之順民。

名詞更可引申為概念,無需了解更多歷史細節與世道進化機理,你只需明白九品官人法是一個落后的、腐朽的概念,而科舉則就是一個進步的、開明的概念,后者取代前者,便是一種進步,毋庸置疑。

如此一來,世族豪門鄉聲譽望何以名為“郡望”而非縣望或州望,這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玩味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大梁新朝創設伊始,郡作為一個行政實體被直接廢除取締,這在無形中就化解了相當一部分郡望給世家舊族帶來的實際惠利。

州權下放,郡治廢除,相應的縣這一級行政單位的存在感便得于大大加強,而縣令也成為大梁統治之下位卑而權重的代表。

在過去一年時間里,中樞詔令下達兩千余條,其中確定將會推行實施的政令范疇則達到一千條以上,而在這個范圍之內,單單直接詔達縣令一級的,便有七百條之多。

在這個事權下放的過程中,皇帝陛下更是親自身體力行,以實際行動表示出對于縣令這一級主政一方官員的重視。像是大業元年的三月、七月、十月等,皇帝陛下連續數次親臨中書省,主持各地縣令選任委派事宜。

皇帝有此私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天中學府創設經年,培養出大批時流少賢,但這些人或限于年齡、閱歷等等,還沒有達到大事推之的層次,但若就任百里一侯,則恰如其分。

這些人可謂是真正的天子門生,入學天中以來,深受皇帝陛下理念影響。現在他們正式踏上仕途,也正能將一身所學推及四方,實實在在的給世道帶來深刻影響。

在朝廷內外百官之中,核定品秩,其中正一品并無職官,一品者,天人也,僅僅只是作為老臣哀榮追贈,特旨一品寄祿。

從一品六人,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并為六公,至于充滿霸府味道的大將軍、大司馬職則廢而不授,六公往往也只是作為榮授而非常職。

正二品為三高官官,也是臺省正式任事官員品秩最高一等,其中尚書省左右仆射特進正二品。從二品為東宮三長、諸軍區大都督并禁衛六軍都督,畿內及陪都諸尹即洛陽、長安、建康三尹。

正三品為三省副職、六部尚書、東宮三客、領軍都督、太常卿、宗正卿并上州刺史等。

至于作為地方各級官長中新貴的諸縣縣令,則依縣治大小不同而分列正七品、從七品。同時,縣令一級的官員能否快速成長起來,也關系到大梁整體官制改革的深入程度。

諸州劃分之所以需要分步進行,主因并不在于事務繁重與否,而在于朝廷缺乏擁有執政一方經驗與能力的官員儲備不足。

雖然此前洛陽行臺也儲備了相當一批人才,但是之后河北、山西的收復同樣也帶來了大量的人才缺口。就算是有秘閣少賢專項培養,在短時間內,朝廷仍然缺乏足夠成熟、能夠推以州事而任的官員,只能等待基層才力成長起來,才能將改革繼續深入推進。

整個大業元年,洛陽朝廷都在忙碌中渡過,包括皇帝陛下本人,至于三省宰輔留宿于設于門下省的政事堂,則更是家常便飯一樣尋常。

努力自然就有收獲,當大業元年將近尾聲,中樞制度改革算是暫告段落,中樞與地方都開始井然有序的運行起來。

當然改革的步伐并不會就此頓住,像是明年之后,內外政令、職任都已經運行過一段時間,優劣如何肯定也都會有所彰顯,因此僅僅只是搭建起框架的御史臺便需要仔細擴充起來。

因此在大業元年末尾,遠留守長安的李弘便被調入朝廷,正式擔任御史大夫,開始選募諸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各州縣觀察使,可謂是磨刀霍霍向百官。

與政務上章制悉定向呼應的,便是朝廷在用兵討逆的軍事方面,同樣保持著高歌猛進的姿態。

河北謝艾所統王師仍在穩定高效的打擊圍剿著以石虎之子、偽趙王石宣為首的羯國殘余,并將羯國殘余勢力驅出原趙郡、新興郡等區域,將這些羯國殘余完全限制在了雁門、代郡等邊地,再也沒有力量去破壞河北整體的入治情況。

與此同時,隴右王師也是頻奏凱歌,在原涼州州主張重華出走東歸入洛之后,原本涼州相持不下的局面便不復存。

庾曼之在接手張重華所留下的枹罕、姑臧等重鎮之后,隨著關中援兵抵達隴上,即刻便向盤踞于張掖、酒泉等地的張祚勢力發起進攻,數戰皆勝,直將張祚逐入敦煌胡部之中,并最終在十月初勇克敦煌,胡部酋首膽寒之下獻上張祚首級。

大業元年末尾,以隴右獻捷而告圓滿結束。臘月中,皇帝陛下攜同臺省文武群臣,于舊洛軍城并觀演武。此次演武,各邊精銳軍眾與會者共五萬之眾,甲數雖然不可稱為至盛,但論及精悍勇武,則遠邁近代,不遜古朝。

演武之后,皇帝陛下詔示諸軍,將于天中再設講武堂,令各都督區、軍府并鄉屯并選武貢,朝廷兵部以射策、韜略、弓馬、抵技、軍器、營庶等六科武試選才,六科優選并授牙門、驍果校尉,為國儲力,選赴戎用。

此次武舉,耗時三月有余,內外諸軍精勇并百姓驍勇樂戰者俱活躍其中,優中擇異最終選出牙門將才三百六十人,并授舉人,以武名號。這已經是轉年春末,諸武舉將才追從奮武都督、汝南王沈云大軍南下,匯同原荊州鎮卒正式向蜀中成漢政權發起滅國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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