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入深秋，窗外漢水邊黃葉滿天，白帆從河面上劃過，消失在一片雪白的蘆葦蕩里。
秋天是打仗的時候。糧食收了，農活閑下來了，北邊的草木枯萎。游牧民族秋高馬肥的時候，正好也是中原漢民糧草豐足的時候，經常要做過一場。今年又加上了廣南的儂智高，秋冬暑消，瘴氣漸退，正是大軍南下的好時機。杜中宵看著飄在江面上的落葉，想著一個月后自己該如何帶領大軍出征。
飲了一會酒，王安石道：“待曉，淮南并不是地廣人稀的地方，如果要營田，該如何做？”
杜中宵回過神來，道：“不管是哪里營田，其實相差不多。京西路最開始措置營田，是為了安置無事可做的營田廂軍，并不是為了開發地方，這一點與淮南不同。這一帶地廣人稀，營田務有人地閑地，地方風波不大。以衙門所在的棗陽縣為例，不過是因為營田務招人待遇強過地方，大戶人家的莊客全部離了主人進了營田務。營田務一開，鄉下財主全部經營不下去，只好賣地去做別的了。”
王安石道：“正如待曉所說。淮南路營田，各州又無土地又無人手，正不知從何處下手。”
杜中宵道：“只要不把營田務看成衙門，而當作種糧食的場務，就沒有那么難了。各處有燒磁的場務，有制酒的場務，為什么就不能有種田的農場呢？只要投錢下去，官府主持，難待種地的人吃喝收入還不如在大戶家里做莊客？如果不如，這種營田不做也罷！”
韓絳和王安石聽了，一起笑了起來。確實，如果官方主辦，農民待遇還不如地主家的莊客，何必搞什么營田務？淮南路那種地方，開營田務的目的，不就是一緩和地主對農民的壓迫，二讓官府掌握一部分穩定的糧食來源，可以作為常平倉的補充。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好處？糧食可以靠稅賦收集的。
杜中宵又道：“只要有了本錢，一是可以買地。選那些大塊田地，無水無路，地方不愿耕種的。營田務買來之后，修路開渠，改成良田。二是選無人耕種的閑田，一修路開渠，開墾出來。這兩樣俱可以讓地方作為徭役地方協助，以人力來代本錢。有了地，再招人就是。依京西路的經驗，吸引人來，一是要有營田務的公田，百姓在公田做活，要能分到四成到一半的糧食。為什么這個數目？因為莊客從主人家那里租種土地，也多是如此。有了這些糧食打底，營田務又有農具耕牛，就不怕沒有人來。再一個，一定記住讓各戶都有私田。數目不要太多，一戶成丁田女一到二畝就可以。有這些私田，他們可以種果樹菜園，種些雜糧，作為補充，換些現錢到手里。剩下的無非桑柞，最好各莊安排一些。這些要有，有了之后營田的婦人就有事做，足夠一家忙碌。這些做了，再在莊中留些閑田，營田務也就開起來了。”
杜中宵說的是官營農莊，也就是后世的國營中小農場，現在都已經有了模板，照做即可。官府營田有個好處，就是可以調整各農莊人均耕地在最經濟的規模，實現收入最大化。隨著農業發展水平不同，新式農具的普及，良種的出現，基礎設施的完善，人均耕地的最優數目是不斷變化的。目標不同，如追求糧食最高產量，這個數目是一個數字，追求最高經濟效益，又是另一個數字。如后世中美兩國，因為自然稟賦不同，國情不同，追求的效益最大化也不同。一個偏向最高產量，一個偏向最佳收益，人均耕種土地數字必然不同。以產量為導向，中國哪怕是工業化農莊，農民人均耕種的土地也會比追求收益的美國少得多得多。一提農業就比照美國大農場，是美國回來的經濟學家，加上大資本相結合的輿論導向而已。
王安石想了想，問道：“為何營田務土地，要買別人不愿種的田地，再去開荒地？直接買好種的熟田，其余一切如前面所議，不是好上許多？”
杜中宵道：“介甫，官不與民爭利，買熟田，就倒過來了。”
王安石道：“天下之利，不在官則在民。入于官，終究還是用到民身上，強似民間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杜中宵笑著搖了搖頭：“我們讀圣賢書，起圣賢之心，這樣想也不奇怪。太學李助教講平土，便就是要耕者有其田，把天下田土分到耕種的人手里。這樣想是好的，但能夠做到的？官不與民爭利，是說這利在民，而不是在幾個豪強大戶手里。現在天下人口不多，閑田所在都有，少的是人，不是地——”
韓絳道：“待曉如此說，也不全對。天下各地不同，有的地方是人少，有的地方是地少。”
杜中宵道：“總體上來說，出產糧食，現在是天下缺人而不缺地。人人皆知，要產糧食，最基本的是有地，其次是有人，第三要有農具、耕牛、水渠、道路、倉庫等等。糧食緊缺，價錢上去，這些東西的價錢就上去。營田務的根本目的有兩個，但不包括調節地價，那是官府營田所做不到的。”
王安石道：“不調節地價，那營田務的兩個目的是什么？”
“一是調整地方的人力價格，也就是客戶的收入。如果地方客戶收入過少，毫無疑問，他們應得的一些收入，是被占著土地的主戶拿去了。這個時候營田務招人，把多余的人力吸收進來，從而拉高本地種地的人力價錢，這是為民。開營田務的另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未來著想，開荒地。開荒地是要花錢的，不能配道路和水渠，不把土地平整起來，地就不是好地，強行去種，也產不出多少糧食。為什么很多地方有荒地？不是不適合種糧食，而是沒有配道路、水渠，沒有進行平整，我們可以把這些叫做基礎設施。有了這些基礎設施，荒地經過耕種才真正變成熟田。種地的百姓多是小農，做這些事不容易的，很多地只好閑在那里。實在沒有辦法了，才去開墾。又經過不知多少年月，多少代人一直去做，才算開墾出來。營田務買不好的田，開荒地，是用官府的力量，把這些基礎設施建起來。官府投這些錢比私人省得多，等到地方上發展起來后，營田務也可以把地賣給地方，就都是好田了。這叫做官府承擔開發成本，而由百姓得到好處。初始建的時候，只見糧食，建的基礎設施看不見好處，叫作看不見的資產。等到遇見難處，把這些土地讓給百姓，官府收錢應急的時候，叫做沉沒成本變現，跟常平倉備糧荒一個道理，這里備錢荒。”
王安石與韓絳對視一眼，對杜中宵道：“待曉想的，是否過多？”
杜中宵搖頭：“我在京西路營田，又提舉常平，不想不明行啊。想不明白，事情就不做不好。僥幸做好了，一遇變故便就化為烏有，終究一場空。”
這是中國聯產承包施行的故事，把集體資產分給農民，大量沉沒成本迅速變現，出現了持續數年之久的繁榮。對于政權來說，借由這樣的資產變現，可以撐過一場危機。在財富有盈余的時候，把盈余變成看不見的成本，必要時變現，本就是應對危機的一種辦法。
杜中宵的身份，早已經從營田變為了主管常平司，也從平抑糧食價格中走出來，不但是平抑市場貨物價格，同樣平抑資產價格。營田務的角色，由安置多余人力，變成了儲備資產。李參敏銳地感到了這一點，才在淮南路營田。不然那里人口密集，又沒有大量閑置勞動力，他做這些干什么？
王安石沉思良久，道：“若依適才所說，營田就不能買熟田，而只能買閑田開荒地，不然就沒有意思了。不過，民間富者愈富，貧者難以存活，終究還在，總不能視而不見。”
杜中宵道：“為政者當然不能裝作看不見，更不能聽之任之。不過靠營田務，處理不了此事，要靠其他的手段。談營田務，就只做到該做的事，不要把做不到的事情壓在上面，不然會兩頭落空。”
王安石道：“即使如此，人入了營田務，父生子，子生孫，人口總是會增加。縱然有閑田，也會有開完的一天。地有限，而人益增，又當如何？”
杜中宵道：“所以營田務的土地，是營田務所有，即使各戶的私田，也只是讓他們耕種，而免賦稅而已。這些土地是不許買賣的，除非營田務搬走或者解散，人在地在，而且是在營田務手里。到了人多地少的時候怎么辦？營田務官府所有，自然由官府組織去開新的土地，或者讓多出來的人去做其他事情。所以營田務的村莊，是有村社的，與常平司的商場連在一起。商場做得好了，就有更多的人進村社，去做種糧食之外的事。地方只要做得好了，總能找到個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