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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隆十一年初秋，在興國之戰還沒有一個明確結果上傳抵京時，皇帝圣躬駕臨岳樺宮，看望抱病在榻的母親蕭綽。蕭太后常年修身養性，少俗務繁累，因此身體一向保養得不錯。
然而，終究敵不過歲月的侵蝕，畢竟已過古稀之年，過去幾年身子骨一直不太好，用再好的藥補都無大用，讓劉文濟深感憂心。
蕭太后，不僅是劉文濟的母親，更是他一路走來登上皇位的最大功臣，是幾十年隱藏于他身后最重要的謀主。可以說，劉文濟能有今日，是蕭太后一手造就了他，也可想而知劉文濟對蕭太后的感情。
看望之余，劉文濟以當年“契丹亡國”之事向蕭太后致歉，但他還是小瞧了老母親，蕭后在契丹事上不說話，不是以沉默表示不滿，只是不便開口罷了。
感劉文濟內心之復雜多慮，蕭太后仍是她堅持了幾十年的態度，身心已入中國，再無契丹。劉文濟又咨之以漠北事，人老心明的蕭太后，認識依舊清醒，意見很明確，乃蠻金國，宜早除之，草原大漠，宜分治之。
經過與老母親一番簡短卻深刻的談話后不久，劉文濟徹底下定北伐大漠、攻滅金國的決心，并且，就在十一年秋，在秋高馬肥，金兵最常南掠的季節，朝廷出兵了，正式開始直面并解決漠北之患，也拉開漢帝國對乃蠻金國全面反擊的序幕。
當然，這是基于滇黔之亂進入尾聲，西南大局趨于穩定的前提，否則以劉文濟在軍事上的穩重與謹慎，也未必就會如此急切。
綜劉文濟統治生涯，雖然一直面臨著各種來自朝野內外的壓力，但他對自己的作為也向來是清醒的，他極度渴望給自己的統治披上一層神圣而華麗的外衣，但絕不包括軍事冒險。
不管是滇黔之亂，還是漠北之患，最終訴諸于軍事打擊，其主要目的仍是為帝國的安全與統治。即便忍耐持重若廝，在發動北征之時，還是有人忍不住挑刺，閑言碎語，含沙射影，指責朝廷南征北戰，是在窮兵黷武。
太和樓中的清談闊論可以當耳旁風，那里議政之風從來開放，有反對也必有支持。真正讓劉文濟感到糟心的，還是朝中一些官員的意見，還是他比較倚重的文臣。
比如集賢殿大學士、禮部侍郎劉筠，就以西南未定、不宜北征上書諫阻，還提出了一系列的北征不利因素，希望皇帝能偃武修文，以安天下人心......
對于劉筠一番建言，劉文濟是出奇地憤怒，收到奏章后，即將劉筠召至駕前，狠狠地批判駁斥了一番，然后將其貶到漠南擔任學政，讓他在狼煙四起的塞北，親口問問邊地的軍民，天下可安？人心可定？
劉筠是雍熙朝的進士，曾與大學士楊億并稱“楊劉”，在才學上雖然不如楊億那般有靈氣，但憑著扎實功底、清簡風尚、標準道德，幾十年下來也成為帝國文壇巨匠，士林領袖。
劉筠曾任中書舍人、知制誥，也曾知貢舉，還常年在政法大學堂擔任教授，還在那里，與考入大學堂的包拯結下了一段師徒之緣，他是“包大人”的人生導師與仕途上領路人。
劉文濟對劉筠抑或持類似觀點臣僚的憤怒，根本原因在于，他被雙標了，這是尤其讓他討厭，撕裂他內心的行為。要知道，建隆九年時，他為何按捺不舉，就是因為顧及西南。
如今，西南已然大局在握，正欲向北安民建功，劉筠等臣又拿此等言論來勸阻乃至指責，這十分讓劉文濟懷疑他們的居心。甚至于，讓劉文濟產生一種，他對這些文臣“太好了”的反思，否則豈容其如此放肆。
心情激憤時，劉文濟是很想拿世祖時期的諸多大征來舉例的，與之相比，他的建隆時代就已經不只是克制了，但依舊免不了以偏概全、斷章取義者。
然而，劉文濟心里又深深地明白一個道理，他畢竟不是世祖皇帝......
漢帝國于建隆十一年秋進行的北征，嚴格意義地來講，只能叫“漢軍出塞”，不管從目標上還是規模上，都只是朝廷大舉北伐滅金的一個前奏，但真正動員起來之后，就奔著決戰去了。
對于和平多年的帝國軍隊來說，即便常年保持著不錯軍事裝備與訓練的邊軍，從治安維持轉移到真正的戰爭軌道，這種變化依舊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因此，此次秋伐，漢軍出動軍隊的規模并不大，只分兩路進軍，一路以蕭惠為主將，率領禁、邊騎兩萬五千余軍，自漠南出，遠擊漠北，目標直指金國腹地的地艫朐河流域，在那里分布著諸如塔懶、河董等自契丹沿襲而下的城池，是漠北草原中部核心，也是連接東西，維系金國對漠北那并不牢靠統治的要害通衢。
蕭惠，這個契丹族出身的大將，這把劉文濟磨了整整二十年的刀，終于到出鞘的時候，被用在漠北事上。同時，這也是時隔近六十載，大漢鐵騎，再度橫涉大漠，遠征絕域。
當然，僅從地理環境與時代背景來說，漠北之于漢軍，已經不算絕域了，至少不像過去那般陌生，同時蕭惠軍不只全部騎兵武裝、高度騾馬化，還有一大批草原部族作為仆從向導。
在契丹滅國后那些年間，帝國朝廷可不是什么都沒做，全然坐觀金國的擴張、與饒樂的廝殺，至少在漠南地區，山陽道司對南附的原契丹國民進行了相對妥善的安置與約束，奉樞密院軍令對潰散之契丹兵卒也有了重新編練，對漠南的地理氣候、金國金兵都有更為詳細的了解、整理、熟悉，一切的一切，都是為動兵之用。
而出漠南之蕭惠軍，仍然只是一支偏師，朝廷真正的大動作，正是在“漢金”交鋒第一線，饒樂、燕北地區。燕北都指揮使董從儼，在興國之戰中的表現，獲得了劉文濟的信任與大膽起用，直接被任命為漠北行營都部署，總燕北、饒樂、安東及一部分山陽邊軍，計七萬步騎，北討金國，目標大澤地區（呼倫湖）。
當然，名義上的北伐統帥，這個名譽，劉文濟給了饒樂王劉昕，作為一種安撫，而老王爺在常年與金國的鏖戰中，又經興國之圍，已經病倒了。因此，董從儼就是東路軍實際的主帥。
王師一發，地動山搖，漠南、燕北這兩路軍加起來，就是十萬大軍了。到此時，劉金才真正感受到，與一個認真的、強盛的中央帝國交手，究竟是怎樣一種體會，過去十多年的勝利，多多少少給他帶來了一些錯覺，即便他自認已經足夠冷靜了......
漢軍北上之時，劉金仍駐靜邊城，率領部眾在大澤及周邊草原就食恢復，興國之敗，對他而言算得上一次大挫敗，但還不算傷筋動骨，傷亡嚴重的是征服不久的仆屬部卒，他乃蠻本部精銳，死傷還不算嚴重。
因此，在漢帝國北疆進行動員的時候，劉金也在休養恢復，集兵聚將，準備趁著秋高再度南下，找回場子。恰逢漢軍北上，這正合劉金之意，漢軍送上門來，正可借主場優勢殲之。
面對帝國聯軍洶洶而來，劉金并不畏懼，他使用其一貫的戰術，派出數支騎兵，輪番南下，騷擾遲滯漢軍，意欲在“疲敵”之中，尋找戰機。
事實證明，董從儼在興國之戰的表現，并不是曇花一現，對于金兵的戰術，他早有應對，行軍的軍陣，諸軍的任務，應急準備措施，他安排得井井有條的。金兵的疲兵戰術起到了作用，但并不大。
當然，最關鍵的地方，還在于漢軍充分的準備，步騎結合，是漢軍對付游牧騎兵傳統戰術，這個傳統也再度被董從儼使出來了。
金軍兵少，那是來送；兵眾，足以拒之；若是來攻，更是求之不得。因此，到九月底時，董從儼軍歷經辛苦跋涉，終是成功飲馬大澤，遙指靜邊城。
在這個過程中，劉金做了諸多努力，但一無法阻止漢軍進兵，二則難以尋到真正有利的戰機，只能一步步眼睜睜看著漢軍的陰云籠罩在大澤草原。
而進入大澤腹地之后，漢軍在行動就積極多了，兵分兩路，一路由安東國大將劉尚遠統率兩萬騎兵，游弋搜獵，尋找金兵主力，董從儼自己則率領中軍步騎，繼續向靜邊城挺進。
這種局面下，劉金最終選擇撤出靜邊城，將之拱手相讓。倒是劉尚遠軍，劉金與之交手幾次，但沒有一次達成目的，一是劉尚遠能打，漢騎難殲，二是不敢投入全部力量，怕被漢騎糾纏上，引來主力。
在一種相持拉鋸的局面上，雙方從秋季糾纏到冬季。入冬之后，天氣漸寒，劉金再度改變戰法，他拋卻老弱，放棄大澤部眾，任其避禍，集結了五萬精騎，備足糧草，躲了起來，同時截斷漢軍糧道
劉金是發現了，正面與漢軍對抗，還是很吃力，即便勝了，死傷也嚴重，因此，他打算借“長生天”的力量，寒冬的漠北有多可怕，他再清楚不過了，而七萬漢軍，想要生存下去，困難是格外艱巨的。
劉金的判斷并不能算錯，因為在這個冬季，在靜邊城凍死凍傷者，數以千計，但東路漢軍出征之前，攜帶有充足的軍糧，除了專門的輔兵，每人每馬皆負三月干糧，同時在戰事前期，一直有源源不斷的糧草從燕南—燕北—饒樂送抵前線，雖有不少在金兵的襲擊下損毀了，但成功抵達前線的仍舊有不小補足。
從寒流席卷，天降大雪，以及金兵躲避兵鋒開始，各部漢軍在董從儼的命令下，便進行嚴格的補給配發，節省口糧，以靜邊城為依托，生生扛過了整個冬季。
同時，出征的漢軍，不管是塞北還是饒樂、安東，對寒冷的耐受程度上，也并沒有劉金想象般的差，尤其是燕北、饒樂、安東之軍。
即便如此，漢軍都死以千計，熬到后面，軍中也開始殺牛、殺羊乃至殺馬。而作為對手，在漫天雪白之下，劉金統帥下的金兵，同樣死傷慘重，天地之力，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只看誰更能熬。
當然，在這場對峙中，最慘的應該是那些當地部民，他們被劉金拋棄了，拋棄之前，還被收繳了大量口糧及牲畜，等待他們的結局可想而知。為了戰爭，為了擊敗甚至全殲漢軍，劉金不顧一切，采取了最極端、最殘酷的策略，
很大澤部民沒辦法，選擇往靜邊城的漢軍投降，希望獲得口糧，求得活命機會，但漢軍連自己都尚且顧及不全，又怎會在意這些敵部的死活。
草原上的戰爭，從來都是殘酷的，這是極端惡劣地理氣候條件造成的。等到十二年春，當氣溫漸漸回暖，冰雪逐漸消融，劉金依舊未能等到他期待的戰機。
漢軍在充足的準備之下，雖然死傷不少，但依舊堅持著，并且積極迅速地派軍，打通糧道，在漢騎的護送下，來自漢帝國的后勤軍隊，繼續跨越千里，向靜邊輸送著糧草。
面對這種情況，反是劉金統帥的金兵主力，已經趨于崩潰。到最后，從拒敵之戰，變成生存之戰，在小心觀察之后，終于按捺不住，向一支五千多人的漢軍后勤軍隊發起突襲。
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那就是董從儼給劉金設的一個誘餌，在一種馬瘦毛長、兵困糧乏的局面下，漢金之間展開了開戰以來的第一次大會戰，也是決戰。
但交手規模，可比開戰之初的聲勢小多了，漢軍分前后軍共六萬多人，金兵不足四萬，會戰的結果，漢軍全勝，金兵慘敗，幾乎全軍覆沒。
在一種近乎絕望的瘋狂之中，很多金兵都不愿逃跑，要么戰死，要么投降。最大的意外或許在于，劉金這個稱霸一時的梟雄也倒下了，死在一支不知發自何人何弓的流矢之下，既不英雄，也不壯烈。
隨著的劉金的頭顱，被飛馬傳送洛陽，漠北之患也進入到收尾階段了。這是一個很出人意料的結果，很多帝國大臣都看不明白，為什么滇黔之亂，持續了三四年，而明顯更加強勢難纏的乃蠻金國，竟然被董從儼一戰而定。
當然，漠北的平定，也并非東路軍一軍之力，在漢金雙方于大澤地區艱苦鏖戰之時，蕭惠已然率領漢騎，將漠北中西部一掃而空，若非天候的原因，都要挺進空虛的乃蠻老巢了。
于漢帝國而言，這場戰爭，最大的消耗，并不是漠北戰場上的損耗，而帝國動員北方卻未盡其用，從而造成的大量非戰損失以及浪費。
同時，金兵之敗，劉金之死，只是漠北走向平定的一個開始，余亂又持續了三年多，主要是劉金后裔以及乃蠻余部，在漠北繼續為禍。
不過，隨著建隆十四年，蕭惠率領種世衡、狄青等將，橫掃漠西，踏平乃蠻諸部，勒石金山之后，漠北廣大地域方才再度進入一個長期的安定狀態。
當然，乃蠻人在漠北的痕跡也并未完全消除，一部分西遷，一部分被朝廷冊封的草原部長吞并，還有一部分逃到北邊，與翰難河下游地區的蒙兀室韋逐漸融合。
乃蠻金國崩潰之后，漠北地區可謂滿目瘡痍，一派混亂，這一回，帝國沒有再繼續放任一個什么游牧政權了，而是建立了一個直接聽命朝廷管轄的漠北都護府，下設統軍、巡撫、稅務三司，分區分別管理當地部族。
漠北的平定，是劉文濟統治下大漢帝國走向極盛的重要標志之一，同時，這場幾乎波及整個帝國北方的戰爭，主要成就了兩個人，一董從儼，二蕭惠，兩人皆以殊功，進入樞密院，成為劉文濟統治中后期帝國軍壇的重要風云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