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朱元璋開國的洪武年間，由于要清丈全國土地，朝廷便將宋代已有的魚鱗冊制度正式推行天下。
魚鱗冊就是土地登記簿。
將房屋、山林、池塘、田地按照次序排列連接，再標明相應的面積、土質、貧瘠等性質后，土地就被固定下來，成了民間田地總冊。由于一塊塊田圖狀似魚鱗，故有此名。
在洪武二十六年，經過核查后的天下田畝總數是八百五十余萬頃。在這個過程中，魚鱗冊的出現，使得朝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摸清了地權、清理了隱匿。以當時的管理水平來說，魚鱗冊是地政管理史上的一個巨大進步。
然而封建社會就是這樣，出道既巔峰，之后一蟹不如一蟹。
隨著時光推移，到了明代中葉，由于賦稅苛重，人民紛紛逃亡，再加上歷年土地轉手，隱匿等等原因，魚鱗冊事實上已經紊亂失實。
于是到了弘治十五年，全國登記在冊的土地居然只剩下了四百二十余萬頃；短短一百零九年的時間里，國家用來納稅的土地竟然減少了一半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田地居然長了腳，大概都裝上推進器跑去木星了。
從這里就能清晰地看到，地主階層是怎樣利用隱田來掏空國家的：理論上隨著人口增長應該越開越多的田地，百年間就可以縮水一半。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魚鱗冊制度就已經徹底崩壞，反而淪為了士紳和胥吏聯合起來侵吞國家資產的工具。
后來又過了幾十年，到了萬歷年間，首輔張居正一看實在混不下去了，于是他為了扭轉朝廷的經濟危機，便決心改革賦役，最終在全國推行了“一條鞭法”。
要清理賦稅，就必須先清丈納稅的基本單位：田畝。所以張居正在奏請神宗批準后，明廷便開展了繼洪武年之后的第二次全國土地普查。
這次普查總得來說效果還是不錯的。在嚴查了隱田和漏稅的同時，朝廷順便追繳了欠稅，完成了土地丈量和登記造冊，編制了新的魚鱗冊。
當然了，滑稽的一面還是存在的：全國的納稅土地在這次清丈中恢復到了七百萬頃雖說比弘治年增加了近300萬頃，但是依舊趕不上建國時的土地總量，更不用說幾百年來民人新開墾的田地了。
于是在小小了一趟后，當張居正人亡政息，日子就這么繼續混了下去。
到了穿越眾出現的崇禎年間，不出所料的，魚鱗冊又重新淪為了胥吏們糊弄朝廷的工具，里面的內容再一次充滿了各種虛假信息：活過百歲的空頭納稅人比比皆是，各種幾十年前的土地數據被胥吏年復一年得隨手謄抄在了最新版本上面，完全失去了參考價值。
而記載了當地田畝真實信息的資料，則已經變成了余本德這種戶房書辦的私人傳家寶。也就是說，魚鱗冊用來每年匯總后上交府縣存檔的正本其實都是假貨，只有被余本德之流私藏起來的副本，才是真正用來收稅的依據。
一縣所有的土地情況，包括各種詭寄、投獻、隱田等等，乃至納稅人的真實資料，在副本上都有記錄。這種被私人掌控的副本，是專責錢糧納稅的戶房書辦在縣衙賴以橫行的核心競爭力。
所以余本德能從熊道手中得到工坊生意，靠得不是他顏值高，也不是老奸巨猾，純粹是因為他掌握著嘉定縣的土地和納稅資料，是開港征地繞不過去的一個人。
這種對余本德的投資，在今天終于見了成效。左家村里哪一塊地是隱田，哪些人常年欠稅，余本德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當他指著腳下這塊田的時候，左家人就張口結舌了：你說這塊地繳過稅了，那么請拿出地契和繳稅證明來？然而隱田哪來的這些東西？
“萬歷四十年，此處被淹。水過后爾等就砍樹林，起溝壟，將這兒辟成了水田余某說得可對？”
余本德不但知道這塊地是隱田，甚至連何人在何時開得荒都知道。事實上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所謂的隱田隱戶是根本沒法隱瞞的，這又不是廣西的大山溝，地主還能藏匿一二。
這些隱藏起來的東西，原本就是地主階層仗著特權光明正大用來偷稅漏稅的，所以隱田其實不難找，難得是挑戰利益集團的勇氣。
索性這次有人給了奸猾老吏余本德以勇氣——用權勢和利益。
而被捅破窗戶紙的左家人這會很難做。無論之前雙方有多少默契，今天這一翻臉，左家人頓時就不好處理了：一切的法理依據對他們都不利。
所以左鴻物在人贓俱獲的情況下，他急切間也想不出什么妙計，只能硬著頭皮拿一套站不住腳的說辭來糊弄了：“余爺，你是記錯了。這塊地是早年間祖輩傳下來的，一直都有納糧，只是前日地契不合給弄丟了，尚未補辦。”
“嗯，有納糧就好。”余本德點點頭，然后伸出了手：“糧串拿來看看。”
糧串就是繳稅憑證，這個左家人哪里有？
看到左鴻物閉口不答，余本德陰笑一聲：“許是糧串也丟了？”
“余爺，你莫要欺人太甚！”左鴻物見糊弄不過去了，于是也翻了臉。
“笑話，余某這是為朝廷征課，何來欺人一說？”余老吏此刻渾身散發著圣潔的光環，就像他真得在為人民服務一樣。
“算了，咱們走。”伸出胳膊攔住了還想要分辨的左鴻物，宗主左鴻堂用滿是殺機的眼光看了余本德一眼后說道：“地給他，人也給他，我們回去說。”
身為族長，左鴻堂看問題的角度自然會宏觀一點。今天這件事，明顯是一場有預謀的陷阱：對手什么都準備好了，就等著他們往里跳呢。
所以他及時止損，回去開動員會了——左鴻堂已經明確意識到了對手至左家于死地的決心，現在是該丟掉幻想，動員全族，發揮傳統優勢，和敵人決一死戰的時候了。
而鄉下宗族的傳統優勢是什么呢？在法理層面處于劣勢的他們，只能拿起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手段來和惡毒的官府抗爭了：武力聚眾鬧事。
這種傳承了千年的手藝直到后世也沒有被丟棄：聚眾哄搶過路卡車，聚眾攔路設卡收費，聚眾封路上訪等等等等。
而對于17世紀的鄉民來說，一旦聚眾鬧事，那么府縣衙門是必定要頭大的。要知道一個縣衙全部力量也不過是二三百號人，就這里面還有大批混子，戰斗力堪憂，根本沒有武力去鄉下壓服鬧事者。
至于說調兵為這點事驚動督撫，地方官的烏紗是肯定不保了，“惹起民亂”本身就是一條大罪。
所以說，只要這幫鄉下人不起兵造反，控制好水溫，哪怕打死幾個稅吏之類的壞蛋，事情鬧到最后，官府也一定會“傾聽民愿”和稀泥的。不是只有后世官員會維穩，十七世紀同樣如此。
當然，這種雙刃劍在事后是一定會招致本地官府長期的隱性報復然而左家現在馬上都要完蛋了，誰還會在乎今后的事情？
所以當天晚些時候，認清形勢的左家地主們很快統一了思想，開始了緊張的動員工作：譬如告訴佃戶們官府要將所有隱田收走，左家歷年積欠的稅務這次也會被一并收繳，攤下來每個人都逃不掉。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為了動員而編造的謠言其實還是蠻準確的：收田和收繳欠稅都是征地辦計劃中的備用手段。
不過現在這些手段已經用不上了。事情發展到現在，征地辦的計劃已經順利進行到了最后一步：解決大地主。
在這之前，征地辦已經通過砸錢，將比較麻煩的富農和自耕農們打發走了。這幫人屬于傳統斗爭的中堅力量，為了家業可以不惜代價，斗爭意志很強，很容易被大地主煽動起來搞對抗。
而解決左家村里剩下的大地主和佃農們就輕松多了。
大地主和幫兇們數量稀少不用說，數量最多的佃農們也存在一個哲學問題：他們為誰而戰？又不是打土豪分田地，難道自家拼命去保衛老爺的家產？所以這幫無產階級的斗爭意志并不強，容易對付。
于是在接下來的兩天里，左家村的氣氛徒然緊張起來。宗族里首先把能打的精銳人手集中了起來，而外圍的上千佃農們好歹也擺出了械斗的架勢，算是對得起他們的姓氏了。
至于征地辦這邊攏共一百來號人先是收縮到了幾所院落里。是夜，從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里，有十名增援人員悄悄來到了征地辦。
不要小看這十人。這是專門從大員調來的新型鎮爆人員。他們攜帶著高精尖的秘密武器，是部隊最新訓練出來的專業人才。
當一切都準備停當后，征地辦開始先發制人了：他們在第二天全體出動，又將村口的一塊隱田給翻了出來，順手還抓了幾個佃戶。
然后早已有所準備的左家人頓時集結了起來，上千人的隊伍很快就和一百多號人對峙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