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悄然而逝，不知覺間，開寶二十二年中秋已然臨近了，又是一年佳節，東京城內各處，已然遍掛花燈彩帶，滿城都釋放著喜悅的氣息。
風波過后，便是平靜，隨著西北叛亂的平定，大漢就像闖過了一劫，逐漸安定下來，日子照過如常。但是，只有身處其間的人，方才明白，比起過去，士民們的生計已然有了深刻的變化。
最明顯的，自然是那逐步抬升的物價，當初的糧價風波，雖然在朝廷的打壓下控制住了，但是時有反復，在三十文上下波動。
朝廷為了有調整的余地，也未像過去那邊，固定糧價，定死一個指導價格。這也就導致，在過去的幾個月間，官府幾次向市面上放糧，也平抑制糧價。
抬升糧食價格，以惠及農民，是朝廷為了緩解農事矛盾，消解農民怨氣，鼓勵生產，是一道必須執行的政策。但是，若是城市糧價漲得太狠，導致失控了，也不是朝廷樂意看到的。
因而，如何控制其中的那個度，朝廷也是頗費心思，過去的半年多，也是時刻關注著，一旦有過頭，便立刻出手干預。
也就是朝廷過去積攢甚豐，有足夠資源可供調配，方才保證了一段平穩的過度期。然而，對于東京的士民而言，生活成本的提高是顯著的。
這漲價的，可不只是糧食，連帶著鹽茶、糖酒、醬醋、肉食、蔬菜，等一系列生活物價，都跟著上漲，造成的結果便是，城市百姓的生計開始艱難了，像東京這樣帝都，則更讓人體會到什么叫“居大不易”。
當然，東京作為帝都，基本的體面還是要維持的，社會要安定，市場要繁榮，同時，充沛豐富的各類資源供應，形成了規模效應，價格上漲一些，但比起此前斗米五六十文的時候，還不是那么難以接受。
何況，帝都的生活水平本就較高，各種機會也多，賺錢也更多，這才維持著一個基本平衡。但京城之外的城市，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東京、洛陽的米價在三十文，其余城市就升到三十五、四十、五十文，且城市越偏越小，交通越困難，物產越貧瘠，價格就越高。而對這些情況，朝廷不是不知道，但要做到徹底的控制，幾無可能。
說起來，還是過去，為了供養城市，對農民壓榨太狠，吸血太多，如今為了撥亂反正，緩解矛盾，又生出新的問題罷了。
僅東京城內外，常駐人口便達百萬，過去，劉皇帝也曾沉浸在這種壯觀之中，但繁榮的背后，也醞釀著危機，如此眾多的人口，想要供養，每日消耗的物資是海量的，這其中的代價顯然是不輕的。
而天下不只一個東京城，還有洛陽、太原、幽州、大名、江寧、杭州、成都等大小城市，而這些地方，與東京的本質，也是相同的。
大漢的城市，說到底，還是消費型城市，為了供應這些城市，吸取的，自然是全天下農民的血汗。沒有強大的生產力保證，沒有充足的物資供應，一切繁榮，也都只是假象。
過去的幾十年，天下從分裂到統一的過程中，社會層面上也發生了劇烈的變革，商業日趨繁榮，城鎮手工業空前發達，但這也是要建立在充沛的物資生產上的。
發展生產力，提高物資供應，也是最基本的事情。然而，恰恰是在這種根本的問題上，遇到了危機，不論商業有多繁榮，但大漢本質上仍舊是一個農業國家，全天下九成多的人都是農民，農事若不穩，帝國何以安。
從皇帝到官僚，往往只看得到城市的繁榮，卻總是忽略農民的貧苦，并且也習慣了向他們索取，當然用壓榨要更合適些。
而過去的這些年，城鎮士民，之所以能過得那般滋潤，也是建立在朝廷想方設法提供充足的價格低廉物資的基礎上。
此前，朝廷痛下決心，推動物價上漲，也是因為終于發覺了其中的問題，感受到了供養那么多城鎮居民的壓力，通過此法，施恩農民，緩解過去大造銅錢帶來的幣值問題，同時也有趕人的想法在里邊。
對于絕大多數在城鎮中討生活的平民而言，生活成本提高，生計艱難，待不下去，回農村便成了一條出路。
在朝廷的勉力維持下，轟轟烈烈的價格闖關，基本算是成功了，但是時間尚短，具體效果如何，還有待檢驗。
不過，有些問題，已然顯露出來了。就眼下看來，趕人的目的并未達成，以東京為例，生活成本的提高給絕大多數士民帶來的生計上的難題，但是，因此而逃離京城的人，卻是少之又少。
對于在城市中待久了的人，想要讓他們重回鄉里，從地里刨食，顯然也不那么容易。且不論如何，在城市中，機會更多，賺錢更多，也是不爭的事實。
至于物價的提高，也只是生活水平下降罷了，而城市的繁榮，也不是鄉野農間能夠比擬的，這種差距，也能讓許多人忍受城市中的貧苦。
而大漢百姓們的忍耐能力，從來都是驚人的，不只是農民，城市中的那些士民、商賈及手工業者，也是如此。
但是，生活的壓力，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問題，過去的幾個月間，各地城市的治安情況明顯下降了，犯罪活動明顯增多，就是東京城，也屢發惡性案件，開封府的差役判官們，都陷入了一片忙碌之中。
同時，此前太子劉旸巡視時察覺到的貧民坊問題，非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加劇了。開封府尹劉繼昌花了些力氣整治，但效果十分微弱，并且，隨著治安問題頻發，他的精力也被轉移了。
過去的幾個月，開封府受到的彈劾與責難，也增多了，劉繼昌一度壓力巨大的。所幸，由他倡議并實施的開封府“惠農新政”，終于推行開來。
這與朝廷目前重點關注的“三農”問題十分契合，而由開封府撥款，再加上東京“名流賢達”們踴躍捐資，足足籌集近三百萬貫錢，用以給開封府轄下諸縣的農民農業進行補助，同時修路、通渠、鋪橋、建水庫，也暫時分流了一批城市勞力。
有這項功績打底，朝廷中給劉繼昌站臺的人也就多了，從太子到政事堂的大佬們，對開封府的表現，都挺滿意，再加上劉繼昌的身份在那兒，他這個開封府尹的位置，坐的還算穩。
歷來，首善之區的主官都不好做，但劉繼昌自覺，他這個開封府尹，是歷任之中最難做的，遇到的問題也最多。幾十年發展積累下的矛盾，似乎都在他的任上，慢慢爆發出來了。
凡事矯枉忌諱過正，但在事實的處置上，往往都是過正的，因為只有過正了，效果才能顯著。在朝廷開始重視農業生產，關心農民問題，施政重心轉移到發展農業生產，緩解城市與農民供應需求矛盾之后，朝廷之中，又不可避免抬頭一種聲音。
有不少官員，陸續上奏，希望朝廷能打壓商業貿易，讓朝廷回到“重農抑商”的正道上來。對于這種因噎廢食，想開歷史倒車的行為，中樞自然是要打壓的。
無商不活的道理，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已然得到了充分驗證，而商稅的大筆進項，也足以堅定朝中權臣們的意志。
重農是根本的，但興商也是必要的，這也是基本國策。然而，里里外外的雜音，來自各方面不那么良好的情況，也讓朝廷紛擾不斷。
為此，在七月份，趙王劉昉攜平叛功將還朝，進行榆林平叛總結，做完定論之后，太子劉旸便召集群臣，就農與商的問題，進行了一場大討論，以此統一思想，堅定農商并重的基本國策。
治國就是這樣，矛盾不斷，問題叢生，往往是按下葫蘆浮起瓢。龐大的帝國，問題就更多了，但不論如何，大局還是在掌控中的，帝國的基本統治依舊是穩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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