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的對越廝殺，正處于激烈膠著。
北國的京城卻絲毫感覺不到那種緊張。
或許最能讓部委官員們直觀受到的影響，就是隨著國家決定撤軍控制戰爭規模、把一些鷹派人設的人才，從外交部下放到了其他外事部門。
長安街上，一機部辦公大樓內，外事局局長辦公室。
局長同志扶著黑框眼鏡、端坐在辦公桌前，拜讀周部長讓秘書轉發的一份報告。
打報告的單位正是錢塘制氧機廠，內容也正是顧驁指點陳思聰寫的那些。
周部長轉發之前，圈閱了兩句話：“在國家專心經濟建設、縮減軍工訂單的困難時期。外事單位應積極協助企業、尋求對外技術合作、及軍轉民應用場景。在不違反國家敏感技術出口的前提下，最大化創造經濟效益與出口創匯。”
這個圈閱，說明周部長已經結合中央精神，準備在這一塊立典型了。
周部長在部里根深蒂固，1952年國家建部時，他就是部里的一位局長了，此后近30年一直在部里工作，在部長位置上也干了十幾年。所以大家都習慣了絕不質疑周部長的決定。
改開初年，百廢待興，具體到國家的機械工業領域，政績主要有兩塊：
第一塊就是傳統的民用科技逐步發展、實現更多產品的國產化/自給自足/出口創匯。
這塊工作非常繁雜，體量也大，等閑弄出上億美元的額外出口額，在一個國家部委的層面，也很難算突破性的政績。（當時國家一年的外匯儲備才不到十億美元，每年外貿收入大概二三十億美元。到80年代末這個數字大概可以漲10幾倍。）
第二塊，就是軍工訂單的轉民用、以及去敏感后謀求對外出口合作。如果是擱在兵器工業部（60年代叫三機部），這塊工作是絕對的重中之重、是主流。但一機部沒有那么多涉軍技術，體量相對較小，工作任務也輕一些。但如果想樹典型，依然是很有看頭的，是個出政績的好地方。
局長感受到了周部長的決心，他自己也就充滿了干勁。
“讓小包來見我。”他讓秘書打了個內線電話。
不一會兒，包丞丞就到了。
“局長，您找我？”
局長隨和地問：“錢氧這幾份報告的可行性，你怎么看。這廠你應該也熟，當年我就帶你去過。”
包處長顯然是提前知道陳思聰會上書，所以預習研究過了，了解得挺透徹：“我覺得可行性很不錯，但有些風險也不能不考慮，具體操作時應該注意回避。”
局長順勢追問：“怎么說？”
包處長抖擻精神：“制氦機目前有美蘇德法四國能造，去掉蘇聯人不進入西方市場，我國也只能算是第五。因為不了解外國人的技術秘密，我們無法準確評估錢氧新搞的‘膜法制氦’技術究竟是‘填補國內空白’，還是‘國際領先水平’。
而專利申請是要費用的，把一組新的方法發明妥善保護起來，在西方主流國家，大約需要數萬美元的法務成本。一旦申請成功后，每年還有數千美元的年費。
同時，資本注意國家的專利制度，都是本國保護制，也就是在一個國家申請、只在這一個國家受保護。我跟錢氧的同志稍微算了一下，即使只在美法德日這些國家申請，前期法務成本可能是20萬美元、以后每年交大約3萬。
如果交滿20年，未來的總法務開支就是80萬。一旦這個技術最終的創匯前景不能遠遠超過80萬美元，部里就存在外匯虧空的風險。”
局長皺了皺眉，在心中盤算幾秒，問道：“目前賣給紀念堂那套制氦機，售價是多少？”
包丞丞中肯地答道：“那個才賣了200多萬，人民幣。不過這價格作不了數的，不但研發成本一點都沒攤銷進去，連人工、管理都沒算，基本上就是個材料錢——
這種工程，都是半賣半捐、沒人敢賺錢的。如果國內會有平等的單位，在商言商想買，我覺得賣五六百萬人民幣沒問題。”
（PS：這個行業離生活比較遠，大家對價格不容易有概念。我舉個例子，80年代杭州這邊市級醫院如果自配小型制氧站，大約是40萬人民幣一套。能耗很不劃算，制氧量也就夠醫院自己用，好在還能同時提供醫院需要的液氮。
如果是鋼鐵廠要吹氧，至少幾百萬。制氦機同等規模比制氧再貴上十倍，空氣分離類設備大致就是這個價位。）
“中型制氦機六百萬人民幣一臺，如果按照黑市匯率算，也就70萬美元。按照25毛利，至少要賣出4套，才能做到人民幣結算不賠、凈創匯300萬美元。”
局長心中暗暗算了一番，不過并沒有說出來。
如今為了國家顏面，官方的強制結匯匯率是很高的，1美元還換不到2塊人民幣。
但外國人是絕對不會按這個匯率來換的，實際黑市上的匯率大約在1比810之間波動。
“小包，有沒想過風險回避的法子？”局長皺著眉問。
包處長腎上腺素分泌微微提升，吸了口氣，說道：“辦法倒是有，就是不知道政策上……”
“先說來聽聽。”局長很有魄力地鼓勵。
“就是先派人去香江，找找看有沒有提供國際法務代理的律師事務所/知識產權代理公司，讓他們風險代理——
先把申請工作做起來，咱只給很少一部分預付款。只要確認我們的技術確有先進性，可以授予專利權，那么后續的法務費用，就暫時由他們墊付承擔，我們不掏錢。
同時，可以把尋求技術買家和海外客戶的聯絡工作也分包出去，只要未來我們的技術實現了出口，我們在銷售額里分給代理公司一定比例。這樣我們賣得越多，代理公司賺到的錢也越多，有些財大氣粗又有眼光的代理商就愿意接了。”
局長沉吟了一會兒：“那你看到過的同類案例、風險代理會收到多高的比例？”
“我見過要未來銷售額的25的，或者直接技術授權費的50。”
局長倒抽了一口涼氣。
這就相當于，按照這種方案，最終部里確實有可能一開始幾乎不花本錢、不承擔風險。但未來如果真的大賣，每賣出四套設備，就有一套的錢是全部給香江代理公司的。
對產品和技術沒信心，又想做無本生意，就是這個代價。
如果顧驁此刻在場，他一定會覺得匪夷所思：國家在外匯方面，居然會窮得連律師費/代理費的風險都不愿意承擔？
這種后世技術人員無法想象的困難，在如今卻是實打實的患得患失。
可惜，即使顧驁在場，他也沒有20萬美元，想親自承擔這個風險都不可能。
就算有錢，技術也不是完全由他提供的——他只是給了核心的點子和努力方向，真正落地還是靠老爹廠子里那么多技術人員、埋頭苦干了一兩年取得的，他根本沒有立場去自己據此牟利。
“還是這個辦法穩妥一點，至少賣不出去，也不會先在律師費上賠外匯……真賣出去了，無非以后少賺點。”
局長思之再三，也是沒辦法，只能上會請部長定奪、再問問中央這方面的政策。
涉及出口的境外知識產權問題，如今大家都是兩眼一抹黑，連偉人提“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種提法，都還要過兩三個月、才正式宣布呢。
外匯如此緊張的時期，沒賺錢之前先花美元，那是萬萬不敢的。
幾天之后，一機部也不知上下請示了多少回，最后聽說甚至把方案捅到最上面了，還是最上層有魄力，終于定了下來。
局長連忙第一時間把包丞丞找來：
“小包，這個事情就交給你去辦——裝備出口，給風險代理的比例，不能超過銷售額的20。直接對外收取技術授權費的，代理費不超過35。能談得更低，就給你記功。
這次就特事特辦，如果效果好，未來再摸索別的合作方式。你需要什么資源、什么配合，現在和我說。”
“我帶幾個平時搭檔的工作人員就行，另外，帶個外交部轉來的實習生，可以么？”
“實習生？為什么非要實習生。”局長內心，是很排斥這種不穩妥的安排的。
包丞丞也是沒有別的選擇，于是解釋道：“那位實習生叫顧驁，他本身就是錢氧的技術干部子弟、制氦機研發過程中，作出了不少技術貢獻。
我想有個技術方面比較懂的人員，也有利于談判——不然我很難跟那些香江律師吹噓這個技術多么有前途、多么值得他們風險代理……”
“局里還來了這么能干的實習生？小宋，把他的資料履歷調給我看看。”局長前半句還是在跟包丞丞交談，后半句就轉向了自己的秘書。
這一看不要緊，關于顧驁的很多光輝業績瞬間就鋪陳了開來。
“原來就是給‘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供稿的啊，難得。本以為是個哲學人才，沒想到搞技術也有一手，這是真沒想到。”
局長的驚詫，溢于言表。
“而且在校表現也不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很精準嘛。無論是當初越南跟柬埔寨戰爭的擴大化進程、還是如今我軍進攻，都推演得像模像樣……”
看完顧驁的全部在校表現，局長決定多給他一些機會。
“小包，那這次你就先帶他去香江，如果確實事情辦得好，我看下次也可以帶他去伊拉克。年輕人確實術業有專攻，我們也不能因為年紀而不用。”
局長的這個決策，還是比較穩妥的。
相比于膜式制氦機這種新技術而言，六萬方大制氧是國內已經搞出來七八年的成熟技術，所以哪怕未來外事局要找技術口的同志一起出差、去外國推銷，也不該輪得到顧驁。
而是應該去錢氧找個老資格的技術骨干——比如顧驁的老爹顧鏞，資歷肯定是夠的。可惜老爹文化不夠，只會埋頭苦干不知道怎么吹噓技術，所以實際上得換個口才好的“技術吹”。
就像后世的科研項目組里，那些專職負責做匯報的“科學家”。
但是眼下，既然陳思聰的兩個提議是一起提到部里來的，有了前一個作為顧驁能力的試金石，局長也不介意給一次觀察的機會。
包丞丞得到了明確的命令，當下再不遲疑。先回辦公室，交代了一番自己的助手，排出了行程，然后就蹬著自行車，直奔外交學院，通知顧驁準備去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