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會眾人對趙學寧這番話的反應很不一樣。
有人感到畏懼，有人感到激動，有人感到擔憂，有人沉思著考慮雙方的實力對比。
海州州長陳慶站了起來發言。
“大總統，雖說以少勝多不是不可能，但是大清掌握的領土資源，包括人口，數十倍于我，如果不能速勝，我必將陷入困局之中，而如今，以我軍的實力，能夠速勝嗎？”
陳慶的意見也是在場不少人的意見，他們紛紛點頭，雖然沒有說話，但意思是很明確的。
他們覺得，大清太大了，太強了，蘭芳就算能打過，也耗不過。
所以必須要選擇一戰而勝的速勝戰法。
然而趙學寧卻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見。
“陳州長，你說要速勝？我看好像也有不少人贊同這個看法，但是我和你們的看法完全相反，速勝，是萬萬不可的！我們要打，就要腳踏實地穩扎穩打，決不能速勝，因為比起我們，大清才是耗不起的那個！”
這番話說出來，除了少數人露出沉思的神情，大部分人都露出了驚愕的表情，顯然對于趙學寧的這一看法持懷疑否定態度，不知道趙學寧為什么這樣說。
怎么大清才是那個耗不起的家伙？
他們耗不起？
那么大的國家，耗不起？
還真耗不起！
趙學寧笑了笑。
“我知道諸位都懷有疑惑，覺得大清那么大一個龐然大物，怎么會耗不起？但是我要說，他還就真的耗不起，諸位也都知道，大清是小族臨大國，其立國根基，不是全體國民，而是旗人。
其行軍征戰、治理國政，多以旗人為先，高官厚祿者為旗人，領兵作戰者同樣也是旗人，皇帝不信漢人，只信旗人，對于漢人，則多加防范，并不會引為臂助，反而多方嚴厲禁武。
在這樣的基礎下，大清能夠與我們成為敵人的，就是滿蒙漢八旗之兵，其他包括綠營在內的，還有天下萬民，他們都并不是清帝的臂助，相反，他們是清帝的敵人，是我們的朋友。”
這番話說出來，原本那些感到驚愕的官員也開始思考這話里的意思。
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出生在清帝國本土，后來才渡海到南洋求生存的，基本上對于清帝國都有一個自己的原初印象，無非殘暴、不講理。
但是趙學寧這一分析，他們紛紛感到有點意思。
大清立國，的確是小族臨大國，滿八旗兵丁人口數量都相當有限，為了擴大統治根基，才增加了蒙八旗和漢八旗，將統治根基從滿人擴大到了旗人的范疇，如此才有了他們的核心統治集團。
盡管如此，因為根深蒂固的防漢思想，盡管在康熙和雍正時期漢軍旗的人得到了一定的重用和發展，但是到了乾隆時期，情況發生了改變。
弘歷的想法與他的爺爺、爸爸不一樣，他認為漢人太多，漢軍旗的人也太多，這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一邊通過文字獄打壓科舉官僚，一邊通過出旗為民政策打壓漢軍旗，以全面限制漢人的政治和軍事勢力。
那些清軍入關之后才加入清帝國作戰并且因為功勞被抬旗成為旗人的漢人被大規模清退，得到保留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清軍入關之前就已經投效的漢人，他們往往被稱作“陳漢軍”。
經過乾隆朝針對八旗漢軍的大規模出旗為民，至乾隆后期，八旗壯丁總人數只剩下五十萬左右，較康熙末期的六十九萬下降了近二十萬的人口規模，減少的基本上都是八旗漢軍。
按照五口一戶的規模來算，到乾隆后期，滿蒙漢八旗總人口不過二百五十萬左右的規模，也就是說，乾隆時期，滿清朝廷的政治、軍事精英的主要來源，都在這二百五十萬人之間。
這二百五十萬旗人是滿清皇室統治整個大帝國在這一時期兩億六千萬人口的主要依仗，而對于這兩億六千萬人口，滿清朝廷是壓榨、利用、防備為主，根本談不上使用他們的力量。
六十多萬的綠營兵更像是地方治安維持部隊，而不是精銳野戰軍，乾隆時期的精銳野戰軍基本上就是蒙古兵和八旗軍隊，在康熙、雍正時期戰斗力強于八旗軍隊的綠營的力量在乾隆時期實際上是在被不斷削弱的。
“清帝弘歷并不信任漢人，這一點從他麾下主要軍事將領皆為旗人就能看出來。”
趙學寧拍了拍面前的桌子，緩緩道：“也就是說，整個大清帝國雖然龐大，雖然人口眾多，雖然看似強橫，但實際上，其人口利用的效率是極其低下的，或者說他們根本就不可能充分利用人力。
他們防著漢人都來不及，怎么可能給漢人更多的機會呢？通過科舉考試吸納漢人精英入朝為官已經是極限，他們不可能讓更多的漢人染指軍權，龐大的漢人人口并不能真正為他們所用。
大清是虛胖，不是強壯，只要我們能打敗八旗軍，就能戳破大清虛胖的表象，直達虛弱的內里，屆時，我們將面臨一個完全不同的局面，諸君，大清，真的沒有想象中那么強！”
與會眾人紛紛安靜下來，面面相覷，不知道接下來該怎么說。
過了一會兒，在一片安靜之中，財政總長唐文山站了起來。
“昔年我在十三行當差時，曾不斷聽聞京師有大量旗人被迫出旗的消息，出旗的主要是八旗漢軍，據說出旗人數達數十萬之多。
當時一些在廣東為官的漢軍旗官員也為此憂心忡忡，慌慌張張，四處走動，當我離開十三行的時候曾聽聞，八旗兵丁只剩下五十余萬，也就是說，旗人口眾也就二百五十余萬。
這個數字，較之我蘭芳的人口，反而是比較少的，哪怕只和我蘭芳漢人口眾相比，也僅僅只多了一百萬，并非是萬萬之數，大總統所言清帝對漢人的防范，我是深有所知，所以大總統的意見，我是贊同的。”
唐文山作為資深十三行員工，以及他的特殊經歷，對于清帝國的內部了解一直都比較深入，所以他的話在某種意義上還是挺有權威性的。
唐文山說完，司法總長彭敏治也站了起來。
“就我所看到的情況也的確如此，滿洲小族臨大國，以百萬旗人統御億萬漢人，心虛之情溢于言表，官員、將領多以旗人充當，漢人并無法得到真正的信任和重用。
我家鄉的官員，唯有縣令多漢人，州府則多旗人，督撫之類，更是旗人居多，領兵征戰者更是如此，因此，我贊同大總統所說的，我們的敵人，并不是漢人，只是那二百五十萬的旗人。”
兩個對于清帝國有著一定了解的權威“專家”站起來附和了趙學寧的意見，于是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改變了原本的態度，對于這一意見有了一定的認同度。
海軍總長李闖和陸軍總長楚騰這哼哈二將直接站起來，用堅決的態度表示陸軍和海軍謹遵大總統的命令，只要大總統下令，即使是刀山火海，陸軍和海軍也會義無反顧的沖上去。
軍隊站隊了，財神爺站隊了，哪怕趙學寧沒有那么大的權威，他想要開戰的先決條件也齊備了。
可以說只要趙學寧認為可以了，開戰就是必然的，是不可能被改變的。
于是大家達成了初步的意見統一。
但這只是非常初步的意見統一，對于趙學寧提出的要北伐大清的事情，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感到不可思議的。
不過因為保密原則，他們不能把這個消息對外泄露，只能在心里不斷的懷疑、擔憂。
對于這種較為廣泛的情緒，趙學寧也能感覺到，他只能感嘆老大帝國的威望實在是太強，哪怕已經是泥足巨人，卻依然有著讓周邊小勢力無法直視的強悍光環，自帶不可招惹的關鍵屬性。
這種情況也不單單是目前的蘭芳所面對的，一直延續到六十年后，橫行全球的帶英在面對要不要開戰的選擇上，也是如此。
哪怕有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演講，帶英議會也只是以微弱多數的優勢通過了開戰的決議，還是有將近一半的人不贊同和帶清開戰。
而眼下，趙學寧覺得自己這邊真正支持自己和帶清開戰的人，恐怕還不到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都沒有。
不過這也是正常的。
別人不說，當初弘歷要和準噶爾汗國開戰的時候，清廷內部只有傅恒一個人支持他，也是大家齊齊反對，但是弘歷還是堅持打了這一戰，開啟了他十全老人的不歸路。
弘歷尚且可以堅持，我為什么不能堅持？
趙學寧覺得自己再怎么得不到支持，也有軍隊和財政系統支持他，哪怕繞開整個行政系統，他也能夠發起這場戰爭。
所以對于這一戰，他沒有任何的擔憂，必須要打！
于是趙學寧下令，開始把蘭芳的國家經濟模式從和平模式逐步向戰時模式切換。
未來，在開戰前期，肯定是需要蘭芳本土向大軍提供后勤物資的，就算初步占據了三省之地，也需要蘭芳本土輸血助戰。
十幾萬大軍的規模如果全部上去，肯定需要蘭芳全國國民勒緊褲腰帶助戰，所有物資生產也要全面向軍隊傾斜，甚至有可能要推動戰時配給制度，眼下的和平生活模式也要告一段落了。
但是，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未來，留給蘭芳和蘭芳國民的，必然是榮耀和輝煌，還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經濟模式的切換需要時間，民眾也需要一定時間的適應過程。
不過好就好在蘭芳立國五年來，或者說從蘭芳公司成立后期以來，就基本上沒有什么安穩日子，完全就是一邊打一邊發展的模式。
蘭芳國民也并沒有正兒八經的享受過什么和平，大家都是和蘭芳軍隊一起從戰時走過來的，每一次發起戰斗，總需要一個地區的人進入戰時狀態，過著戰爭時期的生活。
他們需要給軍隊提供一定的運力支撐，需要將一部分生活物資讓渡給軍隊，一些服裝、食品廠所生產的東西也會優先供應給前線的軍隊，而國民們就要度過一段時間相對的貧乏物質生活。
當然，肚子是能吃飽的。
所以說對于戰爭和戰時模式，蘭芳國民們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說還挺熟悉的，要說反感也談不上。
一來宣傳力量到位，不僅僅是軍人榮耀以及保家衛國的戰爭理念，大家伙兒也不是沒有在過去的那種地獄模式里生活過。
過去一旦發生戰爭，對于平民絕對是一場災難，殖民政府和部落土著高層可不會那么在意人命，說拉你上戰場就拉你上戰場，搞不好還讓你自備口糧，把不做人的傳統貫徹到底。
二來也不會為此發生什么生存危機。
即使是戰時狀態，蘭芳政府也會保證國民的口糧供應完善，不會影響到基本的生存問題。
當然了，隨著戰時到來，為前線提供支撐的工廠難免需要連番加班加點的搞生產，甚至會取消假期，這一點還是讓一些渴望假期的國民感到困擾。
但不可否認的是，日子越過越好，福利也是越享受越無法割舍，且隨著識字率的提高和教育水平的增長，人群對于戰爭的耐受力是不斷提升的。
蘭芳宣傳部門的一個重要宣傳邏輯就是拿蘭芳的福利生活和周邊地區其他國家統治下的人們做對比，一對比，幸福感油然而生。
本來就很多，現在更多了
為了保護他們的優厚福利，為了保護他們這一日三餐、十個小時上班和每十天一次休息的美好生活不被打回從前，蘭芳國民是擁有拼上一切的覺悟的。
戰時模式算什么？
必要的情況下，全民皆兵上戰場也不是不可能。
一定福利水平的生活和國族精神初步浸潤，已經讓蘭芳國民們、至少是華人國民們初步產生了國家認同感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
他們認同國家戰爭不是與他們沒有關系的事情，他們認同國家戰爭的勝負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有著非常重要的聯系。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漢字教育的推進，各大島嶼上被蘭芳實控、進入集體農莊生活的土著國民們也逐步產生了類似的情感，對蘭芳的認同和對當下生活的珍惜也同步出現。
整個蘭芳實控區五百多萬的國民，正在大跨步朝一個標準的文明國家文明社會前進。
而反觀帶清，就沒有類似的情況了。
正兒八經能被承認的國民或許只有那二百五十多萬的旗人群體，只有他們才是能夠享受經濟利益和一定政治權利的群體，算是國民，而其他的人在清帝看來，都不是什么正經國民。
剩下的那兩億六千多萬國民，在傳統封建帝王眼里，是一種混雜著奴隸、敵人、利用對象、生產資料和個人財產的復雜觀念。
真要說與國同休、為國而戰、為國而死，恐怕也只有這二百五十多萬旗人和那些被科舉制度籠絡的漢人精英才會稍稍認同，大部分國民是沒有這種觀念的。
而就算在旗人和漢人精英為主體的既得利益集團內，也不是每個人都正兒八經的擁護帶清的統治、愿意為帶清的統治奉獻自己的一切。
因為利益分配的不均，旗人群體內部嚴格的等級制度，大家也會或多或少產生一些不滿，只要不能走到頂層，在旗人群體內也是備受歧視和壓迫。
所以，真要說為了帶清奉獻一切，那還真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
這樣的人一定有，但是不算太多。
而可以確定的是，八旗漢軍正白旗旗人李質穎絕對不是這種人。
他是一個相較于國家來說更在乎自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