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匹磾是在二月中旬幽禁了劉琨的，其后溫嶠南下、北歸，約摸兩個月的時間，時序很快便邁入了這一年的仲夏五月。
在這段時間里，各方情勢還算安穩，中原地區難得地太平了一段時間。主要是去歲和年初兩場大仗，幾乎把各方勢力所積聚的力量都消耗了大半，亟欲進入一段穩定的積儲期——尤以平陽政權為甚。
唯一的小規模戰事，發生在河東地區，甄隨既然聽聞祖逖已退羯師，又得了裴該的催促，他便快速進軍，收復了解縣和猗氏，進逼安邑。胡漢在河東郡內的軍事力量齊集安邑，嚴防死守，甄隨攻了數日，見不易下——他本人并不擅長攻城戰——便即轉向，抄掠鄉間，然后南下攻克了茅津附近的大陽縣。
同時李矩派遣郭誦率兵西出，攻破了王屋山南麓的東垣縣，與關中勢力連成一氣。至此河東郡唯安邑和其北的聞喜、汾陰三縣，尚在胡軍手中。但三縣中豪門大戶，除裴氏外，多數背反，呼應晉軍，導致胡兵不敢出城一步。
秦州方面，裴粹姍姍來遲，終于抵達了冀縣——裴該懷疑這位叔父是在觀望成敗，估計自己若不擊退胡軍，他絕不肯自涼州南下——與裴嶷交接過了，裴文冀乃得返回長安。裴該遂與裴嶷等人反復商討后，重新梳理了關中的政權體系。
與劉琨相同，裴該腦袋上也同時戴著好幾頂帽子，手下好幾套班子，只是相互交叉，實際上在一起辦公，并不存在互不統屬的問題，但他仍然覺得如此下去，必然會引發職權不明、人浮于事的問題，因此嘗試統合之。
原本裴該初建行臺于長安，政治改革的步伐還不敢邁得太大，如今留鎮關中，忽忽已將一歲，加之挫敗胡師，威望正在如日中天的時候，裴嶷因此奉勸：“明公此時不盡更舊制，更待何時啊？”
尤其這會兒梁芬、荀崧尚在，有什么事兒都方便給你兜著，即便你自己出臺一套新體制，他們也能勸說天子，讓你順利通過。倘若再過幾年，梁、荀總有退休或者改任的時候——以最近祖約逐李容的趨勢來看，朝中的均勢恐怕維持不了太長時間——到時候必然難辦哪。
于是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劃，正式向朝廷上奏，為了統合關中各部門，行臺仿朝廷制度，新命一套官職體系。
行臺制度雖然始于魏晉，但當時還不完善，基本上是把朝廷官僚一分為二，行在和行臺各執一部分——而裴該此前卻把整個朝廷系統打包全都給發洛陽去了。在原本歷史上，到了北魏時期，于地方上建大行臺——其實就是后世行省的雛形——大行臺的班子與中央毫無二致，也就是說，大行臺也命尚書，分曹理事，甚至于還可能有中書省、秘書省……
而以目前的狀況，裴該還不可能那么辦——而且他也不打算那么辦——于是便在幕府名目下，用舊瓶裝了新酒。
晉制，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府中設長史一人，加兵者，增設司馬一人，皆秩千石；其下有從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再下是主簿、記室督、西東曹掾、戶倉賊曹令史屬等職。裴該仍使裴嶷為長史，陶侃為司馬，分掌民政和軍事；另以裴詵、王貢二人為從事中郎，實掌監察幕府諸事，以及對外情報工作。
而于長史、司馬之下，則仿效中央，設尚書，分曹理事——當然啦，名字得換一個。
尚書由臺而省，從內朝轉為外朝，制度是在逐步完善的，此際尚無后世六部之別，而設諸曹——據說漢末曾有人說過，尚書分曹理事，是預示著曹氏當興，甚至代漢……
尚書初設于秦代，隸少府；漢武帝開始作為內朝班底；漢成帝時始分五曹，其后歷有增減，晉初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而今則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此外，晉武帝還析分六曹為直事、殿中、祠部、儀曹等總共三十五曹，置尚書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如今則省為二十六曹（主要是兵權多外放，尚書省于軍政上被迫縮編），置二十六郎。
裴該在行臺分部門辦公，就不便再以曹名了，他干脆套用后世的“部”名，各部首腦稱掾，秩比千石。
——這是給朝廷打的報告，分的級別，實際上在行臺內部，長史、司馬皆列三品正卿，從事中郎與各部掾列四品亞卿。
長史下屬七部，分別為：吏部，掌選舉和官員的考績，吏部掾為周鑄周子鋒；民部，掌民事，民部掾為裴通裴行之……
——裴通本為尚書郎，但是后來裴該把另兩名從兄弟裴暅、裴彬也都塞進尚書省去了，裴通被迫整天要瞧那倆嫡派的兄長、從兄臉色，干脆辭職，轉投大司馬幕府。
度部，掌財稅，度部掾為柳卓柳子高；刑部，掌刑罰、辭訟，刑部掾為韋泓韋深之；工部，掌營造、修繕，工部掾為徐渝徐子垠；虞部，掌山林水澤及礦藏，虞部掾為柳習柳季言；商部，掌流通事，商部掾為路德路陸修。
——本來裴該打算任命郁翎負責商部的，但那家伙最近官商做得不亦樂乎，財富滾雪球一般增值，實在沒心思坐衙任官，反復推辭，裴該也只得暫且作罷。
相比中央尚書臺，這套行臺的民政系統缺少主掌典禮、祭祀的部門，這是因為祭由天子，這方面職權，裴該不宜篡奪——再者說了，典禮可以暫歸民部，至于祭祀，他還真沒這方面需要。
司馬下屬五部，分別為：兵部，掌軍政，兵部掾為辛攀辛懷遠；樞部，掌軍令，樞部掾為郭默郭思道；警部，掌地方治安事，各郡縣戍守軍亦受統轄，警部掾為李矩李茂約；屯部，掌屯田事（這部分將隨著分田編民，徐徐轉歸民部），屯部掾為鐘聲鐘艾華；行部，掌聯絡及外族事（因為不能算外交，也非理藩，故此不可名為鴻臚或典客，乃套用漢代大行令之名，稱行部），行部掾為游遐游子遠。
此外，保留記事部門，為大司馬秘書，以郭璞郭景純擔任記事督，為五品上大夫。
軍隊方面，三軍帥、佐及司馬不變。中軍轄一、二兩旅，第一旅以甄隨為帥，姚弋仲為佐，下轄劫火營（即第一營）和二、三兩營；第二旅以王澤為帥，謝風為佐，下轄摘星營（謝風兼任其督）、劫火左營和灞上營。前軍轄第三旅，陸和為帥，高樂為佐，下轄武林營、武林右營和雷霆營。后軍轄第四旅，陸衍為帥，董彪為佐，下轄厲風營、蓬山營和第十二營。
——部分左右為名的營頭合編，即舍其號。
單設騎兵旅，北宮純為帥，羅堯為佐，下轄騏驥營和騎兵第二營。改部曲營為警衛營，仍以文朗為營督。
各營營督以上多為少將銜，只有兩個例外，一是第一旅旅佐姚弋仲，資歷尚淺，不過他是從部曲營外放的，故此以上尉低銜而行高職；二是厲風營督周晉，以其前敗，棄守夏陽，故此也只授上尉銜。
定官分職之后，裴該便將陶侃、郭默二軍帥盡皆召還長安，使就任司馬與樞部掾——駐安定之前軍，暫由軍佐陸和統領，駐馮翊之后軍，暫由軍佐劉夜堂統領。這是為了避免將領軍閥化，尤其陶、郭二人皆非裴該原從——并不是說若非原從班底必信不過，問題那二位成名都在裴該守徐之前，不但威名素著，易為軍民所擁戴，而且本來就有軍閥化的傾向；不似原從諸將，多為白身從軍，根基較淺，抑且在進入關中之前，一直接受裴該垂直領導，“兵為將有”的觀念也要相對淡薄一些。
可是裴該沒有想到，陶士行竟然抱子而歸！
陶侃本籍鄱陽郡梟陽縣，后來徙居廬江郡尋陽縣，其父陶丹，為東吳的揚武將軍，其兄陶操，按照當時的慣例，長時間在武昌為質，這二位入晉后皆未出仕。因而陶氏貧寒，陶侃本人是從尋陽縣中小吏起家的，適逢亂世，遂得乘時而起，青云直上。他娶妻龔氏，生育數子，后來富貴了納妾、擁婢，又生數子，加起來竟有九人之多——據說女兒數量更多！
陶侃當日是孤身跑來徐州履任的，把妻妾、子女全都留在了江東。據裴該所知，其長子陶洪曾為司馬睿掾，早卒，次子陶瞻娶周訪之女為妻，如今在周訪軍中為參軍事，其下活著的尚有五子，多在郡縣任小吏。其妻龔氏，則是在陶侃北渡后不久去世的。
所以陶士行孤零零一個人北渡，后來又孤零零一個人追隨裴該，殺入關中，等到局勢略微穩定一些，自然難免“寡人有疾”，即在駐大荔時，又擇當地士人之女，納了兩房妾室。然而裴該想不到的是，以陶侃的年齡——本年論虛歲已六十整了——竟然還能使妾室有身，并且真的又生下了一個兒子來！
這老家伙體格還真好啊！我是不是也要學著他每天早上起來搬磚呢……
陶侃新誕之子，排行第十，起名為“胡奴”——這是因為兒子降生的時候，老爹正在率軍抵御胡寇，因此才起了這么一個“惡名”。他若不提兒子之名，還則罷了，一提“胡奴”二字，裴該不禁恍然——敢情是那小子啊！
《世說新語》中記載過這個“陶胡奴”（陶范）的軼事，一則說袁宏做《東征賦》，卻偏偏不提陶侃，胡奴就把他引誘到偏狹的小屋里，以白刃相加，逼他把老爹的事跡給添加進去；二則說王胡之困窘于東山，胡奴時為烏程令，派人送了一船米給他，王胡之堅決不受，說我要缺吃的就去問謝家要了，干嘛要你陶家的米啊？
這說明了陶氏寒門庶族，即便陶侃在東晉官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諸軍事，封長沙郡公，照樣被袁、王等豪門瞧不起。不過歷史已被改變，如今的世族排序、升降名次，都操于裴該之手，鄱陽陶位列第五十二名——其實本來想拉到三十名以內的，陶侃堅辭不受——也算是中上等門戶了。即便一時難以服眾，時間一長，自然習慣成自然，相信胡奴長大之后，不會再遭人白眼吧——起碼遭不到瑯琊王姓的白眼。
裴該因而問陶侃：“君諸子在南，無所展布，何不召入關中，受我幕府之職啊？”
陶侃推辭道：“犬子唯道真（陶瞻）勉強可用，然而見在周士達幕中，不便相召；余皆碌碌，怎敢濫竽充數，忝受大司馬之祿呢？”
其實他原本是計劃著叫一兩個兒子北上的，目的不是為了出仕，也不是為了照顧自身起居，而是打算押給裴該做人質。裴該反復打散、整編各營，本是為了避免部屬軍閥化傾向，但無論甄隨還是陶侃，因其時代的局限性，全都理解不了，還以為是大司馬擔心權柄下移，故而多疑多忌，信不過咱們……
陶侃初為王敦所排擠，被迫渡江之時，還頹喪地認定自己前途基本上算是完了，他可沒想到，以徐、兗之兵，積聚短短數年之后，便可直取洛陽，克復中原。所以原本只想著在下邳內史的職務上隨便呆兩年，然后我就辭職回鄉下老家去——終究五十多歲啦，去日無多，何必再辛苦奔波呢？
誰成想一口氣就殺到了關中來，并且逐漸站穩了腳跟，裴該還授以重任，使為幕府司馬，實統大司馬后軍。陶士行的雄心壯志，就此重又泛起，心說廉頗老尚能飯，王翦白發滅楚，趙充國年逾七十，尚能為國守邊，我身子骨那么好，說不定還能有七八年甚至十來年可蹦跶呢；且就時局而論，我之事業，當在中原，估計短時間內是回不去老家了。
既然如此，不如召一二子前來，任質于大司馬，使他可以放心吧。
原本是這么計劃的，但還沒來得及寫信叫兒子，新妾便又誕育一子。陶侃心說妥了，我就把這個小兒子養在長安城中，充作人質，大司馬乃可釋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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