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造型風格上看，與唐前期，如昭陵、乾陵高大壯碩的石馬相比略小，比例準確，雕刻精致。
這與唐建陵的石馬相似，應為唐中期之物，為唐代陵墓石刻中的精品。
如果說獅虎、畫像石、駿馬等數量不少，那么這里數量最多的肯定是佛像。
當然，佛像可在碑上的也有不少，比如西魏的佛道四面造像碑。
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中土，其傳播方式除經典文字外，“因像設教”更易于被信眾接受、膜拜。
魏晉以降，造像之風盛行，除大規模地開鑿石窟寺外，單體的寺廟、民間造像亦風靡全國。
這些造像大致有三類:一是造像碑，即將造像與中國傳統的碑刻相結合，利用碑的形制在上面開龕造像，雕刻供養人及發愿文等；
二是背屏式造像，依托背屏，以浮雕的形式刻出單尊或多尊像及護法的獅、龍等形象；
三是單體圓雕造像，雕刻單獨的佛、菩薩、天王、力士等這些造像都有著鮮明的時代風格和濃郁的地方特色。
其中經典肯定是釋迦、多寶佛造像，陳文哲在這里看到的仿品是仿的北周時期的經典造型。
像是這樣的石像，西陜漢唐石刻館遺存有大量的佛教石刻。
該館收藏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時期造像數十尊。
北魏早期佛像，受鍵陀羅、秣菟羅藝術風格的影響，有明顯的外來因素。
北魏中晚期推行漢化政策，佛教造像與我國傳統藝術風格融合，形成了褒衣博帶、秀骨清像的特征。
比如館藏的北魏造像佛二菩薩，佛高髻，面部雖殘，依然顯清秀，著褒衣博帶式佛衣，衣紋流暢，懸裳垂于座前呈扇狀，層次感明顯，優美端莊。
西魏造像，沿襲北魏晩期風格。
北周造像，一改秀骨淸像的風格而轉向豐壯，大型佛像增多。
館藏北周立佛，面型豐滿，發髻低平，頭部較大，體態壯碩，腹部微鼓，是典型的北周造像風格。
北周菩薩立像，同樣形體壯碩，寬肩豐頤，斂胸鼓腹，通身飾長串瓔珞，繁復華麗。
藏品中有一件菩薩立像，通體敷彩描金，以紅黃黑色為主，裸露身體部分涂黃，瓔珞描金，色彩鮮明，實屬罕見，彌足珍貴。
唐代佛教造像是我國佛教藝術史上最輝煌的篇章，擺脫了早期佛像的外來影響，走向民族化和世俗化，形成了具有中國風格的佛像藝術體系。
該館藏的唐代立佛像，體型魁偉，高達2米多，螺髻高聳，面相端莊，雙目微合，鼻梁挺直，嘴角輪廓分明。
胸部豐滿平滑，腹部微收，大腿肌肉隆起。
著通肩式袈裟，衣紋呈“U”形分布，袈裟輕薄貼體，顯示出壯碩健美的身軀。
這種風格來源于秣菟羅佛像和印三笈多藝術的“濕衣法”，并與我國三國時期的人物畫家曹仲達“曹衣出水”的風格相結合。
這反映了唐代包容、昂揚、健美的精神特質。
像是一件楚先發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這是唐開成五年的作品。
經幢，是唐代開始流行的一種刻經形式。
隨著密宗在唐初的推廣，其重要經典《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很快在全國流行。
誦讀此經可消除罪業，免除輪回諸惡道的痛苦，遂被刻于石幢。
經幢一般為八棱形，也有六棱、四棱，下為幢座，中為幢身刻經文，上有相輪寶珠等。
由于經文中有“安高幢上”的供養方式，每當經幢上的塵士飄落于身，或經幢光影映照于身，即“塵沾影覆”，神力奇妙。
故廣泛刻制安置于通衢、宮廷、寺廟、墳域等處，遍布大唐各地，亦見有其他佛經如《金剛經》《心經》等刻于經幢之上。
該館收藏的唐代經幢座，方形四邊各1米多，高0.42米。
正面左中部正書，“大唐皇帝供養”。
皇帝跪坐于榻上，身著冕服，頭戴冤旅。
面相豐雍，神情莊嚴，雙手于胸前執笏板，榻前有一男侏儒，身后有執扇侍臣。
右側中部正書，“大唐皇后供養”。
皇后跪坐于榴上，著唐代皇后禮服中最高等級的“袆衣”，面相豐潤，神情嫻頭戴花簪，前掛三串步搖，雙手于胸前執蓮蕾，后有執華蓋、執扇侍女。
最左側刻“言亡考桓元徽供養”“大寶幢主清信士桓納言供養”字樣；
最右側刻“言母金氏供養，幢主清信女言妻趙氏供養。
右邊刻有八位供養人形象，每人頭戴幞頭，著圓領長袍，足穿靴，上方有各自的官銜、姓名。
左面刻：“故人趙元哲供養”。
其妻跪于榻上，其他供養人或跪于榻或站立身邊各有題名。
背面中間為獸首，雙龍騰云相交，兩側各一只蹲獅，祥云繚繞，龍騰獅踞，氣勢恢宏。
帝后禮佛圖像，在北魏龍門石窟、鞏縣石窟中都有表現。
特別是敦煌莫高窟壁畫220窟初《帝王禮佛圖》中的皇帝形象及服飾、冠冕與此經幢座上的形象很相似。
皇帝、皇后前側的男女侏儒與章懷太子墓壁畫中的男女侏儒形象亦同。
此幢座內容豐富，人物眾多，造型準確形象生動。
人物服飾及華蓋、執扇、鵲尾香爐、龍、獅等都具有典型的唐代風格。
經幢上皇帝、皇后形象，在唐代石刻中為首次發現。
且刻制精細，極為珍貴，堪稱“鎮館之寶”。
關于造幢人，是哪一位皇帝、皇后尚無定論。
幢座正面刻“大寶幢主清信士桓納言供養”字樣。
但有人認為，此人為桓彥范。
桓彥范神龍元年拜相，任納言一職，后又改任侍中。
唐初“納言”“侍中”均為門下高官官“宰相”，兩者換用，故推測桓彥范即桓納言。
進而延伸到言為桓彥范的自稱，刻石中有“言亡考桓元徽供養”。
近年陽洛新出土、陽洛師范學院圖書館收藏的桓臣范兄弟《桓臣范墓志》記載:“大父法嗣、考思亮。”
可見桓彥范與桓納言，井非一人。
刻石中又有“言弟納言”供養，可視為兄弟排行。
另有“故人趙元哲供養”，其后有“”哲妻李程氏供養”。
這些都是用姓名的最后一字代之，而唐代未見有官職和姓名混用的例子。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