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君臣關系在作怪，這是朱永興的第一個想法。但在深思之后，卻發現并不是那么簡單。魏王馬寶的心思只是開始，以后還會再出現類似的人，歸根到底，應該是傳統的中庸思想在起作用。
中庸思想如果作為一種道德修養，當然無可厚非。但如果在官場、職場蔓延開來，成為一種準則，則是百害而無一利。就長遠來看，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公司的發展進步都離不開勇于擔當、勇于負責、敢于創新、不甘平庸、想有所作為的人才！而中庸之道卻會造就出平庸至極卻能諂媚，老老實實卻不思進取，敢于擔當卻遭到打壓的惡劣風氣。
當然，一種積極進取、勇于承擔、是非分明的民族性格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形成的，但要使國家保持活力，使民族屹立不倒，這種性格又是必須的。
大力提倡，則勢必要與舊傳統、舊思想決裂并斗爭，現在這個時候到底合不合適呢？或許以實際行動給人們樹立榜樣，潛移默化的影響在目前來說更合適。
但這還不夠，遠遠不夠，提倡并鼓勵一種思想或事物，總要有理論的支持。朱永興認為早晚應該拿出一種能令人信服的系統而嚴密的理論，來使人們接受，并按照這種思想準則去做事。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朱永興覺得不必另起爐灶，再搞一套嘩眾取寵的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其實。完全可以從中華文化入手，學會并掌握一個簡單的分析判定方法，來解決理論問題。
揚棄，這個哲學術語，進入了朱永興的腦海。所謂揚棄，即拋棄舊事物中消極的東西，保留和發揚積極的東西。既不是將已有的一切推翻重來，也不是要盲目地繼承一切。
不能簡單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能犯片面性和絕對化的錯誤。說起來很正確，很好懂。但在實際做起來卻并不容易。很多人把揚棄視為妥協和投降而加以篾視。他們把自己看作是學派不屈不撓的代言人，認為自己代表著必然會到來的未來、絕對真理和優秀的道德觀念。由此而產生了一種幾乎是病態的猜忌心理和強烈的自以為是的思想。
朱永興現在要解決的是國內的思想，要提倡的是對中華文化思想的批判和吸收，實踐中華文化非常基本的價值。換句話說。就是要打破什么孔孟之道、墨家、法家等學說的局限。只將其中的精華提煉出來。形成中華文化和社會現代化相結合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
思路明確了，事情也就很快會確定下來。朱永興作為皇帝，不必事事都親自去做。他的身后有一個強大的團體，他的手下有經綸滿腹的智囊，有下筆千言的文膽，如何策劃、實施，并如何掀起這股思潮，這些人會處理得井井有條。他所需要做的便是借助自己的名望和地位，登高一呼而已。
當然，必要的戲還是需要朱永興領頭來唱。在政府資金還有些緊張的情況下，由皇室出資修建的七賢祠開工之日，朱永興率幾位高官親臨奠基，表示了高度的重視。
七賢祠，顧名思議，就是諸子百家中最具有代表性，其理論之中具有現實意義的七位大圣賢供奉之地。他們是孔子、孟子、韓非子、墨子、老子、孫子、鬼谷子，涵括了儒、法、墨、道、兵、縱橫各家。
作為不可缺少的手段，朱永興御筆親題，《國事》作為第一家區別于以前朝廷邸報的報社開張了。首先便是介紹這七賢學說的文章，在提振華人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時，并逐漸掀起了研究和討論的風潮。
提倡加引導，繼承加批判，屬于本民族的、適合現在生活的思想體系才會慢慢形成。沒有思想，人云亦云，迷茫徬徨的民族是無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向外輻射自己的文化影響的。
其實，如果朱永興不是這么深謀遠慮，就按照之前的傳統，安穩地做一個封建帝王。憑他的功績，也是跑不了一個明君的名聲。試看清朝的歷史，從奴隸制到封建制重新走了一遍，靠著麻木和僵化民眾，不過是靠著氣候回暖，以及高產作物的普及，使得人口增長，不還是有什么“糠稀盛世”？
歷史往往是從一個頂峰墜入一個谷底，或從一個谷底升至頂峰，盛極而衰，亂而后治，便體現出這種辯證的思想和結果。滿清暴虐，卻依然能平穩下來，正是亂而后治的體現。飽受戰亂、饑餓、貧困所折磨的民眾，人心思定，對生存的需求超過了其他訴求。
而且，這個時候想安定人心，所花費的代價是最小的，只要當權者體現出這種意愿，并且給民眾生活以實際的改變，哪怕很微小，也會得到民眾的擁護。就象對一個乞丐來說，給他一個饅頭，他會認為是幸福的事情；而對一個富翁來說，山珍海味也未必讓他滿意。
但就因為朱永興看得遠，想得深，才不甘心在這時代發展的大潮中碌碌無為，甚至是落后于世界。還是那句話：這是最糟糕的時代，這是最美好的時代，只是看你如何去把握。
歷史的進程越來越偏離朱永興的記憶，這使得他對于軍事上的指揮開始逐漸放手。戰爭已經轉向了綜合國力的較量，這其實才是他擅長的領域。可以借助前瞻性的目光，制定并推行相應的政策，使國家恢復和重建的速度大大加快，將滿清遠遠地拋在身后。
碧綠的湖泊，湖邊有石舫。樹上有鳥巢，湖中有睡蓮和臟鴨子。一切都是那么寧靜，那么質樸、那么協調，那么美。美得讓人想融入其中。一種忍耐的韻味。一種大徹大悟的東方的哲理，一種內含的秀麗，一種懶洋洋的萬古不變的寧靜，令人玩昧，令人贊嘆，令人羨慕。
而朱永興正坐在湖邊的椅子上，靜靜望著這恬靜的景色。半晌，他輕輕抿起了嘴角，戰爭早晚會逝去，而常被認為是單調枯燥的東西。只有這安寧平靜的生活。才是人們想要的主題吧？
萬歲，陛下，圣上……嗯，名頭不少。卻并不讓朱永興感到多么得意。一個高高在上。幾乎是不會有朋友的孤獨者啊！
“方愛卿啊——”朱永興思慮已定。對方以智開口說道：“科學院呢，先以欽天監的名義成立起來，但研究項目還是先是先緊著民生方面。比如水利，比如良種，比如各種實用機械的改進，要見效快、周期短的項目。至于天文、物理，以及編譯綜合百科全書，還是等到天下安定后再說吧！”
明末清初，在哲學和科學兩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達到了相當高度的便要數桐城人士方以智了。他不僅飽讀詩書，且酷愛自然科學知識，好窮物理，曾謂“不肖以智，有窮理極物之僻”。借著西學東漸的風潮，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學傳世，一面又廣泛接觸傳教士，學習西學，可謂是一位難得的科學家。
政治制度的變革，朱永興很在意；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是一個強國不可或缺的方面。在到處都是之乎者也的文人中，方以智這樣一個獨特的存在，引起他的注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朱永興當然知道科技的投入是巨大的，而且不能急功近利。特別是基礎研究，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可理解，甚至是可笑的，就象要探究“綠草為什么會綠”一樣的荒謬。其實科學研究便是如此，所進行的或許有實用價值、或許沒有實用價值的研究，并非沒有什么意義。而正是由于好奇心永不滿足的實驗，對許多問題進行廢寢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或下幾代有可能出現技術上的奇跡。
沒有亨利卡文迪什和邁克爾法拉第，托馬斯愛迪生就不可能發明白熾燈泡。原子彈所以終能成為現實，是由于艾伯特愛因斯坦在幾十年前出版了一本晦澀難解的著作，提出了一個在當時完全無法實際應用的理論。
但現在正在為北伐而積蓄財力物力，要滿足各方面的經費需求，便有實際上的困難。只能是選擇重點，分清先后。
方以智博涉多通，自天文、輿地、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技勇之屬，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正因為如此，他對朱永興所提出的項目一下子還不能確定重點。
“微臣愚鈍，還請萬歲明示。”方以智躬身請教。
朱永興皺著眉頭想了想，然后展顏一笑，說道：“便從紡織機械的改進開始吧，若能提高效率，不僅能生產出更多的商品，還能解放出更多的人力。”
大多數觀點認為，工業革命發源于英格蘭中部地區。開始的標志是哈格里夫斯發明的珍妮紡紗機，而工業革命的標志則是瓦特改良蒸汽機。所以，朱永興所提出的從紡織作為突破口，并不是心血來潮，信口胡說。
方以智領命，但卻并未立即告退。他委婉地表述，想知道朱永興之前無意中所說的太陽是地球的一百倍，地球是月亮的四倍，到底是如何得知的？
如何得知？朱永興也說不上來，而且他說的也不是特別準確，一百零九倍反正是沒記住，反正這個誤差也不是很大。
朱永興不好作正面回答，便“王顧左右而言他”，敷衍著將這個天文迷打發走了。
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現代教育只能教出自己這樣的家伙。看似什么都懂一點，可深究起來，又是什么都不懂。朱永興望著方以智遠去的背影，很是有些汗顏。
汗顏了那么一會兒，朱永興又思索起緬甸方面的情況來。從歷史上看，緬甸對于永歷君臣的處置相當令人費解。
李定國和白文選，以及高文貴、吳子圣，都曾領軍入緬接駕。緬方與明軍刀兵相見，屢遭挫敗。但就是羈押著永歷君臣不放。而等到清廷索要永歷君臣時，緬王莽達又以“不義”之名加以拒絕。正因為如此，才招致了群臣的不滿，使其弟莽白能夠發動政變而上臺。之后，是新緬王莽白改變政策，交出永歷以求平安。
為什么會這樣呢？朱永興有些不明白緬王莽達的心理。對于接駕出緬，朱永興本著能不戰便不戰的原則，等到徹底擊敗滿清之后再算總賬。但對于緬方能否將王駕送出，他心中并無把握。
奇貨可居？在自己已經登基即位，中國已立新皇的情況下。永歷的這種作用大大降低。緬人應該清楚。而南明已經擁有半壁河山，復興之勢已成，緬人也沒有了在明清兩面觀望的理由，還會冒著開罪于南明實際統治者的風險。而困著永歷不放嗎？
海平穩。安謐。讓人覺得懶洋洋的。象是一匹與天空渾成一體，然而比天的藍更深、更亮也更純的綢緞。隱隱約約象是看到了綢緞的擺拂，看到了在筆直的水平線上下時隱時現、時聚時合的曲線。看到了曇花一現的生生滅滅的雪白浪花。
“皇明已中興矣？”觀望著這平靜的大海，朱之瑜的心情卻是激動難平，反復思索著，總是有些不敢相信。
若說朱之瑜，估計很多人不知道，可要說到朱舜水，那可是歷史上的名人。
永歷十五年（順治十八年，1661年）夏，鄭成功和張煌言會師北伐，收復瓜州，攻克鎮江，朱之瑜親歷行陣。至七月，鄭軍在南京城外被擊敗，轉而退駐福建沿海，朱之瑜大失所望，則再赴倭國乞兵募餉。
東渡日本后，朱之瑜起初未能獲準登岸，只得困守舟中。當時日本施行鎖國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學者安東守約經已在日定居的陳明德介紹，以手書向朱之瑜問學，執弟子禮，并為其奔波，終得倭國幕府批準，破四十年來日本幕府之國禁，讓他在長崎租屋居住。
之后，日本國副將軍（大將軍德川家綱之叔父）、水戶侯德川光國欲興庠序之教（庠序，舊稱，古代指地方學校），派儒臣小宅生順到長崎禮聘朱氏為國師，請朱到江戶（今東京）去講學。
乞兵籌餉之事不成，朱之瑜失望之余，又覺得“豈孔顏之獨在中華，而堯舜之不絕于異域”，便往來于江戶、水戶兩地，公開講學。并以故鄉“舜水”為號，意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國故土之情。
在倭國講學，朱之瑜頗受歡迎，德川光國亦親執弟子禮，竭誠盡敬。但消息卻有些閉塞，或許也是倭人有意隱瞞，他并不十分清楚國內的戰況。但朱之瑜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復的一天，為此，他滯日期間生活十分節儉，儲蓄了兩千馀金，希望有朝一日能作為恢復國家的經費。
等到明軍突然對薩摩藩動武，幫助琉球復國后，倭國幕府又收到了南明政府的通知文書，卻與薩摩藩的報告相互矛盾。為了搞清楚南明政府的真實意圖，便請出了朱之瑜，并派出了幕府使者，借新皇登基，前來試探南明對倭國的政策變化。
這個時候，朱之瑜才完全知道了故國的情形。雖然之前也有繼斷續續的消息，以及不太確定的事情，傳入他的耳中。可他萬萬沒想到大明的中興竟然是永歷棄國之后由西南絕地崛起，更沒有想到已經光復了半壁河山，且新君已立。
從朱之瑜的性格來看，他不喜仕途，專注于學問，在弘光朝時三召而不就任。之所以如此，也是他認為“世道日壞、國是日非，官為錢得，政以賄成”，自己不能為流俗所容。
從派系來看，朱之瑜應該屬于舟山魯王派，與張煌言等人交情深厚，與永歷政權卻沒有什么交集。而且，他對永歷政權的內訌和，是很厭惡的。
所以，光復故國是朱之瑜最大的心愿，至于皇帝是誰，反倒不是特別在意。雖然朱永興是遠藩宗室，但功績所在，中興所望，朱之瑜并不反感。只是覺得心中疑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遠系宗室，竟能建立如此功業，光復半壁河山，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明祚不絕，天降圣人！思來想去找不到答案的朱之瑜，只好作如此猜想。
“朱先生——”威遠將軍翁求多見見跟著朱之瑜的幾名倭國使者不在跟前，便邁步走了過來，試探著問道：“倭國幕府可會答應通商貿易？”
鄭經無奈去臺后，銅山之鄭軍人心惶惶，鎮守此地的威遠將軍翁求多遂率兵民六萬余人轉而投效朝廷。這是鄭軍投靠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一次，朱永興大悅，依舊原職任用，并將其編入海軍。之后，鄭軍大將黃廷在絕望之際也只得走上投靠之路，率家屬及官兵三萬余名歸屬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