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是醫二代  582.隨便聊兩句

類別: 都市 | 都市生活 | 我真不是醫二代 | 號西風   作者:號西風  書名:我真不是醫二代  更新時間:2021-05-17
 
忙了一天,晚上陪夜,可以慢慢改文了,479在半夜

HIV志愿工作還是要宣傳一下的,就當看短篇小說了,轉自醫學界

2009年,我從醫科大學畢業,回到老家縣城工作。母親像著了魔一樣,每天趁我還沒起床,便跑到床頭邊抹眼淚邊念叨:“你這么大年紀不結婚,讓我和你爸在鄰居面前都抬不起頭!”其實我喜歡男生,但那時沒膽量,加上讀醫科大學時連老師都說同性戀是一種病,于是硬著頭皮結婚了。

婚姻只持續了不到一年,唯一一次親熱,是妻子提出來的。我雖然抗拒,可在心里勸自己:試一試,萬一成功了,就可以要一個孩子。

但我失敗了。

失敗的不僅僅是婚姻,還有接下來父母對我的冷暴力。他們對我不理不睬,在極度苦悶中,我和新認識的幾個朋友在縣城里亂逛。當朋友們問我為啥離婚時,我忍不住說了實話:我是同性戀。

第二天,這幾個人居然逼上門來,讓我拿出五萬元“封口費”,不然就把“秘密”告訴單位、告訴家里。

我沒有辦法了。想來想去,在害怕與忐忑中,我很快考到離家很遠的青島,在一家綜合性醫院工作。

本以為自己跑了,一切都會好起來。誰知道,敲詐我的幾個人居然半夜來砸我父母家的窗戶。母親問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能撒謊說是借了高利貸。最后靠著大舅拿出的五萬塊錢才結了這件事。

從那時起,我決定做一個“‘同志’活動中心”,讓和我一樣苦悶的“同志”有個地方抱團取暖。

我總覺得冥冥中天意或也是一種使命。剛來青島幾個月,我忽然出現了淋巴結腫大、拉肚子等艾滋窗口期的癥狀。我一下子懵了。

我不敢去自己所在的醫院檢查,萬一被人知道了,我就抬不起頭了!于是我找到了一位草根組織志愿者,在他的陪同下,去疾控中心驗血。三天后,結果出來是陰性。那一瞬間,我想唱、想跳,連眼睛鼻子嘴都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好了。

那次檢查以后,我邀請疾控中心的主任來“活動中心”看看。或許那個時候,我在潛意識里已經覺得要做點什么了,只是自己還不清楚。

我們簡陋的活動中心讓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些驚訝。這個房子很舊,里面只剩一臺老電視,還是房東不想要的“破爛”。而這個電視,也是用了兩年之后,我才舍得賣掉,一共賣了二十五塊錢。

主任建議我可以給“同志”作艾滋檢測。那時我還不清楚自己該怎么做檢測,雖然我在一家草根組織做過志愿者,也知道采血和使用檢測試紙,可就是很難開這個口。我太知道“同志”朋友聽到“艾滋病”三個字,心里一哆嗦的感覺。我希望來這里的朋友都能舒服自在。

但疾控醫生的話最終仍讓我花了兩天收拾了廚房,我把廚房打掃得干凈透亮,一丁點油煙味都沒有。又花五塊錢買來一大塊白布,把堆放在角落的雜物蓋好、隔開。這就是后來接待過近千人的檢測室。雖然空間小,我還是鼓起勇氣在門口貼上了“VCT檢測室”的標簽。

我真正接待的第一位檢測艾滋的“同志”,是一位從事夜班工作的朋友。以前他一下夜班就會回宿舍睡覺。自從知道了我這里,下夜班都不睡覺了,從家里拿杯子、拿玩具,到這里玩。

那天夜里九點多,只剩下我們倆。我對他說:“我們可以做艾滋檢測的,要不要做一個?”那是他第一次聽說“艾滋病”。當我用采血針把朋友的血滴到試紙板上,兩人一開始都沒當回事。不到五分鐘,試紙上出現兩條線。陽性!我的眼淚當時就奪眶而出。

“你咋還哭了?我都沒哭。”朋友是一個話很少、很能吃苦的北方漢子。他不僅發現感染了艾滋,同時還發現了性病。那時他不愿回宿舍,害怕傳染,要跟我擠在一起。或許在他的認知中,我既然能檢測艾滋,一定知道怎么保護好自己。

我沒想到的是,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但就算如此,我還是沒太多“拉人”檢測的經驗。我比較喜歡聊天的時候,順口問一下,“我們這里可以做艾滋檢測,你要不要測一下?”

2014年,我做了四五百人次的艾滋檢測,已經覺得很多了。誰知到2015年破了一千人次,2016年逼近兩千。越來越多的艾滋感染者開始浮出生活的“水面”,從最開始的一年幾十個新發陽性,到后來的近百個、近兩百個,我才知道艾滋病早就不是“同志”群體才有,只要有高危性行為,就會存在感染艾滋病的風險。

2017年春節剛過,一對年輕的小夫妻通過互聯網找到我們。這對從農村出來的小夫妻,丈夫在年底去外地時發生了沒有保護措施的性行為,春節前出現了艾滋急性期癥狀。

猶豫掙扎幾天后,他硬著頭皮、帶著妻子找到了我。“不敢去醫院,害怕泄漏個人的隱私,也實在難以啟齒,不知道咋告訴妻子。”在我面前,男人終于鼓足了勇氣,說了實話。整個過程里,妻子一直用一只手緊緊地挽著丈夫的胳膊,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在不停地搓。看得出她很難過。

為他們采血并當場做了快速檢測后,丈夫的兩次快檢結果均為陽性,妻子為陰性。妻子當場就哭了起來,眼淚一直往下掉,但人卻不出聲。她不去擦眼淚,手還挽著丈夫的胳膊。

我本以為她是慶幸自己沒感染而激動,但她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該怎么照顧他?他要好好地活著,我還要給他生孩子。這一下把我也給說哭了。

如今,這位妻子在青島當地疾控和醫院的指導下懷孕產子,母子均平安。丈夫給我送來了象征喜慶的紅皮雞蛋,說他們兩口子商量好了,讓我做孩子的干爹。

其實那幾年,我壓力挺大的。“艾滋檢測”這件事,跟我在醫院的本職工作“沖突”越來越大了。

我們醫生工作起來沒有上班下班。通常下了手術臺、查房之后,時間就靠自己安排。一般有不少病歷要寫,還要接待病人的咨詢。但我在這家醫院工作幾個月后,就把重心放在了“艾滋檢測”上。

那時,我下了手術、查了房,就溜回來,給“同志”服務。醫院覺得我是不是干了什么見不得人的兼職?開始“監督”我。我以為自己神不知鬼不覺,其實很容易被發現。每天別的醫生護士們都在一起,就少了我,能不被“抓”嘛!加上我總是寫不完病歷,領導就找我談話,要我“收收心,別不務正業。”

這樣的壓力下,我和幾個年輕的同事說了實話,“我自發成立了一個草根組織。”“什么叫草根組織?”“就是公益組織。”“那你做什么?”“做艾滋病。”“你是不是吃飽了撐了沒事干?養老助殘你不干,干個艾滋病。”

不怪他們,連我租的“‘同志’活動中心”的隔壁大爺,也覺得我有問題。老大爺不知道自己隔壁住了什么人,但看到每天很多陌生人、基本上都是男人進進出出,于是頻繁地找物業,說我擾民。

物業第一次找上門來,并沒有發現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我決定去和隔壁大爺說清楚。沒想到,大爺只是把門開了一條十公分的縫,不等我開口,客客氣氣又十分不耐煩地說,“你有什么事,就去和物業說。”說完就關上了門。這可給我氣壞了,但又拿他沒辦法。

后來,有志愿者在世界艾滋病日時把象征著“艾滋病”的小紅絲帶貼到了門外的LOGO上。那時我們已經有了名字,叫做“青同社區”。物業一看,這還了得,急忙跑來讓我寫承諾書,保證不會給小區帶來不好的影響。

從那時候起,我堅定了一定要正規發展的決心。于是,我進行了民政注冊。還特意把“青島青同防艾志愿服務中心”服務登記證的復印件交給物業。物業這才松了一口氣:“原來你們是個正規單位,不是干傳銷的。”

后來有一天,隔壁大爺家的水管漏了,還挺嚴重。大爺焦急地從家里出來求助,一出門就遇到了我。換作平時,他一定不會搭理我,但那天是真急了,同意我和同事一起去家里修水管。也是從那天起,大爺的態度轉變了:原來你們都是挺好的小男孩。

2017年7月,我正準備吃晚飯。手機鈴聲響了,是一個青島本地的陌生號碼。“是虎子哥嗎?”電話里的聲音說不出成熟還是稚嫩。“我是個剛參加完高考的學生,我懷疑自己感染HIV了。”如果不是他說,我真難以想象電話那頭的男孩會如此冷靜,聽不出恐慌也察覺不到難過。

這是一個單親家庭的男孩,母親打工拉扯他長大。他連著復讀了兩年,今年是第三次高考,再一次感覺發揮失常,心情壓抑到極點,不知道怎么面對母親。

高考結束后的第二天晚上,一個網友邀請邀他去“放松心情”。等進了快捷酒店房門的那一刻,男孩馬上反應過來:這個房間絕對不止來過他一個人。地上的拖鞋、浴巾橫七豎八。

男孩想走,但網友挽留他。男孩經不住勸說,邊和網友哭訴高考失利的痛苦,邊吸了冰毒,并發生了性關系。男孩唯一能記得的是他一直笑,全身輕飄飄的。

幾天后,男孩出現了發熱、淋巴結腫大、腹瀉等癥狀。從網上搜索到艾滋病的信息和我的手機號。

說心里話,聽完他的講述,我心里已經有點慌了,不愿讓他看到我的心疼,只能埋頭消毒采樣。我給他使用了兩種試紙快檢,特別希望這個孩子不會中標。但當兩個試紙的第二條線都出現的時候,我的手開始哆嗦,舌頭開始打結。

那天,我陪這個剛滿十八歲的男孩走了很久。他的情緒在我的寬慰下慢慢平復。他說要好好服藥治療,給媽媽養老送終。

就在拿到確診HIV陽性報告后的第三天,男孩收到了國內某985重點高校的錄取通知書。這幾年,我從不主動聯系他,希望他能回歸平靜的生活。但男孩每年都給我拜年,他生活得很好,正在準備考研。

也許很多人“談艾色變”,但艾滋感染者是我某種意義上的“親人”,他們時不時會溫暖我。

我接待過一位七十八歲的李大爺。老人退休后生活條件不錯,也挺樂觀,喜歡年輕小伙子。可老人起了帶狀皰疹,身上老是癢。一個小伙子對他說,“去樓上做個檢測吧!”知道我的朋友都把我這簡稱“樓上”。

李大爺檢測后,果然是陽性。喜歡旅游、經常參加夕陽紅團的李大爺,發生過不少次沒有防護的性行為,他自己根本記不起到底是什么時候感染的。

我挺猶豫的,畢竟老人年紀太大了,還要服藥嗎?疾控中心征求李大爺的意見,大爺說他相信我,我讓他服藥的話,他就服藥。

老人當時CD4特別低,我跟醫生商量,先預防機會性感染。于是老人開始服用復方新諾明。

在得到“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基金項目”后,在經費的支持下,我被朋友們半開玩笑地稱為“華麗轉身”:逐步得到更多業務技能上的支持后,檢測目標群體也擴大到監獄人群和藥物濫用人群。

一位從日本打工回來、從事性工作的女孩感染艾滋后,一直回避這件事,甚至發病后不吃不喝,連母親勸她也聽不進去,餓得皮包骨,不想活下去了。她的母親抱著最后一絲希望聯系到我。

一開始我還不知道女孩的心理狀態已經崩潰了,讓女孩的母親帶她來辦公室。女孩說什么都不肯,連門都不肯出。我和同事商量,不能眼睜睜看著女孩發病。為了讓女孩能服上藥,我的一位同事開始每天和女孩聊天。一個月后,女孩終于同意這位同事去她家采血。

就在我們還在收拾新辦公室時,這一次的隔壁大叔來“串門”了。他看著我們墻上粘貼著的、做艾滋檢測和服務的照片后,竟然沒有害怕,反而伸出大拇指:“你們真偉大。”

我從沒覺得自己偉大,我不過就是這么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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